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颜知己冯季玲的跋扈

李国庭在企业管理上是把好手，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李国庭爱江山也爱美人，这在张家口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张家口卷烟厂原副厂长冯季玲就是李国庭的“红颜知己”。

冯季玲有个不幸的童年。她的父母在解放前夕跟随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把刚刚出生的女儿交给叔叔抚养。而叔叔把她卖给了张家口一个菜贩。养父母对她还不错，供她上学，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老师。1991年，旅居美国的母亲历尽周折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曾到张家口来看过她。

冯季玲比李国庭小20多岁。她原来是烟厂的一名普通女工，李国庭就任厂长后不久就注意到了她。那时冯季玲30多岁，颇有姿色，聪明乖巧，给李国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取悦冯季玲，李国庭把在车间当工人的冯季玲调到财务处，还送她到廊坊经济工业管理学校进修。李国庭每个月坐专车去看她。虽然厂内厂外有些风言风语，但她那当教师的丈夫敢怒不敢言。后来，她丈夫得癌症去世，李国庭与冯季玲就更加亲密了，厂里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却不敢在背后议论。

冯季玲进修毕业后，李国庭将她火箭式提拔——先任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兼审计处长，后又调任财务处长，仍兼审计处长，后又提为副厂长兼财务处长。

当时，冯季玲在干部中的年纪最小，资历最低，但她仗着有李国庭这个靠山撑腰，在厂子里嚣张跋扈，厂里的员工敢怒不敢言。冯季玲喜欢宠物，李国庭送给她两条大狼狗，冯季玲把狗养在自家的房子门口，每天还派员工蒸馒头，煮肉喂狗吃。当年工厂里很多职工都吃不到肉，这两条大狼狗的生活居然比厂里一些员工还要好。

对李国庭对自己的精心栽培，冯季玲心里很清楚，靠女人的姿色并不能长久吸引这个男人，要使男人不离开自己，必须使自己赢得他的信任，成为这个男人的可靠助手，而她做到了。

原来的老财务处长按财会制度办事，李国庭许多白条处理不了，冯季玲上任后，对李国庭言听计从，李有多少白条和违纪开支，她都能处理得天衣无缝，在账面上根本看不出来其中关窍。李国庭就放心地把这摊子就全交给冯季玲，李国庭只要遥控指挥就行了。

共同的欲望和利益使两人在政治、经济和感情上紧密结合在一起。有这样“聪明”的女人做自己的大管家，李国庭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干更大的事儿。此后，李国庭亲自出马，向组织部门推荐对冯季玲委以要职。1990年2月，冯季玲出任卷烟厂副厂长，主管财务工作。四年后，她又升任党委委员，进入了烟厂核心决策层。从那时起，张家口卷烟厂实际上就被李国庭和冯季玲两人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而冯季玲是个颇有心计的女人，在为李国庭效力的同时，她也不失时机地为自家的金库悄悄敛财。1993年，她让阎满常在北京某银行的分理处为自己设立了一个账户，用于存放和倒出烟厂的公款。同年8月，她通过厂财务处超产烟账外账户，借给张家口市某行政机关1000万元。之后，冯季玲以交税务局周转金的名义，从财务上支出700万元，后指使厂有关财会人员将财务账作平。至于从超产烟账户上支出的300万元，由于无往来账目的原始计账凭证，为她日后侵吞打下了伏笔。事隔不久，该行政机关归还这笔借款时，冯季玲将500万元打回了烟厂，另500万元则汇入了她的个人账户。

截至案发前，冯季玲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分管财务的职务便利，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段，共往北京自己的账户上汇入公款2981万元，侵吞公款总额远远超过了李国庭。

1998年2月，冯季玲得知有关部门即将对自己的问题进行立案审查时，携巨款仓惶逃往国外。追捕原副厂长冯季玲遇到了更大的障碍。冯季玲已于1998年2月移居美国。她是伙同李国庭涉嫌犯罪的重要人物之一。

3

烟贩阎满常的发迹

阎满常也在被追捕的名单上。也就是冯季玲让其设个人账户的烟贩。

阎满常是河北省任丘县人，农民出身。虽然仅读过两年小学，但头脑灵活，又肯吃苦。他干过镶牙，贩过皮货，卖过瓜菜。1980年阎满常闯荡到北京，在大兴县开了个糖酒店，找了个当地姑娘结婚，共同创业。1989年他迁居到北京延庆县，开始做烟的生意，跟张家口烟厂挂上钩后，一下子打开了他的财源。

1991年，阎满常认识了张家口烟厂厂长李国庭。他以农民的老实听话、商人的精明干练博得了李国庭的赏识，在一个春节来临之前，李国庭对烟厂销售处长说，给他一些超产烟和外省烟吧。

但李国庭也开了条件，过元旦春节要给烟厂职工搞些福利。他开了张单子：每人100斤大米，50斤白面，牛肉猪肉、鱼各10斤，每人一箱苹果，两桶油，再给食堂搞些鸡鱼。阎满常懂了，立马在北京丰台买了5万斤猪肉、5万斤牛肉，在河北滦县买了5万斤鱼，在天津芦台农场买了60万斤大米，在北京面粉五厂买了25万斤白面，在某省驻北京办事处买了10万斤食用油，共花227万元。

这本账阎满常并不亏，还大大赚了。这次共批给阎满常2400大箱卷烟，除了张家口烟厂生产的大境门、山海关、北戴河之外，还有非常好销、利大的外省烟，如玉溪、红塔山、阿诗玛等，这些烟他就地批发给了北京、天津和廊坊等地的烟贩子，共赚370万元，除去给烟厂搞福利花的钱，还剩143万元。

从此，张家口烟厂的烟成千上成百箱地批给阎满常，每次阎满常都能赚几百万元，他开始发达起来。他在北京市区买了三套房，与第一任妻子离了婚，将这三套房给了前妻。又为新妻买了两套房子，后来又与第二任妻子离了婚，娶了比他小十几岁的第三任妻子，也为她买了两套房。

两位前妻名义上与阎满常离了婚，实际上离婚不离门，仍与阎保持关系。有一年，乡人看到阎满常领着“三个老婆”回家过年。他在北京总共买了30套住房，其中包括单元楼、独体楼和六套别墅。

阎满常是依靠李国庭才致富的。给阎满常批烟都是李国庭亲自安排。应阎满常的要求，李国庭违反国家烟草专卖法的规定，利用其职权，借用河北省任丘市烟草公司、大城县烟草公司、北京市昌平烟草公司的名义，从张家口烟草公司批给阎满常“中华”、“红塔山”、“石林”等紧俏名牌香烟总价值达1。7亿元。阎满常转手倒卖后，获取利润4000余万元。

面对暴发户阎满常，李国庭内心极度失衡，他要为自己的付出索取回报。1997年3月的一天，李国庭把阎满常叫到烟厂北京办事处，向阎发起了牢骚，说上边决定让他退下来了。这么多年来，他对厂子做出了巨大贡献，顾家很少，索取很少，现在工厂固定资产有若干亿，可自己除了少得可怜的点工资，什么也没有。

阎满常明白了，李厂长是要向他要钱了。尽管他不太情愿，但他不敢冒得罪这位“财神”的风险，但只是一送钱，性质就变了，算是行贿，查出来就是犯罪。他有点害怕，便对李国庭说:“您退下来以后，我一定照顾您，让您不闲着，您可以帮我搞期货贸易，我给您实行年薪制。”但李国庭等不了，不久他便呼阎回电话:“你给我准备15万美元，过两天我到你家去取。”阎满常答应了，他用100多万人民币换了15万美元。

三天之后。一辆奔驰250轿车停靠在北京市方庄小区芳古园1区附近。李国庭从车上走下来，让司机把车子开走停到国家烟草专卖总局宿舍停车场，他独自一人向目标——阎满常家走去。

15万美元仅是一个序曲，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国庭又先后四次向阎满常索要美金22万元、人民币195万余元。事后，李国庭将索取的37万美金交给其老婆存了起来，将100万元人民币放在深圳某投资公司的情妇朱婷处，让其代为保管。

阎满常不仅与李国庭有经济关系，冯季玲还曾把烟厂的2900万元资金倒账汇往阎满常设立的账户，使阎满常用烟厂的钱倒卖烟厂的烟，非法获利，然后她与李国庭从中索贿受贿。

专案组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阎满常立案，半年来几次赴北京青岛、天津、张家口等地布控抓捕，但都扑了空。1999年元旦得到信息，阎满常要回“三姨太”家，刑警们便把位于北京市大兴县金星乡的某栋楼房监视起来，连续七天蹲坑守候，终于在1月7日将其抓获。

到这个时候，阎满常还心存侥幸，他在押解途中对六名刑警说:“你们放了我，我给你们每人一辆桑塔纳2000，马上兑现。”

4

寡妇夏萍的痴情

阎满常落网了，李国庭却还没有任何线索。他很狡猾，隐匿之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石家庄，跟省委、省政府在一条街上。他很懂得“灯下黑”的道理，人们确实没有把搜查的半径缩得这么小。当专案组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李国庭已经从石家庄消失了。

追捕一度失去线索。李国庭没有与家人、亲属和专案组所掌握的任何关系人发生联系。但是他要隐藏，又不可能没有别人的帮助。这个人是谁呢？

后来，专案组通过李国庭的司机张某寻根溯源找到了知情人苗英。苗英表面上很镇静，问找他有什么事。反贪局也很沉得住气，说我们为什么找你，你心里最清楚，回去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跟我们讲。到了晚上11点，苗英憋不住了，主动要求把事情说。

苗英是在酒席桌上认识李国庭的。李国庭退休后住在河北宾馆贵宾楼，苗英曾陪他聊天和逛商店，然后又陪着到北京看病。经仔细观察，李国庭认为苗英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曾抱着他大哭过一场，说自己很寂寞。苗表示会照顾李国庭。李国庭许诺，让他给烟厂职工买羽绒被摘福利，保证能赚8万元。后来，李国庭就住在了苗英在石家庄的办事处，并由李国庭出钱，在办事处安了空调，铺了地毯，配了饮水机。在追捕李国庭风声最紧的时候，他却在办事处里过着悠闲的日子。

秋天到了，李国庭想换一个地方了。他觉得总在一个地方住终归不安全。苗英给他找到了某城市的夏萍。夏萍是一个中年寡妇，听说要来住个男人，开始表示不同意，苗解释说，是一个老人，都70多岁了，夏萍这才同意。

李国庭住到夏萍家后，没敢说自己是逃避审查的人，只说自己退休了，老伴和孩子都在国外,国内就他一个人，没人照顾，住到这儿来是图个清静，治治病。住在夏萍家，李国庭的表现非常好。早晨夏萍还没起床，李国庭就把早饭做好了，还为她煮上一杯鲜牛奶。夏萍上班后,他戴上假发花了装，上街去买菜。李国庭懂营养学，会烹调，饭菜做得非常丰盛，还常常花样翻新，饭后，李国庭还不忘给夏萍榨上一杯鲜果汁。夏萍过生日那天，李国庭给她买了一件高级皮大衣。随着感情的加深，李国庭让她看了有关部门对他的审计报告，他说我就是生产和销售超产烟的错误，但我做出的贡献有多大啊！我不认为自己犯罪。

夏萍对他深表理解和同情。住了两个月，两人互有了好感，有一天李国庭感冒发烧，却坚持要离开夏萍家，说不能死在家里，连累她。夏萍不同意李国庭离开，两人便抱在一起，从此过起了同居生活。李国庭答应介绍夏萍的儿子出国留学读研究生，还许愿给夏萍调动一个理想的工作。如果不想工作，就退下来跟他一起经商，赚个一二百万没有问题。

李国庭在潜逃期间居然过着如此滋润的生活。

苗英一直与夏萍和李国庭保持着联系，当单位叫他回去，他敏感地意识到，问题可能暴露了，便在途中给夏萍打了一个电话，说我不去你那儿了，我回单位开会，请多保重。当时李国庭就在夏萍旁边，连连打手势，示意不要暴露自己。李国庭闻风而动，再次潜逃了。

夏萍被省纪委“双规”，但她一开始不交待任何问题。省纪委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后，夏萍终于被说服了，交待了自己与李国庭的关系，并说出了他的藏身之地。办案人员临行前，夏萍把一塑料袋药品交给他们，说这是老李常吃的药，走得匆忙，忘记带了，请替我转交给他。这女人对李国庭很痴情，李国庭被捕后，她还写长信表达自己的感情。

5

李国庭的狡猾

1999年3月18日凌晨3时，专案组在天津市郊抓获了李国庭。

但查账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原来，退体前后和在逃期间，李国庭在曾对有关人员交待，将济犯罪的账目一律销毁。冯季玲出逃前为隐瞒销售超产烟事实，曾两次组织大规模篡改、销毁超产烟生产台账，有时竟强行从财务人员手中要走账目和票据进行“处理”。另外，李国庭、冯季玲操纵的超产烟销售主要是同阎满常等个体商贩打交道，根本没有销售账目，所立账户也多达几十个，违纪资金像“走马灯”似的在这地账户中周转，并与其他资金混在一起，难以区分。



李国庭被捕

而且李国庭自恃有深厚的关系网保护，他相信虽然被立案审查，但是凭多年经营的关系网和强大的后台，他可以度过艰险，转危为安。所以，拒不交待问题。在监所里，他跟在押人员的关系搞得很好，给他们讲述自己的“光辉历史”，教一些人学习外语，很快就使周围的人都围着他转。他企图用这种放松和平静来对抗审查。专案组经常接到一些为李国庭说情的电话，有的直言不讳，要求他“手下留情”,有的则说得比较委婉，但话的分量更重。

河北省纪委引导他主动交待问题，李国庭竟然说：“我就给你们说一句话，我的羁押期11月份就到了，到时候你们就得无罪释放我。”

面对巨大压力,专案组没有对李国庭盲目加压审讯，而是派出精干人员加紧外围取证。同时加紧了对烟贩子阎满常的审讯。

阎满常虽然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但十分精明。他声称:“如果我给别人送过一分钱，你们可以马上枪毙我。”在专案组已经掌握他有30套住宅的情况下，他却只交待有十几套住宅，还说，“如果还有其他房产，马上可以治我死罪。”

阎满常有侥幸心理：只要查不出他向李国庭行贿，他就是个合法的民营企业者。他经常宣称:“我为发展河北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我有超常智慧和经营头脑，如果放我出去，我把所有财产全部捐给国家，我再重新起步，保证还能很快赚它几千万！”

抓捕阎时，办案人员从他的小汽车中搜出了一些现金、存折、几把钥匙和一张半截卡。询问阎满常这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是在某个证券公司门口拣来给孩子玩的。办案人员觉得可疑，拿着这张半截卡到北京找有关部门咨询。几经周折，查明此卡为租用工行北京宣武支行保险柜的卡，户主是阎满常。取得这一有力证据后，再次审问阎满常，在他仍然拒不交待装糊涂的时候，办案人员突然发问:“工行北京宣武区支行的保险柜是怎么回事?”阎满常大惊失色，双脚颤抖，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被突破了，只得交待在工行宣武区支行存着一些钱，并交出了保险柜的钥匙。

专案组派人押阎满常到北京宣武区支行取保险柜里的东西，内有大额存单11张、活期存折25个和七万多美元现金，共计折合1000万元人民币。与此同时还在保险柜里发现了其他一些犯罪证据。在证据面前，阎满常不得不交待向李国庭和冯季玲行贿的问题。

专案组运用“倒查法”复原账目，他们调取了省烟草公司1998年对张家口烟厂的审计卷宗、张家口烟厂1991年以来的生产台账及相关资料、在银行设立的四个相关账户的全部凭证及传票，查询了以前的烟厂和烟草公司财务、销售、仓库主管人员，结合从阎满常住宅搜出的销烟票据，将张家口烟厂超产烟生产、销售账进行复原，而后将调查结果与张家口烟厂现在的负责人、超产烟生产期间的计划、生产、销售、财务主管人员一起进行了逐年、逐笔的认真核对。

经过半年多的细致查证，终于重现了阎满常等人非法销售卷烟的数量和资金走向,认定张家口烟厂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超计划生产销售卷烟收入为4.6亿元，认定阎满常非法获利1.5亿元。

在铁的证据面前，阎满常交待了将非法获利的一部分钱兑换成1200万美元到工商银行炒汇的问题。

6

女儿的深圳房产

李国庭的女儿是另一条线索。

1999年6月，省反贪局调查得知李国庭的女儿在深圳，烟厂的一些业务客户也有在深圳、广州，专案组把追捕重点放在了广州、深圳、珠海一带，组织力量奔赴这些地方。

专案组千方百计找到了李国庭的女儿，一打听李国庭已经半年多没来过了，其他情况他女儿一概不知。看来李国庭很狡猾，事发后没有与任何人保持联系，且一点信息也不透露，他深知任何细节上的疏忽大意都会毁了他的隐藏大计。

李国庭的女儿李丽在深圳金地花园小区买了两套房。这两套房约需人民币100多万元，而李丽夫妇工资和其他收入加在一起也不可能在几年时间里积攒这么多钱，并且他们去全款付清，没有进行购房贷款。李丽开始不承认，说是贷款炒股赚的钱，但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在办案人员所掌握的事实面前，她不能说清购房款的合法来源。

最后李立交待，购房款全是李国庭给的。1997年8月，父亲李国庭和母亲来深圳看她，父亲在她家坐了一会儿就走了。父亲走后，母亲拿出一个纸包说:“这是你爸做生意赚的钱，你把这钱以你弟弟的名义存起来吧！”纸包中是10万美元。1998年3月，父母到深圳过春节，李国庭亲手交给李立25万美元，后来又几次送现金和汇款共110万元人民币。李丽的丈夫和李国庭妻子也交代了这笔款项来历。

李国庭本来什么也不承认，但看到出示的购房证、存款单等物证和女儿、妻子和女婿的证词之后，不得不承认了购房款和其他存款都是他提供的，而这些钱款是由阎满常等个体烟贩提供的，这就等于承认了受贿300万元人民币的问题。

李国庭以为，300万元的问题已经可以使专案组满意了，他以为自己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网，这时候应该发挥作用了。专案组分析了李国庭的心理状态，认为必须打消他的幻想和侥幸心理，使他看到从上到下对查处他这个案件的决心。为此，对李国庭进行了异地关押，严加看管。

李国庭感到了孤独，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关系网的威力还没有渗透到看守所来，起码是没有让他得到具体的实惠。而专案组此时采取了“侦审并重,攻心为上”的策略。他们一方面注意做李国庭的思想转化工作，一方面抓紧外围取证，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时候不轻易提审。

7

香港的红颜知己

外围取证另一条线索也是李国庭的一位红颜知己。

李国庭曾以烟厂的名义借款给河北宾馆买小汽车，而这笔款是让阎满常出的。他就催河北宾馆还钱，而且谎称要付货款，让河北宾馆把60万元汇到天津锦华公司，这是他弟弟李国泉办的私人公司。之后又让锦华公司把这笔款加20万元共80万元汇给韩某办的北京信智公司，接着又让韩某凑80万，共160万元汇往深圳某公司。

很快张家口烟厂食堂就给韩某寄去80万元，还上了这笔账，烟厂食堂为什么能有这笔多余的钱呢？因为阎满常等烟贩子给烟厂搞鸡鱼肉蛋油面粉大米时，根本不要钱，但食堂象征性地收职工一点钱，这样每年积攒起来，就有了一大宗账外款。

李国庭退休前曾与副厂长冯季玲商量，要想办法捞一笔钱，准退下来以后花用。烟厂食堂就是最好的一个渠道，从烟厂食堂要走80万元还不算完，李国庭又把阎满常为烟厂万桶元宝油的发票连续报销了两次，凑成100万元，通过信智公司汇给了深圳某公司。当办案人员掌握了这些人证物证之后，再向李国庭讯问时，他没有全部承认，只承认了部分事实，特别是他绝不承认这些款是他据为己有了，而是说寄出去另有用处，是烟厂的业务往来，关键是必须找到深圳某公司的董事长朱婷。但是，她不在境内，找朱婷有一定的难度。

其实，朱婷就是李国庭的另一位红颜知己。

朱婷曾于1990年去澳大利亚一所商学院边学习边打工，获得澳大利亚和香港的永久居留权。毕业后她在电脑绣花厂当职员，1992年，朱婷跟随老板到香港与内地做生意。

1992年年底，李国庭到香港和一家公司洽谈业务，这家公司派出的公关小姐正是年轻貌美的朱婷。李国庭对气质高雅、办事爽快的朱婷印象极好。第二次李国庭到香港时，朱婷的老板让朱婷负责陪同李国庭在港期间的吃住行玩。朱婷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她陪着李国庭到很远的地方去吃他最喜欢吃的面条，去喝泰国茶。通过这次接待，两人的关系便非常密切了。

李国庭回内地以后，还牵挂着朱婷，经常给她打电话，在一次闲聊中，他得知朱婷每月收入只有8000元时，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提出建议，“如果你不介意，在深圳办个公司，生意上我帮你。”朱婷当即应允，就这样她在李国庭的帮助下在深圳开办了一家投资公司。

为帮助朱婷的公司打开局面，李国庭安排他人和她做生意，并特意嘱咐一定要让朱婷赚到钱。有了李国庭的精心安排，朱婷的生意一帆风顺，很快由一个香港打工妹变成拥有巨资的富婆。

但在和朱婷做生意中，李国庭也留了一手，他和朱婷曾做了BOPP透明纸、太阳纸烟盒和钻石纸烟盒三笔生意，这三笔生意的货款共465万元，但李国庭却迟迟不给她汇过来。原来李国庭有自己的打算，朱婷对他是一个大有用处的人，因为朱婷是境外商人，向她这里转移资金比较安全。他先以恩惠把朱婷笼络住，再向她这里转移资金，她必须绝对信任李国庭，之所以借口烟厂资金紧张，还说把发票丢了，迟迟不给朱婷寄货款，是想给朱婷造成一些经济上的困难，然后自己再把个人索贿的钱给她寄过去，让她当周转金使用。当然寄那些受贿款的时候，要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声：“这是我帮你拆借来的钱。”果然这些钱没有一笔是以李国庭的名义汇过来的，全是其他公司的账号。

但是好景不长，朱婷被缉拿之后，主动交待了与李国庭的经济关系，最后声明她不知道李国庭寄给她的钱是受贿款，并把全部赃款如数上交。在朱婷这个重要人证和大量的有关书证面前，李国庭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2001年8月29日，石家庄市中院进行公开审理。被告席上，75岁的李国庭头发全白，早已没有了昔日“烟草大王”的神气，显得格外苍老。他在庭审最后陈述时谈到其犯罪的根源，沉痛地说：“骄傲自满，冲昏了自己的头脑，临近退休，忘记了自己入党时候的宣誓，世界观的变化，是我犯错误的最主要根源。在敛财的过程中，我由一个国有企业共产党员的世界观，转变成为一些金融寡头的世界观。我在任职期间，千百万在我眼里无所谓的。那时就觉得几百万是小数，失掉了警觉，认为损失几百万，一千万，动不了烟厂几根毫毛。现在看来，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罪过是很大的，我贪污的数额也是很大的。”

2003年3月11日，李国庭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冯季玲至今潜逃国外。

（文内夏萍、李丽、朱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