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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早期的任正非，总会给人一种莫名的信任感，但凡见过他的人，几乎都被征服。
1米8的个头，微微络腮胡，头发乱蓬蓬，衣着也不讲究，看起来有点土。 不过，讲起话来很中肯，从来不说套话虚话，而是会直接告诉你，他能给你带来什么利益。 尤其是他的目光，一看就是一双没有经历过商学院和总裁班的眼睛..... 那种质朴，让人踏实。 任正非也经常说自己是个“农民”，甚至有时会知行合一。 有一次，他约见一批邮电局的客户，越讲越兴奋，竟然脱下袜子，一边抠脚，一边慷慨陈词。 手下们面面相觑，会议室弥漫着尴尬的气氛。 任正非有时又特别的gentleman，即使在国内入住宾馆，只要遇到服务员提行李、送水果，他都主动给小费，在中国的商业大佬中，他大概是唯一这么做的。 在群体意识中，我们总能轻易地给商业大佬们打上一个标签。比如： 马云，口才最好的老师；马化腾，产品经理的鼻祖；张一鸣，行走的算法机器人；刘强东，最有女人缘的企业家；......
但是，你却很难用一个标签去定义任正非，他是如此的复杂，甚至充满矛盾。 这大概既是一种人格特性，也是时代留下的一种烙印。 1 任正非生于贵州，但祖籍却是浙江金华。 提起金华，让人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金华火腿”，而任正非的祖辈，还真就是做火腿的。 他爷爷叫任三和，在金华黄宅镇制作火腿，小有名气，生意兴隆，不仅能养活一家老小，还有足够的闲钱盖一栋四合院。 1910年11月16日，任三和喜得一子，名木生，字摩逊，这位就是任正非的父亲。 任三和一直想让任摩逊继承自己的火腿大业，但是那时正值思想启蒙，年轻的任摩逊更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他不顾父亲的反对，考入了北平民大经济学专业。 然而，命运多舛，在大三时，父母双双离世，对火腿生意完全不了解的任摩逊，也无法守住家业，只能辍学，去职业学校当老师。 后来阴差阳错，他进了一家国民党军工厂当会计，后来因为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被日伪特务盯上，任摩逊感觉到危险的临近，便一路漂泊，最后落脚在贵州的安顺，继续教书。 也是在这个时候，任摩逊认识了小自己17岁的程远昭，她高中毕业，在当时绝对算得上高学历的新女性。 两人很快相恋结婚，并在1944年10月25日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任正非。 任正非曾回忆往事，说自己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们家炒菜是有盐的......”
然而，随着四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的到来，盐是有，但是粮食却不够了。 身为数学老师的程远昭，马上采取了一种科学的方法：分餐制。 每顿饭，每人定量分配，不能争抢。 这样虽然大家都吃不饱，但是不会把弟弟妹妹饿死......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觉得有点惊悚，然而这些都来源于任正非的自述。 与此同时，他还写到： 我真正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曾几何时，“活下去”变成了一句安慰性的口头禅，而在那时，对于任正非一家，却是一个严肃的生存哲学。 一家9口人，被盖不够，只能2-3个人共用一张，后来任正非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不得已要带走一张，这样一来，家里更紧张了，共用的被盖，只够盖腿。 任正非还得有床单，但是家里的床单一直在用，真不能再拿了，母亲便去学校捡了一些毕业生丢掉的破床单，拼接缝补，洗洗干净，拿给任正非用。 任正非很爱惜，一直用了5年。 所以，每每提起儿时往事，任正非常常会交汇出两种情感： 一种是对母亲由衷的敬爱， 一种是对苦难生活的感慨。 只是大概任正非自己也没想到，“苦难”二字竟然始终对他不离不弃，如影随形。 2 十年浩劫的到来，让任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坎。 那个时候，盛行学生“教育”老师。 任摩逊作为一名教师，在国民党军工厂的经历被挖了出来，游行、泼墨、戴高帽，一通折腾。 一次，由于任老师说了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便被一名学生指责是在宣扬孔孟思想，任老师刚想辩论一下，那学生却抡起一根柴棒砸了过来。 没曾想，任老师的后背竟然很结实，把柴棒震成了两截。 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任老师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但是一想到还有七个孩子，便默默吞下苦水。 在父母的刻意隐瞒下，远在重庆的任正非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遇到一位贵州老乡，才知道父亲的遭遇。 他想回家看看，但是没钱买票，于是心一横，扒上了一趟火车。 结果遇到查票的，那时还没有文明执法一说，任正非挨了顿打，然后被赶下了火车。 他在车站里寻找下一个目标时，又被车站人员胖揍了一通...... 经历千辛万苦，小任同学才逃票成功，回到了家里。 父亲看着伤势比自己还重的儿子，很心疼，但是马上又清醒过来，如果任正非回来被发现，一定会被连累。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父亲便叫他赶紧回学校去。 看到任正非鞋子已经千疮百孔， 几根脚指突兀地露到外面，父亲便把自己那双翻毛皮鞋脱下，让儿子穿上。 并安慰他：家里的事不用管，要努力学习知识..... 任正非没绷住，泪水飚了出来。 后来每每说起这件往事，任正非都会忍不住的流泪。 大概是这样吧，有时让我们泪流满面的，不是生活的毒苦，而是一个小小的关照，或者一句简单的安慰。 这也可以看出，父母在任正非心中的地位，以及潜移默化的影响。 可惜的是，在1995年，任摩逊在昆明的街头，买了一瓶过期饮料，喝完后便狂泻不止，最后全身器官衰竭逝世。 2001年，任正非随国家领导人访问伊朗时，母亲外出买菜，被车撞倒，对方逃逸，抢救不及时。 虽然任正非想尽一切办法赶了回来，还是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这件事对任正非的影响很大，他由此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我的父亲母亲》，也是在那个时期，他正面临着内忧外患，其中就包括李一男的“背叛”。 也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任正非针对各路的反击才如此的彪悍凶猛。 3 《棉花帝国》一书曾说起，棉花这个小小的玩意竟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世界的经济。 任正非上大学那会，中国的棉花产量只有区区的4000万担，也难怪一家几口要共用一个被盖。 为了突破这个困局，国家兴建了很多化纤厂，生产一种棉布的替代品：的确良。 而参加化纤厂建设的，很多都是工程兵，任正非就是其中一名。 大学毕业后，任正非在一家工程公司做了6年，之后便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参加辽阳石油化纤厂的建设。 这一干就是11年，期间还因为两次填补国家科研空白，被评为“标兵”。 这种对知识技术的执着，始终贯穿于任正非的生涯，华为强大的研发能力也许就来源于此。 1978年3月，任正非迎来了入伍期间最高光的时刻，当时有个全国科学大学，全国选拔了6000名技术能手，名单中就有任正非的名字。 只是在开党员会议时，任正非一个人在花园里溜达，被一位领导看到，质问他为啥不参加会议？ 任正非很诚实地说：“我不是党员......” 领导很震惊，来参加这个级别会议的人，怎么还有人没入党？ 于是给任正非的上级打了一个电话，要求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任正非开完会，刚刚回到部队，就遇到一个叫做许国泰的记者，说要和他散散步，一起聊聊。 任正非说：“身上这套衣服穿好久了，去换身衣服......” 许国泰便随他一起来到宿舍，并看到令人惊讶的一幕： 任正非从床底扒出一堆没洗的衣服和袜子，挨个闻了一遍，选择了一套气味温和的，穿到了身上...... 当时的任正非并不知道，许国泰的真实身份是他的入党考察人，多年后两人再见面，说起此事，谜底才揭开。 只是许国泰并没因此扣减任正非的形象分，向上级汇报时他说： 任正非同志尽心钻研技术，甚至没有功夫料理个人生活......
事实上，那时的任正非确实很忙，两个孩子都还小，需要照顾，太太孟军又是那种比较刚烈的性格，以前曾是重庆30万Red Guard的政委，想必很难给家庭太多的精力投入。 1971年两人通过他人介绍，成为夫妻，第二年长女任晚舟出生，因为长得胖胖乎乎，小名胖胖。 4年后，长子任平出生。 十六年后，任晚舟改随母亲姓，更名孟晚舟，据说任平也曾叫孟平，只是后来又被改回任平。 华为副总裁李玉琢曾说任正非的脾气很爆燥，但他也见过任总温柔的一面。 那是在任正非家里，儿子任平从外地打来的电话，任正非的语气让李玉琢一度怀疑自己的耳朵： 他居然用我从未听到过的、温柔至极的声音和儿子讲话。
4 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经济之火先从南边燃起，孟军也在这个时候去了深圳，参与南油集团的筹备。 那时的大背景是百万裁军，而任正非也想一家团聚，于是在1983年南下，来到深圳，加入南油集团。 只是职位与太太相差很远，只谋到一个南油下属的小电子公司副经理的职务。 满心抱负的任正非当然不太满足现状，于是越级给南油集团董事长写了一封信，虽然不及“万言书”壮观，但也是蛮大胆。 他希望给自己单独管理一家公司，并立下军令状。 南油董事长并没有“建议此人去看病”，而是采取体系内比较常规的做法：无视。 这使得任正非越发地郁闷，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决定做一笔大买卖：倒腾电视机。 没曾想，商界比江湖还险恶，200万的货款被骗了。 这个数额在当时太大了，必须有人为这事儿负责，南油集团便把他除名。 那又是一段灰暗的日子，一位43岁的中年男人，被主流社会抛弃，和一家几口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屋，前途渺茫，岁月无光。 没人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体验，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此时他的地位与妻子太悬殊，这种间隙似乎已经无法弥补，两人最终以离婚收场。 后来，任正非又有过两次婚姻，第二任是姚凌，第三任是苏薇，这两位都曾是华为的员工。也有不少关于“左非右芳”的传言，当然这类私事儿，很难说得清楚。 不过无论怎样，任正非即使和孟军离了婚，两人还是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华为早期的发展，也得到过孟军的帮助。 2018年，孟晚舟被加拿大监禁，孟军第一时间飞往加拿大安抚女儿。 任正非不能去，他说： “有她母亲在，我就很放心了。”
5 1987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到处都是搭着简易围墙的施工项目，那些围墙上，还有一些励志的标语。 其中，有一条是“中华有为”，那时的任正非刚刚筹集了2.1万元，准备开家公司，名字还没想好，看到这条标语后，“华为”两字应运而生。 10月，在深圳湾两间简陋的办公室，一家名为“华为”的公司诞生了。 随后任正非和5位合伙人面临着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到底做点什么好呢? 你可能不知道，华为第一份生意竟然是减肥药，可是那时深圳还没那么多外来人口，本地女孩都瘦得像麻花，谁买减肥药呀？ 无奈之下，又开始卖火灾报警器，可这玩意太高端了，直到现在都还没普及，又是失败。 任正非甚至一度差点去做墓碑生意，可见当时华为实在是无路可走了。 我之前曾说过，合适的人要有合适的土壤，无疑深圳就是那片合适的土壤。 因为离香港近，能见识很多先进的玩意，任正非在一朋友那里见识到了一个叫做“程控交换机”的东西。 这玩意相当于电话系统的中枢大脑，中国还没有，全靠进口，一套机器售价7.5万元。 而彼时，大陆经济逐渐沸腾，电话用户也开始激增，对技术敏感的任正非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通过一些关系，他找到了香港鸿年的老板梁琨吾，这位老板对任正非考察后，觉得这哥们挺实在，于是直接给了1个亿的货，还交代：
“货款，你们可以先周转，不紧张时再还我......”
嗯，这么大方的香港老板还真是少见，任正非也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此时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就显现了出来。 当时任正非已经拥有不少电信客户，而香港的货源也很稳定，稳扎稳打，每年都会收入丰厚。 如果再有些经济头脑，去投资些房地产，估计现在的任正非，会像多数深圳第一代爆发户一样，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到观澜湖与朋友球叙一番。 但任正非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他不甘只做一名倒爷，他要自己研发产品。 这个小小的决择，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旋律，也如同在时代的山脊上炸开了一个口子，很多人，很多事，也因此改变。 6 任正非在重庆读大二时，远在1700公里外的福建莆田，一位名叫郑宝用的孩子诞生了。 这又是一枚“别人家的孩子”，即使到了高中，数理化也没考过97分以下。 和其他莆田人不同，他对高仿鞋和传统医术并不感兴趣，让他充满好奇的是另一种东西：激光。 高中时，他看了一部名为《珊瑚岛上的死光》的电影，开始对激光着迷，按说他的成绩，考清北问题不大，但是填报志愿时，看到华中理工大学有激光专业，他才选择去这家院校..... 在追溯这些历史往事时，我总有一种唏嘘感，那些逆去时光中的点点滴滴，散乱却又严密地组成一个个齿轮，它们相互咬合，推动一个系统的前行，倘若失去任何一个点滴，当下便不再是当下的样子。 正如一部电影改变了郑宝用的选择，在华中理工大学（后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他结识了一位叫做郭平的学长。 那时为了搞研发，任正非和高校搞得很热乎，希望能引近一些先进的技术。 一次，华中理工的教授派郭平去华为洽谈，和任正非聊完，郭平便决定不再回去。 与此同时，郭平还“忽悠”同学郑宝用来华为溜达溜达，此时的郑保用已经考上清华博士，只是来开开眼界而已。 但是，和任正非聊完，郑宝用也决定不去读博士了，直接加入华为。 我们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魔力，居然能留住一个又一个远方的客人。 我们知道的是，正因为了有郑宝用，华为才是如今的模样。 华为最早研发的产品是BH01、BH02，这类编号会把你绕晕，你只要知道这是两款早期的通信交换机就行。 虽然说是研发，但其实是把零件买回来拼装。 用现在的话讲：没有核心竞争力。 直到研发出BH03，这个产品才首次融入华为研发的核心技术。 但这个产品也有局限：是24门的，只能带24个用户。 正是郑宝用的加入，才研发出一款名为HJD48的交换机。 这款产品不仅能带48个用户，而且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不断迭代产品。 最终可以容纳500个电话用户的HJD48交换机诞生了，这是华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产品。 HJD48帮助华为在1992年实现了1个亿的收入，也正因为有了这笔收入，在年终总结会上，任正非才会老泪纵横地说：
“我们活下来了。”
台下的很多员工也不停地抹泪哽咽。 郑宝用，作为华为的二号员工，建树当然不仅这些，后来另一个里程碑产品C&C08，也是由他主导研发的。 任正非曾一直固执地拒绝做手机，还呵斥大家，谁再提这事儿，谁下课。 也是郑宝用做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才改变了任正非的想法，也才有了华为手机和余承东的辉煌。 事实上，目前还在华为的人中，只有两个人敢顶撞任正非，其中一个就是郑宝用，毕竟他是任正非最亲近的人。 郑宝用一度还负责任平的学习，在这位准博士的辅导下，任平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提高。 华为副总裁刘平，曾听到任平给父亲打电话，兴奋地说：
我这次考及格了......
后来任平突飞猛进，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想必也和郑宝用的辅导有很大的关系。 在郑宝用的辅佐下，华为迅速完成了进化，从一家小贸易公司，蜕变成一家举足轻重的巨无霸。 2001年，华为销售额达到225亿，海外业绩突破3亿美元。 然而，2002年，郑宝用被查出脑癌，而此时的任正非，也因为癌症做了两次手术。 这一年，华为也迎来至暗时刻，业绩首次下滑，被思科控告，李一男独立门户，国内竞争者的阴招...... 郑宝用要去美国治疗，任正非亲自去机场送行，离别时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相互鼓励，起身时却都已泪流满面。 我们不知道两人都经历了什么，我们只知道，吸引我们的那些意气风发，其实只是一个美丽的茧，里面包裹的尽是苦难和不堪。 7 谈及华为的成功，就不得不说华为的人才策略，尤其是在早期，任正非但凡遇到技术人才，眼睛中都会闪烁出“I want you ”的弹幕。 一开始，是和高校谈合作，那时高校派去华为的人，很多都是有去无回。 1992年，邮电系统在西安主办了一个程控交换机学习班，去的都是这个行业的技术牛人，任正非得知后，也派人参加。 不过主要目的不是学习，而是去挖人。 派去的人也很卖力，经常组局约大家坐坐，还泡在别人的宿舍里，很温馨地唠嗑。 这种重点捕捞的方式果然奏效，他们挖到了几位大神，其中就包括为华为立下汗马功劳的毛江生，他现在是华为高级副总裁。 还有徐文伟，也是在那个学习班挖来的，现在他是华为集团的董事会成员。 有传言说他是孟晚舟的第一任丈夫，但负责任地说，他真不是。 当时加入华为的人，还有很多是“自投罗网”。 比如，华为的前副总裁刘平，当时因为厌倦了一眼望穿的教师生涯，想来深圳闯一闯，他无意间在《深圳特区报》上看到了华为的招聘，就想去试试。 最后面试刘平的是郑宝用，他说：“在华为工作，不需要搞关系，好好干就会有回报。” 这句话彻底打动了不擅于搞关系的技术直男刘平，他决定留在华为，专门从事研发工作。 刘平说，当时像他这样的人很多。那些人就是华为早期的中坚力量。 所以，我一直认为，华为如果不是起步于深圳，可能也很难崛起得如此迅速。 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在深圳生意做得很好，便在内地设立了一家分公司。 然而，同样的管理，同样的业务，就是做不起来，他总结原因说： 关键是人的因素，深圳员工更敬业，内地员工混日子的太多了......
他问我，差别为啥那么大？ 我说：这个很好解释，来深圳发展的人，都是放弃安逸，奔着改变命运而来的，这个城市已经帮你把人才过滤了一遍。 早期的华为，很容易印证这个道理。 当时华为搞研发的人，都在深意大厦办公，虽然也有宿舍，但很多人都是吃住在那里，一两个月不出门。 长期酷热的深圳，几十个人挤在一间没有空调的办公室，交换机散发着噪音和热气，房间里漂浮的荷尔蒙和汗臭味，惹得花斑蚊子很放肆，连蚊香都失去了作用。 被咬怕了，一位聪明的工程师模仿鲁迅，拿起一个套机器的塑料罩，把自己包起来，只在口鼻处挖了1个洞，在这个呼吸不止的地方，蚊子竟无从下手..... 其他人看到后，纷纷效仿。 当时大厦管理处一个工作人员，晚上来拿东西，路过华为门口，脚步声让大家同时抬头...... 在夜深人静的夜晚，被一堆塑料罩凝视的场景，让这人事隔多年还心有余悸。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桥段，鬼知道这些研发人员都经历了什么。 当然，这些辛苦都是有回报的，就连后来和华为打官司的刘平，也承认华为薪水真够意思： 1993年2月27日，我带着一箱行李，来到了深圳，身上只有500元，连回上海的飞机票钱都不够了。
我做梦都没想到，八年多后，我离开华为时会有上千万的身家。
2001年身价上千万的打工人能有几个啊，而华为却出了不少。 其中就包括刘平的顶头上司，天才少年：李一男。 8 在一次华为高层干部会议上，任正非曾说： “郑宝用和李一男，一个是比尔，一个是盖茨。
只有两个人合在一起，才是华为的比尔·盖茨。”
由此可见，李一男在当时已经可以和郑宝用分庭抗礼了。 事实上，李一男刚进华为时还很稚嫩，他15岁就进了华中科技少年班，研究生快毕业时也才21岁。 那时他来华为实习，郑宝用看到这位瘦小的男生，便叫他过来：
“你初中毕业了吗？”
李一男羞涩地回答：
“我在华中科技读研，快毕业了......”
郑宝用这才发现，李一男和自己是校友，郑宝用也没想到，这位腼腆的少年竟然成为自己日后的劲敌。 李一男进入华为后，像是开了外挂： 半个月，就成为主任工程师；半年，就任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两年，被提拔为华为公司总工程师；27岁，成为华为副总裁。
李一男之所以像坐了火箭一般，是因为他在技术领域确实牛掰。 他和郑宝用一起研发C&C08交换机时，提出采用SDH技术，仅这一项创举，就让华为交换机奠定了江湖地位。 这也使得C&C08交换机一举拿下13亿元的订单，在此之前，这些业务都属于国际通讯巨头贝尔。 而且，李一男的眼光也很独到，当时华为正处在CDMA和GSM选择岔路，李一男坚持认为GSM更有发展前景。 理由是：CDMA是美国的专利技术，万一哪天中美关系不好了，必然受制于人，而GSM没有专利限制，发展空间更大。 与此同时，在日本PHS技术和欧洲DECT的选择上，李一男押宝DECT。 理由是：这项技术支持3G，而3G才是未来。PHS只能做小灵通，这只是一个过渡产品。 当时华为因此损失了一些市场和生意，但是长远来看，这却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卓越的技术和前瞻的眼光，让任正非对李一男很器重，一路提拔，甚至称为“干儿子”，大家都觉得李一男会是任正非的接班人，他也因此有了个“华为太子”的称号。 李一男刚刚任研究部副总时，还很青涩，开会讲话时很紧张，声音很小，眼睛也不刚直视员工，甚至手还不停地发抖。 但当李一男位高权重时，性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至少外人看来如此。 王首富曾说：心和舞台是一个逐渐放大的过程。 其实，脾气和舞台也是一个逐渐放大的过程。 后来，李一男嗓门变得大了，气场也足了很多。 一次他带队去拜访客户，客户问到： “山东冬天很冷，基站会不会有影响?” 一位技术人员说：“我们在东北、内蒙古那么冷的地方都没事，山东也不会有问题。” 李一男听完很生气，在交流会上就大声呵斥他： “哪有这么和客户说话的，你马上给我离职！你要准确说出零下多少度不能用。”
其实，技术人员并没啥错，李一男说的这些数据根本没有，但是大家都害怕李一男的暴脾气，于是把那位员工调到了其他部门，让他消失在李一男的视野里。 李一男那时的惯用口头禅就是：
“你信不信，我炒掉你？”
以至于1999年大年三十，公司聚餐，喝高了的李一男打的士回家，竟差点和出租车司机打起来。 李一男打电话叫员工过来“帮忙”，众人赶到后，李一男已经醉瘫，的士大哥困惑地问到： “这哥们是谁呀？刚才一直说要炒掉我......”
风生水起的李一男，一度和郑宝用上演了几出宫斗大戏，最后任正非出来调节才算没继续恶化。 而这位华为太子，遇到另一位太子时也不怎么给面子，任平曾想安排一个朋友到李一男下面，被拒绝了，任平很火大，拍着桌子大骂。 后来李一男被任正非从技术研究部调任市场部，从事产品推广方面的工作。 他觉得这简直就是流放，同时任正非对孙亚芳的重用，也让李一男断了一些念想，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独立门户。 当他把准备离开的消息告诉刘平时，不擅于搞关系的刘平很单纯地问道： “你不是老板的接班人吗？怎么会要走呢？”
李一男苦笑一声，说：
“哪里轮得到我呀......”
没有人知道任正非对李一男到底是什么态度，我们也搞不清“流放”到市场部到底是雪藏还是锻炼？ 郑宝用也曾被放到一个清水衙门：战略规划部，但后来还是被再次重用。 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年轻的李一男心真的很大，甚至想再造一个像华为一样的公司。 后面的桥段大众都已知道，李一男成立港湾公司，挖了不少华为的骨干，成为华为的竞争对手。 任正非的反击异常地凶悍，他专门拨出4亿元成立“打港办”，但凡遇到港湾的单子，亏钱也要拿下，谁把单子输给港湾，马上下课走人。 所以，那时客户一听说华为和港湾同时来竞标，就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价格会低到难以置信。 港湾挖角华为，华为也反挖角。任正非出资1000万，把港湾光通信设备的15个研发人员全部挖走。 任正非还专门交代要善待这些人，但是人的潜意识有时很难转变，一位前港湾员工来华为后提了一个意见，结果华为一高管很生气：
你们这些战俘，事儿怎么这么多呢？
这话伤害度不高，但侮辱性极强，那位高管也因此受了处分。 港湾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准备出售给华为的老对手西门子，就在这时，华为开始大面积起诉港湾知识产权侵权。 西门子一看，这么多破事，就赶紧闪一边去了，也没有别人敢来接这烫手的一棒，最后港湾只能在2006年6月卖给华为。 在签署的协议中，华为执意一定要多加一条： 李一男本人必须回到华为上班，锁定期两年。
据说华为还特意为李一男准备了一间有特色的办公室：全透明的玻璃房。 很多新员工都会前来一睹风采：“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一男......” 我们不知道这两年李一男是怎么度过的，两年一到，他就立马离开了华为，去了百度，又去了12580，后来又去做投资，那个小牛电动车他就有参与。 可惜到了2016年，李一男因为内部交易而锒铛入狱，叱咤风云的开场，唏嘘暗淡的落幕。 李一男的做法以及任正非的手段，经常会被拿来讨论，还会被大众用道德标尺来丈量。 事实上，商战就是一场既定规则下的肉搏，只有胜负，没有其他。 想起《安德的游戏》中的一个片段： 安德被一伙人欺负，他只打带头的小胖子，放倒对方后，还猛击对方的头部。
教官问他：“既然对方已经失去还手能力，为啥还不停手？”
安德说：“前面的攻击，是防御性的，后面的攻击，是策略性的，这样他和他的同伙就不敢再招惹我了。”
9 有人说李一男的暴脾气是继承了任正非的衣钵，虽然这不是一种基因传递，但是耳濡目染中，很难不受影响。 任正非脾气确实很暴躁，骂人时一点情面都不给。 一次华为要接待一个国家级大领导，几位副总裁连夜准备汇报材料。 任正非看了几行，就摔在了地上，吼道： “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他光着脚，来回踱步，边走边骂，总裁办主任严慧敏憋不住，当场就哭了。 后来，郑宝用赶来，重新写了材料，任正非这才满意。 还有一次，在某次中层干部会议上，任正非听完一位总监的汇报，说到：
“你长进非常大！”
汇报人幸福得有点眩晕，众人纷纷投去祝贺的目光，此时任正非又说： 你从特别差，变成了比较差......
据说这位总监用了一生来治愈这一分钟...... 因此，很多华为的干部都极其惧怕任正非，能躲就躲，不过也有不怕的人。 李玉琢有一次去任正非家里，一进门，任正非就问他： “你办公室里的人是谁啊？” 李回到：“一个秘书，刚被辞退了，正收拾东西。” 任正非说：“她怎么骂人？” 李玉琢赶回去，问那秘书是怎么回事？ 小秘书很得意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接到任正非的电话，问李玉琢去哪儿了？我说，谁知道他死哪里了？他骂我混蛋，我也骂他混蛋......你们都怕他，我可不怕......”
这大概是有史料记载以来，第一个敢和任正非对骂的员工，不，前员工...... 之前说了，现在还在华为的人，只有两个敢和任正非顶撞，一个是郑宝用，而另一个是孙亚芳。 曾有一次，孙亚芳主持一个干部会议，任正非走进来，直接点名批评了一位在座的干部。 会场一片寂静，没人敢吱声，孙亚芳却当着众人的面进行了反驳，说： “老板，你不了解人家，不要用这种眼光看人。”
任正非也没生气，说：“好吧，好吧，你们接着开，我走了.....” 孙亚芳，前华为董事长，刘平曾写过孙亚芳当选董事长的经历。 那是在深圳麒麟山庄召开股东代表大会。 会议的主题是选举公司董事长，候选人只有一个：孙亚芳。 当时有一些反对意见，休会期间，任正非便单独找一些高层谈话。后来很顺利地全票通过，孙亚芳正式成为华为董事长。
晚宴上，任总很开心，一反常态的频频向大家敬酒，自己也喝了很多......
孙亚芳比任正非小11岁，也是贵州人，曾有传言，未入华为之前，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孙亚芳，曾帮华为获得贷款，让华为渡过了难关。 由此可见其背景也不一般。 当然，能在华为众多优秀人才当中脱颖而出，孙亚芳的能力自不用多说。 不过，背景和能力固然是委以重任的主要因素，但是作为老板，用人的终极法则是： 能驾驭的人，才能重用，倘若不能驾驭，那么前面两点反而会有负作用。 1996年，华为发起“集体大辞职”运动，有7000人递交辞职报告在接受组织的评审后，再行签约上岗。 就是孙亚芳率先吹响了号角，作为市场部的负责人，亲自带领26个办事处主任，向公司递交两份报告：一份辞职报告，一份述职报告。 这种“主动辞职，重新竞聘上岗”的做法得到任正非的高度评价： 市场部集体大辞职， 对构建公司今天和未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
事实上，孙亚芳的整个华为生涯，都在扮演这种清道夫的角色，她一直是任正非决策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 任正非不方便出手的事，孙亚芳要利索地办了，任正非信马由缰的想法，孙亚芳也要接着扛着，并把这些想法落地。 所以，大家都说孙亚芳是最懂任正非的人。 她在位期间，不仅在对外宣传上弥补了任正非粗犷的一面，而且，对内也建立了人力资源考评体系，狼性营销文化，以及引进IBM集成产品研发流程。 人力资源、市场、研发，是华为的核心铁三角，每一个都有孙亚芳的主导和参与，足以见得孙亚芳在华为的地位。 直到现在，华为传阅的文件上，只有孙亚芳和任正非能够署名“某总”，其他人都得署全名。 不过，你千万别指望孙亚芳在工作时贤淑雅致，事实上，她的严苛和任正非有得一拼，训起人来也是劈头盖脸，不留情面。 除了轮值CEO徐直军敢顶她两句外，所有高层看到她都是颤颤巍巍，溜着墙走。 这也许就是大企业的一个共性，大领导们仿佛一个个黑洞，当靠近你时，会瞬间吸走你所有的愉悦感，扑面而来只有压迫和窒息。 “训文化”一度在华为内部引起广泛的讨论，孙亚芳还写文章专门提到： “华为公司的年轻管理者要切忌发脾气，靠训斥下属是树立不起威信的。”
这句自觉自省的表述后面又跟了一句略煞风景的话：
“在华为，只有公司总裁有资格发发脾气……”
不管怎样，孙亚芳在华为都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直到2018年，才把接力棒交给了梁华。 所以，如果说任正非代表着华为由0到1，郑宝用代表华为建立核心竞争力的过程，那么孙亚芳就代表着华为体系化的进程。 10 事实上，华为是近10年才被公众所熟知，早期一直默默无闻。 2000年为了考托福，我去上夜校，几次遇到同一个小姐姐坐我旁边。 后来，她说：“咱俩这么有缘啊，认识一下呗....” 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华为采购部”，她接着说： “我看你每次都来得比较早，以后你帮占位，我就坐你旁边好吗？” 我言辞犀利地拒绝了她： “我最讨厌别人霸座位了，想坐好位置，你可以来早点！” 这其实只是说辞，主要是因为我根本没听说过华为这个名字，那时主动递名片的，不是搞推销的，就是搞传销的。 大概多数人和我一样，那时除了通信行业的人，很少人知道还有华为这样一家神奇的公司，直到华为开始做手机，任正非以及华为才广为人知。 任正非是个专注的人，他始终坚持应该扎根于通信行业。 华为内部曾多次有人提议进军房地产，他都极力喝止： “华为坚决不做房地产，谁再提，谁下岗！” 类似的话， 董明珠也说过：“大家发现炒房那么容易，谁还来做实业？” 只是董明珠刚说完没多久，格力集团就成立了地产公司。 任正非一开始对手机也非常排斥，直到3G网络的出现。 2002年10月，华为3G项目组的张利华意识到，中国将迎来一次“手机革命”，华为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就太可惜了。 于是她借一次研讨会，斗胆向任正非建议，结果任总大发雷霆，拍着桌子说： “这事儿以前早有定论，怎么还提！”，会场寂静一片，张利华觉得捅了窟窿，做好了离职的准备。 然而，2个月后，张利华突然接到通知，要召开手机立项会，让她做份汇报材料。 会上张利华一边小心翼翼地做汇报，一边偷瞄着任正非，任总表情平和，听完汇报后，对财务副总裁纪平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纪平，拿出10个亿做手机。”
第二句：“中兴都没做成，我们要不一样，成立独立的终端公司来做。”
一个开天辟地的决定，就这两句话就搞定了。 当然在这之前，郑宝用和徐直军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任正非最终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你说“专注”和“固执”到底有什么区别吗？估计没人能说清，就像没人能说清“灵活”和“多变”的区别。 那些做成大事的人，似乎总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恰如其分地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而我们也只能以后视镜的方式来进行解读。 任正非这种专注下的宕开一笔，直接把余承东送上了历史舞台。 余承东，安徽人，93年加入华为，后来是无线事业部的老大，只是这个事业部主要拓展海外业务，所以在从事手机前，外部人很少听过余承东的名字。 但是这哥们带领的无线事业部，曾横扫欧洲，助力无线产品收入跃居世界第二，逼近爱立信，余承东也因此深得任正非的赏识。 余承东属于那种神经粗壮的人，大大咧咧，敢想、敢说，敢干，脸皮厚。 据说，他刚刚加入华为时，就拿别人的座机给任正非打电话： “老板，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叫CDMA......” 任正非没建议他去看病，而是让总裁办的人打电话回去，问问这人是谁。 这世界上总有些事情无法用道理解释，都是大胆越级向领导提建议，被认可了，就是群策群力，就是勇于谏言。 如果被建议去看病，那就是不安心本职工作，好高骛远...... 没人知道这其中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只知道风险与收益并存。 也许正是余承东的大胆，才会让任正非觉得他是做手机的最佳人选。 事实上，当任正非决定做手机之后， 这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2003年，华为研发出自己的第一款手机，名叫D208，开模模具只花了区区26.8万元。 当任正非拿到样机时，仰天长叹，然后猛把手机摔到了地上： “这什么破玩意啊，丢华为的人！” 在前8年的时间里，华为手机一直很鸡肋，主要依靠和通信行业的关系，做一些定制功能机和低端品类，利润薄、没前途。 这显然违背了任正非“做就做好”的理念，他曾一度想把手机事业部卖掉，后来报价方给的钱太少，任总一气之下不卖了，决定来个背水一战。 只是重症需猛药，这种僵局必须要找个能折腾的人，这时在无线事业部立下赫赫战功的余承东便成为了首选。 11 管理者和员工在认知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很多员工如果手头工作没有做好，会觉得是这项工作不适合自己： “我明明学的是法律，你让我去做市场？” 然而，在管理者眼里，无论你现在手头上工作做是什么，只有做得出色，才有可能把你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因为但凡通透一点的管理者都明白，把事情做好的底层规律是一样的。 这大概也是任正非启用余承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个任命在当时引来不少争议，很多人认为余承东没有一点做手机的经验，靠谱吗？ 然而，余承东却用实际行动告诉这些人——就是不靠谱，咋滴了？ 余承东一上来就直接砍掉了很多低端机和功能定制机，想走智能高端路线，这不仅引起内部很多人的反对，也得罪了不少电信运营商，在欧洲，15家运营商中有14家中止了跟华为的合作。 2012年，年底盘账，华主手机业务从原来的1.5亿台，直接降到1.2亿台。 这让余承东在内部遭受更猛烈的非议：
你是来救火的，还是来放火的?
那年，华为年终奖总额125亿元，所有事业部的总裁看到账户那串长长的数字，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而余承东年终奖一栏却异常的干净，只有一个丰满的数字：0。 不懂手机的余承东，在手机研发的道路上也很坎坷。 他主导研发的第一款手机叫Ascend P1，对标的是小米M1，虽然性能不如小米，但是价格却高出400多元。 更要命的是，Ascend这个单词没人能叫的准，以至于线下店员向顾客介绍时，直接忽略这个单词： “这是我们的新智能手机，叫P1。” 很多顾客一脸错愕的反问：“啥，你们的手机叫P !?” 结果，Ascend P1的销售量还不到100万台，惨败告终。 随后，余承东又推出一款Ascend D1手机，这款，加载缓慢，用一会就发热，除了能在冬天当暖手宝外，用户体验极差。 据说任正非因此龙颜大怒，在一次会议上，他把这款手机直接摔在余承东的脸上，手机被弹出去很远...... 余承东看起来是要玩完啊，几个终端业务部的元老也伺机而动，搞了一场“倒余运动”，向余承东公开发难。 关键时刻，任正非站在了余承东这一边，说：“余承东代表了我，不支持他，就是不支持我。” 拿到尚方宝剑后，余承东乘势而为，把“倒余派”一一调离，换上自己用得顺手的人。 就这一点来看，任正非道法颇高，摔脸归摔脸，但对余承东的支持不遗余力，所有要求，几乎都给与满足了。 这种做法的潜台词就是：
所有障碍我都给你扫清了，倘若再做不好，看你还能说什么。
余承东也深领其意，于是纳下军令状：“销量一年翻三倍，否则下课。” 在这个背景下，余承东倾注所有资源孤注一掷，把宝押在华为P6手上，成了扬名立万，败了回家种田。 为了摆脱华为手机的直男形象，余承东将三星中国区品牌部的杨柘挖了过来，“美是一种态度”、“爵士人生”、“似水流年”这些文艺范儿广告语，就出自杨拓的手笔。 在研发方面，更是打光了所有的子弹，近千名研发人员不分昼夜地连轴转。 据说当时上海研发中心旁边以前是新陆火葬场，在这附近上夜班的人，经常提心吊胆。 自从华为上海研发中心来这里以后，午夜时分还灯火通明，人进人出，附近的打工人都多了一份安全感。 最后，P6销量一举突破400万台，此后余承东又乘胜追击，陆续推出P6S、P7等产品，每款都大卖，P7销量更是达到了700万台。 此时的余承东一扫阴霾，扬眉吐气，在社交媒体上也会发表一些惊人的言论，被大众称为余大嘴。 他怼过雷军，怼过罗永浩，和国外品牌更是不共戴天，余大嘴曾多次扬言，要“灭掉三星，打死苹果”，低调的任正非还专门发邮件强调不要这么说，谁再说，就重罚：
“发现一次，罚100元！”
我估算了一下余承东的收入，余额很充足，一年能讲几十万次。 所以，豪横是需要资本的。 华为智能手机，2019年市场份额38.5%，排名第一，消费者业务（主要是手机）营收4673亿元，占华为总营收的54%，这些都是余承东的资本。 当你有了这些资本后，整个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你所有的特质，哪怕是曾经的缺点，也会变得耀眼夺目，被众人称道。 更重要的是，你和老板变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你也能获得更多的支持，有些是物质上，有些是精神上的。 任正非后来告诉余承东，自己的家人也开始用华为手机了。 众所周知，任正非家人以前是用苹果的，因此余承东听到这句话后，欣喜若狂，逢人便讲：
任总的家人现在也用华为手机了，真的！
12 如果你略有一点商业常识，就会发现，当下很多炙手可热的公司，并不是在“创造额外价值”，而是在“截胡内部利益”，蛋糕没有被做大，他们只是在切分原有的资源。 显然华为不在这些公司之列，华为是一家名副其实的技术实业公司。 华为的研发人员占比为45%，去年研发费用突破1000亿，占销售收入比重为14%，在欧盟发布的2018年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中，华为位居全球第五，比英特尔、苹果还高。 国际专利申请件数，几年来华为也都位列全球第一，其中在2019年，华为5G通讯SEPs（标准必要专利）件数占全球的15%，妥妥的一哥。 华为通过三十年，对技术不懈追求，换回如今的江湖地位，这大概也是世人对华为钦佩的原因。 我不是在给华为唱赞歌，华为也许并不算完美，但是如果中国能多有几个这样的公司，“实业兴邦”四个字才真正有所依托。 当然，这篇文章也不是在吹捧任正非以及华为的管理者，我更想让大家看到他们真实的一面，他们像普通人一样拥有喜怒哀乐，一样拥有亮点和瑕疵。 任正非说自己提了一桶浆糊，粘住了18万人，而吴春波有更文艺的说法，他说任正非建造了一艘大船，载着十几万人，总能驶过惊涛骇浪。 倘若如此，驾驶舱内的船长、舵手和大副更容易被我们看见，但是那些拼命划桨的水手，同样值得被记住。 有一项统计，华为只有30%的员工可以在零点前入睡，22%的员工体脂率超标。 2006年，一位叫做胡新宇猝死在工作岗位上；
2014年，华为海思42岁的开发部部长王劲猝死；
2016年，41岁的华为员工魏延政癌症去世;
2017年，22个月没有休过假的员工齐智勇过劳死。
这些人的故事没有过多的出现在公众媒体中，他们只留下了名字。 华为员工在开拓海外业务时，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2002年，埃及航空飞机撞山坠毁，华为员工吕晓峰死里逃生；
驻喀麦隆的产品经理刘胜，却没有那么幸运，2007年5月，在肯尼亚航空公司空难中遇难；
2009年6月，法航空难，27岁员工禚佳春遇难，他刚结婚不久；
2014年10月，马航空难，两位华为员工遇难，一位是无线解决方案部的梁旭阳，一位是马来投标中心的田军伟。
除了这些灾难性事件，华为员工更多面对的是苦逼的日常： 永无止境的加班、长期无休的漂泊、昼夜不分的会议、聚少离多的家庭，严苛无情的考核...... 这些大概只有华为员工和家属才能体会。 你可能会说，他们都是奔着高收入去的，确实如此，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追求个体和家人的幸福，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 关键是，还能有这样一家公司，不需要你拥有特殊背景，只需付出努力和知识，也能获得丰厚的回报，这大概就是华为的终极密码。 也许在华为员工的心目中，这已经不仅仅是任正非的船，更是“我们的船”，仅此一点，就是多数企业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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