定好闹钟⏰
商务君按：戴安娜·阿西尔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编辑之一”，曾是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普利策奖等文学大奖得主的编辑。76岁退休后，阿尔西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在职场手记《未经删节》中回望了自己的出版岁月。如此杰出的出版人，经历过哪些打工故事呢？原来热爱出版工作的她竟然也会如你我一般，对周末加班和开早会深恶痛绝。
戴安娜·阿西尔是20世纪伦敦首屈一指的独立出版公司——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创始董事，为老板安德烈工作。她的作者名单群星闪耀——诺奖得主V.S.奈保尔，普利策奖得主约翰·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女性主义文学先驱西蒙娜·波伏娃、简·里斯，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等，见证了半个世纪西方文坛风雨。因在出版行业的不朽贡献，阿西尔也被称为“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女编辑”。
《未经删节》是戴安娜·阿西尔的职场手记，是她退休后回望工作往事，写下的一份“文学圈的打工人实录”。漫漫人生长河中，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家族第一代“靠自己谋生”的女性，选择进入出版行业，又将遭遇哪些打工故事？
《未经删节》
作者：[英]戴安娜·阿西尔/著，曾嵘/译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浪 出品
第一代“靠自己搞事业”的女性
戴安娜·阿西尔是20世纪伦敦一位罕见的女编辑。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出版行业开始有大规模女性涌入，但大多数女性仍是在宣传部门工作，而非编辑部门。
阿西尔和同事在出版社楼下
与美国那位著名的“天才的编辑”——麦克斯韦·珀金斯不同，在20世纪中后期踏入出版业的阿西尔女士，无缘于黄金时期在老牌出版社创造传奇，她面对的，是二战过后、百废待兴的英国社会。另外，作为一名女性，她也很难获得大型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机会，只是因缘巧合，成为一家小型出版公司——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创始董事之一，展开了她在以男性为主的环境中小心周旋、既清贫又快乐的编辑生涯。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这样描述过他们的办公场所：“安德烈，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坐在一个大房间里，桌子宽敞得好像一个会议桌；而戴安娜——气场强大，自带威严且绝不娇小——却被塞在一个类似扫帚间的地方。在那个年代，图书的世界也是如此。”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2000年获布克奖时感谢了她的第一位英国编辑——戴安娜·阿西尔
对于这段长达50多年的工作生涯的展开，阿西尔自己是这么讲述的：
故事开始于我父亲告诉我：“你必须自己谋生。”这话从我童年时期，也就是从1917年开始，他就经常在说，但他这么说，暗示着谋生这件事并不很自然。我不记得自己曾对这个想法感到不满，但确实有点令人担忧。这是因为我外曾祖父，一位约克郡的自耕农兽医，当年赚了一笔大钱，但也可能是娶了个有钱老婆，然后在诺福克买了一幢带有1000英亩土地的漂亮房子。
在我们这一代孩子们看来，这里仿佛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正是因为这个地方，一直让我觉得自己属于母亲这边的家人。我父亲那边则基本没赚到钱，光亏钱，所以没能拥有让我们得以扎根的土地。他们在17世纪从诺福克出发去安提瓜搞甘蔗种植园，干得倒还不错，但最后生意失败，积蓄也花完了。所以到了我那个时代，阿西尔几代男人们已经将自己谋生视为理所当然。
但即便他们有着更为脚踏实地的一面，将这一法则施用于女儿身上，我也还算是第一代。女儿们如果结婚，当然用不着自己去谋生，可是——当然这话他从没说过——这个时代的婚姻取决于没有嫁妆加持的“爱情”，所以结婚已经不再是绝对靠得住的谋生手段。直到最近，步入晚年的我开始思考自己在出版业的职业生涯时，才意识到我的家庭背景所起到的很多决定性影响。
阿西尔在多伊奇出版社担任执行董事的这些年，收入并不高，她敏锐地注意到了男女没有同工同酬的问题，并进行了反思：
出版业都由许多收入微薄的女性和一些收入更高的男性经营着，女性当然能意识到这种不平衡，但她们似乎认为这理所当然。……我想部分原因一定在于后天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
当然，人总是可以辞职不干的。我本来也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但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被洗了脑的女性虚荣心和缺乏自信相结合的结果，让我接受了这些我当时就知道的不公正对待，而那些我所钦佩的女性们，却已经开始积极面对了。
精确、清晰和沉着，是阿西尔观察世界的方式。她终生未婚，也坦诚自己“非同寻常地缺少母性本能”，这阴差阳错地刚好促成了这位20世纪难得的优秀女编辑的诞生。
一个“文学圈中的打工人”
虽然身为创始董事，但阿西尔依然是为老板安德烈工作，她给自己的定位是“编辑”，而非“出版商”，因此，阿西尔在公司的身份更像一个“打工人”，以这种角度，她讲出了很多编辑们的观察与心声：
出版是门复杂的生意，涉及买、卖、制作或让别人制作。它买卖的是人们想象力的产物，这是书籍的原材料，还有各种法定权益。它制作的产品各不相同。
因此，出版商必须能理解和控制复杂的财务和技术结构；必须是聪明的谈判者，善于讨价还价；必须有一种精明的本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大方花钱，什么时候该锱铢必较；必须能有效地管理或找人管理人满为患的办公室；最重要的是，必须能兜售出自己那些各式各样的产品。
但我正好相反，我只会花钱，讨厌责任感，讨厌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向任何人兜售任何东西。我不是个傻瓜，很清楚我不能也不想掌握的这些方面非常重要，甚至也对这些方面了解不少。
尽管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愧疚，但不得不承认，我唯一真正身心均想沉浸其间的，只有对书籍的选择和编辑。这当然是出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如果没有其余的环节，它就一文不值。所以我并不是出版商，我只是个编辑。但即使作为编辑，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完全不能接受下班后工作，这充分暴露了我的“业余”本性。比如开早餐会以及周末把工作带回家，这两件被许多人视为热爱工作的必要证据的事，这两件让那位“天生的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沉迷的事，我却深恶痛绝。
在工作中结识的人极少能进入我的私人生活，当然这也因为办公室和我家相距甚远，而家是比办公室重要得多的地方。虽然我为自己在工作里的局限性感到羞愧，但我并不以将私人生活看得比工作重要而感到羞耻，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该这样。
尽管如此，编辑工作确实扩大和延展了我的生活，对此我深怀感激。它让我每天有事可干，能赚来足够的钱维持生活，它几乎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它也不断验证了关于出版业的一句老生常谈：你一定会遇到非常有趣的人。
作为“编辑”的高光时刻
在阿西尔看来，所有工作中最吸引人的那类，便是与基塔·瑟伦利于1974年合作出版《进入黑暗》这样的工作。
基塔是奥地利的调查记者，她去监狱采访了纳粹战犯、臭名昭著的特雷布林卡灭绝集中营的指挥官——弗朗茨·保罗·施坦格尔，深入研究了他是如何一步步被邪恶侵蚀掉人性，彻底堕为一个杀人机器的。
稿件还在初创时，基塔已接触过不少出版商，但都遭到了拒绝，直到遇到了二战期间在BBC海外部工作过的阿西尔，她将书稿带回家阅读，随后被深深震撼：
我从来没有读到过像那天晚上那样让我震惊的东西。看了在盟军到达贝尔森集中营后拍摄的纪实画面，我本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了那些恶行的性质，但其实差得远呢。
通过希特勒“安乐死计划”执行人的这堆惊人材料，我探索着这位普通、高效、雄心勃勃、害怕妻子的奥地利警察的人生过往，还有除了乌克兰人外，所有在灭绝营为他工作的其他人的经历，一切都非常有吸引力，同时也令人恐惧，因为我知道最终会走向哪里……随后便走到了。有声音开始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我记得我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仿佛想要逃离那纸堆里的一切，那天晚上我彻夜无眠。
在那种情境下，我做出了一个编辑决定：在这本书里，绝不或尽量少用形容词，诸如“恐怖”“残暴”“悲惨”“吓人”等字眼，与事实相比，这些词就像扔进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的纸片一样单薄。
我已经忘了我们到底为此花了多长工作时间，大约有好几个月吧。通常都在我的公寓里工作，为了这本书，我不得不经常连续几天离开办公室，而基塔则必须经常回到自己的打字机处去新增说明或扩展。
我们不时陷入困境，因为经常会出现一份材料，本身很吸引人，但似乎放在哪里都不适合。“天哪，我们只好牺牲掉”，我会这么说，然后，又过了一会儿，整本书似乎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然后，啊哈！之前有问题的材料被放了进来，完全合适。这类事几乎以不可思议的规律不断重复。
我对其进行编辑工作，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主题完全吸引了我。
直到现在，我仍然经常思考，那个毫不起眼的人是如何因为一连串是非选择而成了怪物，他的一些早期选择非常微不足道，他尊重的人里没有一个支持他选择正确的道路，而他尊敬的另外一些人，譬如高级官员、牧师、医生（他对“值得尊敬”的看法非常传统），则将错误的事情当作正确的来做，最典型的当然是“元首”。
施坦格尔内心缺乏强大的中心，这很可能是被其沉闷枯燥的童年所剥夺的，所以他成了政权的产物。其他内心缺乏强大中心的人未必拥有和他一样的内在特性（这特性也许是缺乏想象力与野心的结合），或者只是程度的差异，但这一特性对那些选择他来干这项令人震惊的工作的人来说，一定非常显而易见。可以肯定的是，是环境而不是基因让他成为这个样子。
变老带来的一件好事，是可以不再那么在意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尽管大家都信奉不该自我吹嘘，但我仍然要引用基塔感谢我帮助的话语，因为这些话确实让我非常开心：“戴安娜·阿西尔编辑了《进入黑暗》。她将温暖、智慧、文字的流畅，以及我几乎无权期望的高质量投入，给予了这本书，给予了我。她最终成为我的朋友，对此我心怀感激。”当然我们两不相欠，因为我从始至终都很感激我的朋友基塔允许我参与其中。
这本书完成后不久，基塔就病了，是癌症，但谢天谢地，发现的时候还是早期，可以根除。我知道没有任何证据，但我一直坚信这是她怀着勇气紧紧追随那个男人进入他可怕的暗夜，承受一切压力的后果。
好作家并不完美，他们只是可以在写作中战胜自己的局限
编辑和作者的关系，阿西尔原本抱着“佛系”的态度，认为“双方都没有义务努力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当然，“如果真的由此开出了喜欢的花朵，也是一种自然的发展。”
作者普遍有种心理：“无论他们的书挣了多少钱，都应该完完全全属于自己。”而无论编辑为书稿奉献出多少，也不应该有任何期待：“编辑永远不要期待感谢（偶尔收到时，应该将其视为意外的收获）。必须永远记住，我们只是‘助产士’，如果想要听赞美，就得自己去生孩子。”
有的作者依赖编辑，就像依赖自己的父母，这时候阿西尔不得不扮演保姆的角色，简·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可以说是她哄出来的。她从人海深处把里斯打捞出来，给予里斯极大的理解和同情。
简·里斯访谈，截自纪录片《英国小说家们的自述》（In Their Own Words-British Novelists）
阿西尔鼓励她写下去，在生活、精神乃至法律上援助她，那是扔给了她一个救生圈，让衰老、脆弱的她有一丝力气“迎着艰难的命运”，游出酗酒、孤僻、贫穷、偏执、不切实际和精神崩溃的苦海，只是因为，里斯的确具有极迷人的写作才华：“简写得好的时候，比日常生活中的自己要透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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