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肿瘤科护士，我肚里的孩子在辐射中长大 | 医院...

今天5.12，其实也是一群人的节日，国际护士节。

但她们中很多人此刻没时间过节，甚至处在风险之中——

每天核酸检测捅嗓子眼、检验采集样本。这样的工作里，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在有病毒的环境里。

最近我认识了一位护士朋友，张茧茧，她很特殊，早在疫情之前，她就每天生活在“暴露”的危险之中。

她在一个三线小城的肿瘤科工作，那里的病人大多常年依赖化疗药物和放射治疗，身为护士的她，日常工作就是和这些危险药剂、辐射打交道。伤害几乎无可避免。

她告诉我，所有科室里，肿瘤科护士的流产率、胎儿畸形率是前三高的。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怀上了宝宝，身边的医生朋友无一例外都劝她放弃。

但身为母亲的她，该怎样选择？

作为一名肿瘤科护士，从入院的第一天起，就听说过一句话：

二十多个常规科室里，肿瘤科护士胎儿异常、流产率在前三。即便宝宝顺利出生了，死亡率也高达10%，差不多是普通新生儿的四倍。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话的分量，是成为肿瘤科护士的第五年。

一次，我连续挂完五六个瓶子，正准备转去另一个病房给病人挂水，脚跟离地的一瞬，我意识到不对劲。

肚子有很明显的下坠感，整个人好像被拖着不断往下沉。

我连忙叫了同事，捂着肚子撞进厕所，一低头，裤子上到处是血。

一个答案在我心里摇摆不定。

我问备孕的同事借来试纸一查，深吸一口气——

一个小生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我的身体里，我要当妈妈了。

但准妈妈的喜悦没能持续太久，“高流产率和胎儿死亡率”的传言正一点点向我逼近。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守护宝宝平安长大，成了我拼了命都想做到的事。   

我们医院的肿瘤科病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被“放弃”过。

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本是这些肿瘤晚期病人的第一选择，但那里的医院周转快，病情复杂的患者多，医生不得不把时间花在希望最大的治疗上。

于是他们带着一张薄薄的病危通知书，或者一套尽可能拖延生命的治疗方案，住进了我们这儿——

一家位于一个三线小城市的医院。

每天，我都要推开五间负责的病房，里面二三十个病人正在等着我。

他们有的半靠在病床上，更多人瘫着，或者陷在床里，面色枯槁，一张张脸上显不出什么生机。

病人大都需要常年挂水，输液的静脉被反复扎针，血管变得又硬又脆，一进针就会破，甚至收缩得厉害，看上去就像一条条黑色的线。

每当这时，我需要先蹲下来，反复摸索才能找到一根隐隐约约的静脉进行穿刺，再起身踮脚，尽可能抬高输液袋，让液体顺畅地流入病人体内。

化疗是这个科室里的日常。每进行一套治疗方案，都需要输好多药水，药袋子大概有四五个。

为了保证药液不残留、药物之间不互相干扰，每换一袋药水前后，都要用盐水冲洗管子。

这个过程里，化疗药很容易挥发和外渗，有时候会从皮条管子里溅出，我们难免吸入不少。

我以前不怎么在意这些，毕竟这是科室里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的，对我们来说再平常不过了。

但怀孕以后，我开始更多从宝宝的角度考虑事情。

那天，我在休息室里躺着，楼下，病房铃声此起彼伏，混杂着同事跑进跑出的脚步声，我的心跳也跟着加快了。

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一直在做孕妇最忌讳的动作——

深蹲，怀孕的人蹲身时肚子会下坠，子宫受刺激收缩，造成胎儿缺氧；

踮脚，重心前移不利于站稳，也有可能拉伤腹部肌肉，引起身体局部疼痛。

还有那些我每天都要接触的化疗药，它们是造成胎儿畸形重要的原因之一。

想到这儿，我一下子紧张起来，身为肿瘤科护士，我好像不可避免地把宝宝拖入了险境之中。

在肿瘤科五年了，这里已经成为我最熟悉的地方之一，但眼下，它也成了我最害怕的地方。

走廊尽头有一个白色的正方形房间，病人需要在房里接受一种粒子植入术治疗，也就是将放射源打进肿瘤内部，尽可能杀灭恶性细胞。

从那儿走出来的病人，短时间内身体里会带有强辐射，探测仪一靠近，就会发出刺耳的滴滴声。

如果靠近的是一个怀孕的女人，还在发育的胎儿根本没有机会发声，就很可能因为神经系统受损，长成畸形，严重的会直接流走。

“术后你需要平卧24小时，用铅衣覆盖，减少对周围人的辐射。”

这句话已经钉在了我的脑子里，每天我会无数次重复给我的病人。

但在宝宝来临之后，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突然。   

一次，我去给刚做完粒子术的阿姨换化疗药，病床上，笨重的铅衣被甩在角落里，乱作一团。

阿姨的闺女坐在一边，指尖不断划过手机屏幕。

我下意识退到门边，手已经扶上了肚子，才听到自己愣愣的声音：“怎么拿开了？”  

“她觉得热，就拿了，没事…”

我掉头就跑回护士站，身上的防护服沙沙作响，我心里清楚，防护服哪里能保证万无一失，只有遵守规则的“人”才能保证。

长我几岁的护士姐姐手里仍捧着一袋化疗药，见我回去得匆忙，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她噌得站了起来，风风火火地跑到病房，皱着一双眉，拿起铅衣就往人身上盖。

“我们那个护士怀孕了，你姑娘也是女宝宝，会影响生育的！再说，这个射线对你也有损伤啊！大家要互相体谅，对不对！”

一口气贯到底，她说得义愤填膺，对面的人只是闷声敷衍。

但我们都没想到还有更过分的。我再一次去病房时，那件铅衣仍是孤零零地躺着；

待到第二天，她干脆下床活动，晃着两条腿就要走到护士站。

我一瞬后退，贴在了墙上。

肩膀触到冰冷的墙壁时，我整个人塌了下来。那种感觉就像你知道自己应该逃跑，但身后已经没路了。

这栋楼里，还有三十多个病人需要我在这儿，根本没法走。

我下意识摸摸肚子，那里变得又紧又硬，像个没有弹力的球。

我怀孕的时间不长，到不了这样凸起的程度，每次只有蹲久了，站累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宝宝不舒服了。

我几乎能够想象她在一个窄小的空间里艰难地伸出手脚，快要抵到我的肋骨，就像蝴蝶最开始破茧那样。

而我只能在每一个换药、扎针的缝隙里，给她回应。

上夜班的时候，趁人不多，我偷偷搬来一张椅子，把腿放平了，捧着肚子轻轻安抚；

孕妇夜里消化得快，凌晨两三点是最饿的时候。我总是等巡视完病房，掐着点下楼取餐，找一个地方火速填饱肚子。

但所有这些“小心思”，在眼下的情形里，几乎变得一文不值。

走廊上，同事的劝告、阿姨的抱怨，围观家属的嘟哝，各种声音混杂着，从四面八方涌向我。   

怀孕第五个月，我等来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次检查——

胎儿长到这个阶段，数据基本都能获取了，如果有畸形，可以立马筛查出。

我坐在检查室门外，手里捏着产检本，上面贴了一个绿条，它代表截至目前为止，宝宝是健康的。只有产检结果良好的孕妇才会有。

但随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检查从浅入深，我心里渐渐有些不安，毕竟这七个月经历过哪些事，我最清楚。

我至今还记得那场关于铅衣的“闹剧”，直到主治医生也打来了电话劝说，那对母女才不情不愿地回房了。

我看着她们的背影，总觉得那间白色的正方形房子好像也困住了我和宝宝，一道道辐射像无形的“凶器”。

有人期盼它除掉病魔，也有人在被它误伤。   

这件事以后，我对放射物质更加敏感了。每次给病人加化疗药，我总要厚着脸皮让同事帮忙，不相熟的就多说几句好话。

作为交换，我会挤出自己的时间，替她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这和以前的我太不像了。

没怀上宝宝的时候，我性格挺硬，自己的事自己做，从不麻烦别人，或是低声下气。下了班拍拍屁股就走人，回了家不是健身就是画画。

但现在，我心里只装得下一件事：打破“高流产率”的魔咒，让肚子里这个小生命平安长大。

十几分钟后，我躺在检查床上，直勾勾盯着屏幕上的一小团人，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她的状况。

叹气声就在这时落进我耳中。

“有点室缺哦，0.4cm。”主任缓缓开口。

我立刻警铃大作，我知道心室缺损意味着什么，可能直接和先天性心脏病挂钩。

主任继续补充，0.5cm以下的心室缺口属于小型缺损，是有希望在出生后长好的。

但这并没能安慰到我，这个宝宝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到现在的，我太清楚不过了，这意味着所有的希望在她身上都得打折扣。

“不放心的话，要不你去生殖遗传科看看？”主任一边建议，一边拿出一个黄条贴上产检本，原先的绿条完全被遮住了。

我一下子从低风险孕妇变成了中风险。

生殖遗传科就在产科楼下，我拐下楼梯，直奔那里。

怀了孕的女人来这儿，大多是因为染色体异常、遗传性病，以及其他产科没能检查出的情况。

我看着走廊上等待的女孩子们复杂的神情，我脑子里蹦出三个字：高风险。

“做个羊水穿刺吧。”医生看完我的报告，收起了同事间的亲昵。

这是一个创伤性检查，在超声的引导下，一根细细的、长达二十厘米的针头会穿过肚皮、胎膜，直达宫内，抽取羊水再做化验。

针插进肚皮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我了解的专业知识也在告诉我：穿刺伤害胎儿的概率微乎其微。

但我仍是僵着身子不敢乱动，心里反复念叨：宝贝快躲远点！别被误伤了。

穿刺结果还算正常，但这两次检查过后，我每天一下班就在书房里翻箱倒柜，把念书时的教科书、考试资料都翻出来圈出上面关于胎儿疾病的数据。

身边朋友、认识的医生偶尔也会来打听胎儿的情况，每次聊到最后，他们总试探着劝我，现在做掉还来得及，万一生下来有大问题呢？

每一次，我都坚定地拒绝了。

作为母亲，宝宝已经七个月大了，会顶我、挠我、踢踢我，我能感受到她，就这样放弃，对我们都太残忍。

作为肿瘤科护士，每天在病房，我见了太多被“放弃”的人，怎么能亲手掐灭一个还在一点点长大的希望？

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想起了主任的话。做超声检查的时候，他曾委婉地建议我去上级医院看看。

毕竟我们医院扎根在三线小城市，超声技师很难有胎儿心脏方面的进修机会，超声机也不够先进。

要不去一线城市的大医院试试？

这是我第一次抛开医护人员的身份，完全站在一个母亲的立场上做选择。   

在肿瘤科五年，眼下应当是我最受关注的一回。

一整天，我的手机震个不停，从护士长，到组内领导，再到领导的领导，挨个给我打电话。

起因是我在今天早上递交了一份外出申请。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去一线城市做更细致的检查。

简短的寒暄过后，所有的谈话都会落到同一个建议上——

“疫情一直反复，你还大着肚子，出去安全么？”

“你想想，大家都在忙‘三甲’，你来了一张请假条给院长，会不会对你的印象不太好？”

那段时间正好是医院的“大日子”，为了三甲复评，每晚六点刚过，医院大楼比任何时候都安静——

各个科室的医护人员都守在办公室里，抱着一大堆工作文件啃读，公休的人也得来加班，普通休息日更是要求全员到岗，每隔两三天就会有一次摸底考。

我的请假申请被短暂搁置了。

最终，我还是没能离开医院，除了三甲复评这一重大时刻，短短几天，疫情突然爆发了。

不少同事签了请愿书，支援疫情一下子分走近半人力，我因为怀孕留在医院，面临着病人和医护人员数量极不对称的情况——

所有科室打乱重组，集中管理病人，应对人手不足。

但毕竟床位有限，提高病床周转率似乎成了最合适的选择，如果一个病人的住院周期是五天，现在就得压缩到三日。

那段时间，常常是前一个病人还在办理出院，这张床就已经整理好，躺上了新的日间病人，等到快下班，可能还会收治一个等着第二天用药的病人。

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开始更加频繁地下蹲、扎针。

即便宝宝不闹腾，我的肚子也像个皮球了，我需要捧着肚子，以0.5倍速慢慢蹲下来，仔细摸索病人的血管、扎针。

等到输液管开始回血，我轻轻松出一口气，衣服贴在背上，湿得透透的。

走廊上的病床铃声响个不停，催着我奔赴下一个“战场”。两腿浮肿得像大象腿，每天光在医院里来回跑，我就能积下两万多步。

对于肿瘤科的病人来说，药物治疗等同于保命操作，尤其耽误不得。我们只能把抽血、用药全部赶在一天做完。

这意味着许多当天开的临时药，譬如化疗药和抗生素，得自己上手配制，再立即给病人输注。

这些药物原本是由静配中心的专业人员调配的，他们的机械化设备更完善，能够最大程度避免医护人员与化疗药接触。

但我们没有时间了。大多临时药只能拿到我们自己的调配室里，那里没有通风系统，化疗药水的小分子散得到处都是。

我又一次将我的宝宝暴露在了危险之下。

放在几个月前，这几乎是我难以想象又避之不及的事，但特殊时候，我得先是一名医护人员，才是宝宝的妈妈。

一旦选择站在病人前面，受伤已是无可避免。

疫情形势仍在加重。这天我刚上班，科室领导找过来，试探地问：“你看能不能上责任制？”

责任制的意思是让我做领班护士，这个职位相当于小组组长，组员负责的病人也得监管，大概是单个人的两倍。

除去外出采核酸的，被隔离的，新来不久的，符合条件的人并不多，我知道，如果不是很难，她不会和我开这个口。

我俩面面相觑，犹豫、为难的样子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几秒之后，我点点头，答应了。   

这样在抗疫一线坚持了一个多月后，一次下班回家，我的肚子突然传来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

从家到医院大概六七公里，我却觉得那是我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

老公在外地工作，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一手扶着肚子，一手扶墙往下挪步子。每下一层，都要等两只脚在同一台阶站稳了，再继续走。

车子停在医院门口的时候，我已经连推车门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记得有相熟的同事过来帮忙。

我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但因为是疫情高发期，她临时赶来没有准备核酸，连医院大门也进不来。

很久以后，我再回想起怀孕的这段日子，几乎记不得有家人陪着做检查的时候。因为大部分检查都被安插在我工作的空隙里临时做了。

这是医护人员的“福利”，也是遗憾。

我被推去做了胎心监护，屏幕上显出两条曲线，一条代表胎儿的心率，数值正常；

另一条显示宫缩压力，监测仪刚上，曲线直线上升，我一抬头，宫缩已经显示80+。

怀孕七个月的孕妇，宫缩正常值一般在20左右，一旦超过80，就离临产不远了，如果达到100，持续一分钟，基本上可以做好分娩的准备了。

七个月分娩的婴儿存活率其实不低，但一想到宝宝有心室缺口，我的心又揪起来——早产对于我的宝宝来说尤其危险。

数值还在上升，我能感觉到肚子有强烈的下坠感，每隔两三分钟的阵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宫缩80的疼痛程度接近十级，几乎快赶上人类所能承受疼痛的极限。

会不会保不住了？我疼得大脑一片空白，那种心情就像肿瘤晚期的病人拿到病危通知书，难过，却什么都做不了。

医生第一时间给我输了硫酸镁，这是治疗先兆流产最常用的药物之一，价格也最平民，一支只要几毛钱。

十几分钟后，我的宫缩开始大幅度下降，但不到两小时又开始回升，五六个小时以后，硫酸镁彻底压不住了。

“用阿托西班吧。”几乎所有医生说到这个名字，语气里都带着委婉。

这是抑制宫缩最有效的药物，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贵，一支药一千元左右，一般用量每两小时一支，一天就能花掉万把块。

但它是我当下唯一的选择。

用到第三天，就连查房的医生也指着我肚子开玩笑，“这不是简单的‘千金’，是‘万金’了。”

我看着手机记事簿上每天记下的用药数量，想到家里还有房贷，忍不住开始给自己算账——

输液管子上有一个调节速度的泵，宫缩最厉害的时候，药用得最快，泵速高达24ml/h，稳定之后就降到了16ml/h。

我摸摸肚子，是不是加把劲能压到8ml/h呢？

年轻的值班医生经不住我叨叨，给我降了泵速，但没过一会儿，阵痛再度袭来，宫缩数值也重新飙了上去。

这样折腾了一番，泵速又回到24ml/h，医生再三叮嘱，“没有真正稳定之前，绝对不能再下调，否则连这个剂量可能都不会奏效了！”

我不再干预治疗，安心做一个听话的病人。“万金”就“万金”吧，只要宝宝能平安长大，什么都好。

医疗费突破十万大关的时候，我终于熬到第八个月，中途做了两次B超，宝宝的心室缺口也在缓慢生长。

但我已经没有退路，只能祈祷孩子平安出生。

孕期三十八周，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从我肚子里被剖了出来。   

“心室可见缺损0.5cm，旁隐约可见2毫米血流。”

我仔细读过这行字，旁边，我的小姑娘在摇篮里，两眼圆溜。

我放下手里的体检报告，那行字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她看着和正常宝宝没什么不同的，一张胖乎乎的小脸蛋上，挂了两串新月眉，肉嘟嘟的小嘴微微翘起，两侧的耳垂肥厚，像长了对菩萨耳。

我调整了下呼吸，又拿起报告，“肺动脉轻度狭窄，卵圆孔未闭。”

我好像没法再骗自己，我的专业知识已经帮我做出了判断，这是先天性心脏血管畸形的典型症状。

再看小姑娘，只要和她多待上一会儿，就会发现她喝奶总是断断续续的，呼吸里带着几声急喘。

漂亮的脸蛋背后，她的肩膀、屁股、手背上，到处是青紫斑块。

我不可抑制地开始惶恐，这样的结果我不是没有想到过。

当初劝我的朋友里，有一位骨外科医生，他告诉我人的心、肺、脑为一体，一般情况下，只要这三个里有一个不行，剩下的也不会发育得很好。

我能听出话里的意思，他在委婉地劝我放弃这个宝宝。

但那已经是一个七个月大的小生命了，我怎么能下得去手？

看着眼前这个来到世界才一天的小生命，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错，我替她选择的到底是活下来，还是受折磨？

公婆思想都比较传统，一听见宝宝有问题，立刻拉下了脸，嘴里嘟囔着“早知道就不要了，怎么当初就没查出来，这不是害人么！”

好像所有声音都在指责我的坚持，我变得沉默，只抱紧自己的小姑娘，轻轻地哄。

很多次，我看见她一顿一顿地吃奶，小脑袋跟着上下摆动，好像有一双无形的手扼住了她的咽喉。

她吃得费劲，但始终没有停下，我突然意识到：她也在拼命想要活下来。

眼泪一下断了线似的往下淌，那一刻，我无比庆幸自己没有放弃她，一丝一毫都没有。

我的小姑娘这么棒，我也该加油。   

我开始学着我家小姑娘一样努力吃饭，只有我吃好了，振作起来，她才能有依靠。

坐月子期间我的胃口一直不是很好，每次饭菜端来，我看看边上的小姑娘，两眼一闭，各种补品都能灌下去。

以前的“小鸡胃”现在总是圆鼓鼓，肚子挺着几乎与凸出的胸骨齐平。

这边我正在打营养基础，新问题跟着来了。

因为频繁急喘，小姑娘每次喝奶都喝不饱，顶多睡一两个小时就会被饿醒，哭闹一场，接着循环往复。

吃不好也睡不好，这样哪行。我狠下劲来，索性多饿她一会儿，再一次性多喂些。

实在不吃了，我忍着心疼弹弹她的脚心，小姑娘哇得一声哭了出来。

这样重复过几回，总算给她养成了固定的饮食作息。

每天，我都会算小姑娘长重了多少，细致到个位数的增减。月嫂“笑话”我，说就一顿奶的重量，让我给重视的。

我仍是盯着，她多长一克我也能高兴好一阵。

但这种喜悦没能持续多久，小姑娘快满三个月大时，我发现她的体重停在了一个数上，不动了。

她好像停止生长了。

相比体重停滞，“三个月”这一时间点更让我感到害怕。

小姑娘的体检报告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咨询过医生，得到回复——

心室缺损的情况较为复杂，三个月以内的宝宝太小，一般不会表现出任何症状，只能随时观察宝宝的情况，再采取措施。

这种先天性缺陷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当我和宝宝走到第三个月时就会启动。

眼下，我们一脚踩中了它。

我来不及平复“踩雷”的心情，带着宝宝直奔医院，在平日最熟悉的诊室里，我得到了一个最害怕的答案——

小姑娘的症状完全符合“法洛四联症”，这是一种存在四种心脏结构畸形的先天性心脏病，主要病因是家族遗传史，或者孕期受毒性药物感染。

不及时干预的话，我的小姑娘生长发育会滞后，呼吸也会变得困难。有90%的患者活不到十岁就会夭折。

我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护理专业考试的时候，只不过这一次，我参加的是一场超纲的考试。

“法洛四联症”就是那道超纲题。

小姑娘出生后这三个月，我以“先天性心脏畸形”作为关键词，研究了大量相关的医学资料，几乎所有轻症心脏病我都吃透了，唯独法洛四联症。

我清楚它很常见，但每次都是一瞥就过——我从心底里排斥这个最坏的结果。

但终究还是事与愿违。

“得做开胸手术，这是保命唯一的方法。”

医生这话刚说出口，我的眼眶就红了。   

回程路上，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作为妈妈，这种紧张、难过的情绪快要把我吞没了，但我同时也是一名肿瘤科护士，我比常人更知道这种时候该怎么做。

我开始给所有相熟的医生朋友打电话，咨询手术的注意事项、风险，整理出一份密密麻麻的笔记。

等打完一圈，天已经黑得差不多了，我又抱着笔记本坐到了电脑前。

屏幕上是我找来的开胸手术的视频，我没法陪着我的小姑娘进到手术室里，但我可以在详细了解手术过程后给她最好的护理。

视频中，不大的手术室像一个毛线团，机器的各种线路交错。躺在最中央的小孩被六个医护人员围着，胸骨袒露。

一把电锯将胸骨劈开、截成两段，鲜血顺着接上的管子往外流。

注射入一种特殊液体后，心脏停止跳动，医生切开心壁，在缺损处加垫片缝合。

一针、一针，我下意识屏住了呼吸，视线紧跟着针头，手心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冒了汗。

视频进度还剩三分之一时，那只有油桃般大小的心脏已经不知道被切了多少刀，我不忍再看，松了松拳，按黑了屏幕。

我的小姑娘正在一边睡着，我把她抱过来，手附在她心脏的位置。

“咚咚——”不重的声响触上我的掌心，我一下子深吸进好几口气，仿佛汲取到了力量。

在反复开关几次视频后，从治疗到后期护理的全部过程像刻进了我的脑子里。

我觉得自己已经和小姑娘一起，做好了面对这场手术的准备。

大年初六，原本是团圆的节日，但因为疫情管控，我一个人带着小姑娘住进了病房。

在肿瘤科多年，职业习惯让我对治疗环境格外敏感。尤其是多人病房，如果消杀不到位，很容易引发感染。

隔壁床的女宝宝刚咳嗽两声，我心里立马响起警钟，试探着打听了一下，对方竟然是从感染科转过来的，之前一直住在隔离病房。

我琢磨着要不要换个房间，单人的最保险，但很快就止步于五千五一天的高价，只能想办法做足自身防护——

有时候是拿床帘挡一挡；对方在病房里活动时，我就抱起小姑娘去走廊遛弯。

她每隔两个半小时喝一次奶，每次喝完奶的半小时后换尿不湿；我则为了保证奶水充足，每四小时吸奶一次。

加上温奶、清洗这些零碎活，通常我每次休息不超过两个小时。

有几次夜里起床，望着走廊站岗的护士，我一瞬间好像回到了在我们医院上夜班的日子。

这一幕，在眼下这个就我和宝宝两个人的大城市里，让我倍感亲切。唯一的区别是，我现在的护理对象，只有我的小姑娘一人。

手术开始进入倒计时。

术前八小时需要空腹，我把小姑娘放在床上，用手遮住自己的脸，再拿开冲她笑，反复几回，她被我逗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咧着小嘴。

我用这种方式让她暂时忘记了喝奶。

但五个小时以后，小家伙饿得什么都哄不住了，一个劲儿地哭，我陪着她，一下一下拍她的背，另一手抱着轻轻地颠。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哭得没了力气，脑袋倒在我肩上，沉沉睡去。

我抱着她又走了几个来回。

从怀孕到现在，我们已经打破了“高流产率，高死亡率”的传言，现在只剩眼前这场仗。

我对我的小姑娘有信心，她真的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宝宝。   

小姑娘进手术室三小时后，我在一个四平米的沟通室里见到了主刀医生。

对方面色平静地向我介绍了手术的过程，语调带着几分放松。但身为同行，我能够一眼看出对方脸上透出的疲惫。

我平复着情绪，没再多问。

这艰难的第一关，小姑娘算是过了。但我心里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战役结束，紧接而来的第二关：术后观察，才是最熬人的。

有些病人因为心肺功能恢复得不好，呼吸机一直取不下来；还有各种并发症，严重的院内感染，都会成为小姑娘活下来的障碍。

从小姑娘进监护室起，我和她每天唯一的联系，只剩下一通两分钟的电话。

每天三点，护士会通过电话向家属说明病情。我大早上赶到监护室门口，已经有几位同病房的父母在了。

我们像一条重症陪护阵线，心里都揣着同一份祈盼——

离自己的宝宝近些，再近些，也许这样就能给他们带去一点力量，帮他们渡过难关。

接近三点，电话声开始此起彼伏。

我应该是所有人里最紧张的一个，作为医护人员，我深知这些电话的规律——

通常，护士会从病情轻的，情况稍好的开始通知，越往后情况往往越糟。

我身边已经有几个家属接起电话，我一边等着，一边安慰自己，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但同时，又控制不住地回想起几天前的那一幕。

和我的小姑娘同一病房的女孩，不过四岁，做的也是开胸手术。

出监护室的时候身上挂满录音机大小的镇痛机子、指头般粗的引流管、电极片，还有输液针，露出的几小块皮肤上血迹斑斑。

她妈妈伸出去抱她的手一直打颤，想碰又不敢碰，而孩子盯着看了几秒，哭喊着，“我不要妈妈！”

孩子只记得是妈妈亲手送她进那个小屋子的，又让她一个人被困在了床上这么多天。

我的小姑娘会不会怪我呢，从还在肚子里开始，我就没让她过过几天好日子……电话突然响了，我赶紧接起来——

“呼吸机已经拿掉，但宝宝感染了肺炎，不重，暂时还出不了监护。”

我心里最大的石头落下了。

往后几天，我仍然每天守在监护室门口，总觉得离得近了她就能感受到妈妈在陪着她，不是让她一个人面对这些痛苦的。

手术后第三天，我总算见到了我的小姑娘，她瘦了，那些插管挂在她身上，垂下来，显得特别沉。

她看见我，小嘴立马瘪了，泪珠子不停往下掉。   

小姑娘做开胸手术留下的刀疤

我太想抱抱她了，但我清楚宝宝刚出监护室，免疫力弱，很容易被病菌二次感染。我只能悬空着趴在病床上，屏住呼吸看她几眼。

就这样看着她平平安安地长大吧。

那一刻我由衷地这么想。   

按理来说，一周以后小姑娘就该出院了，但常年的工作经验让我嗅到了一丝不对劲。

连续几日，小姑娘总是没有理由地哭闹，怎么哄都哄不好。

我观察她的血氧饱和度，只有90%-92%，相比正常人的95%-100%，这个数值明显有问题。

我赶忙去找医生，要求给宝宝再做一次全身检查，这次的结果一出来，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小姑娘被确诊为气胸。

正常人的胸膜腔内没有气体，小姑娘的胸壁大概是在手术中不小心受了创伤，空气从破损处进入腔内。

肺部遭到压迫，体积缩小，会产生胸闷，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呼吸困难。

结果确定后，医院立刻给小姑娘做了胸腔闭式引流，把多余的气体排出来，让肺部重新张开。

小姑娘又恢复了往日爱笑的模样，那一刻，我无比庆幸自己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

现在，小姑娘的生长发育仍然没能达到正常水平，需要定期体检、复查，直至心脏完全发育成熟。

她还是那个带着点缺陷的宝宝，也在带着我的遗憾一点点长大，但我知道，最难的关已经过去，我们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也重新回到肿瘤科上班，每天继续陪那些生命末途的人走一段路。遇见“不听话”的，我仍然需要重复很多遍注意事项。

我也试着问自己：如果再来一次，我会不会选的不一样？不一样的科室？又或者，因为这份工作放弃我的小姑娘？

我想起还在肿瘤科实习那会，我比这些病人更脆弱。

得知一位大爷患上了恶性肿瘤，我直接跑到病房去看，老人家一转头，我先掉下两行泪。

给大爷扎针时，我手拿着针筒打颤，带我的老师一眼瞪过来，就要上手帮忙，被大爷按住。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小姑娘，再来一次？”

后来的五六年里，我遇到过很多像大爷这样的病人，也遇到了许多麻烦、冷漠的病人，受过委屈，但更多地是被给予尊重。

我记得有一个患了鼻咽癌的年轻女孩，她的半张脸都溃烂了，做完手术以后，左眼只剩下一个空空的洞。

但每次我去做护理，她还会朝我极小幅度地弯弯嘴角。

那已经是她能做出的最好看的表情了。

我当时就知道，自己没选错，我喜欢这些从最深、最疼的地方生出的善意和希望。每次看到他们，突然就觉得自己这些事都不算什么。

我曾亲眼目睹过那样的痛苦，也亲眼见证了那样的绝望都没能打倒我的病人们——这个职业给了我勇气去面对一切。

“肿瘤科护士”这几个字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我是这些奇迹的见证者，更是守护者。

再来一次，一切选择还会是一样的。

我已经有了答案。   

好像绝大多数人都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一切能重来，会不会不一样？

茧茧的答案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罗拉快跑》。

女主角为了营救男友，在二十分钟内竭力奔跑。她一共跑了三次，凭着本能反应对抗危机。

但结果是，她无法影响和预知他人的选择，得到了三次不一样的结果。

这个世界和构成它的一切总是充满变数，在这样的环境里，茧茧选择不回头，罗拉选择拼命奔跑。

她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和意外，直到发现，什么才是支撑自己跑下去的东西。

那些曾让茧茧感到痛苦的东西，也在她最难熬的时候给了她力量。

这也许是一个带点遗憾的故事，但我在里面看到了很多希望。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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