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子厂，我花2万块买了个教训

前 言

老蒋本名蒋茂伟，39岁，大小眼，江苏宿迁人。2022年1月的某天深夜，他从八车间调到我们六车间，也搬到了我们宿舍。夜班结束后，我和秦小军见到了这位留着“爆炸头”、脚蹬“趿拉板”、一脸颓废相的男人。他躺在秦小军的床上，大口嚼着我的旺旺雪饼，丝毫不顾虑即将到来的寝卫检查和床单上的黑鞋印。就在秦小军动手打他之前，他说：“我杀过人。”

一

2021年12月，我们全厂放了三天假，不用出勤也能保留50%工资，仍有满勤福利。 放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进行了产品更迭，订单较大，一多半流水机组要拆分重建；二是作为主力的学生工因某些不可抗力因素早早结束了工作，人力紧缺。

夸张到我们厂区主做廉价平板的二车间只剩下了几个光杆线长，一个车间的人员都凑不齐一条线。 厂子一方面要组装流水线，另一方面要大力招收工人，留在厂里的老人，不管工作效率如何，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职位提升。 比如秦小军原先只是全能工，如今直接混成了一线线长；而我则成为了技术长，手底下有几名跟班，工作任务就是开关机，难度大点的是换显示屏。   电子厂环境 | 作者供图

凭借高返费与高工资，厂子一周内填补了近一千五百人，老蒋就是这个时期进入厂子的。

简单说一下返费，因为人力资源紧缺，政府或公司会出一笔资金找派遣公司招揽人员，资金里包含返费和人头费。员工进厂工作一定时间会发放一笔奖励金，时间标准多数为三个月。

虽然返费会经过公司、派遣公司、中介、小中介的层层剥削，但数目仍旧很诱人。老蒋就是这个时期进入厂子的，但他并非因为返费，而是“免费做核酸”。 他说他原本在本地的一处工地打工，后因为疫情施工暂停，他身上的钱仅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然而本地又有“出行需持有核酸报告”的规定。  

后来老蒋打听到电子厂招工，本想白嫖一个核酸检测回家，但看到工资尚可，才继续干了下去。 八车间负责的还是原先的产品，线上大部分都是老手，每天的规定产量很多。老蒋没干过电子厂，手生，速度慢，螺口按得参差不齐。线长二十冒头，年轻气盛，看他不爽，每天开会都要拉住来批斗一顿，有时还故意安排他干累活重活。 紧接着老蒋跟线长吵了一架，闹到组长那里，老蒋也因此调到了我们车间。 老蒋没杀过人。  

他说他是从一个“工厂油子”那里听到“要自保，就得学会伪装自己”的理论。他理解得迷迷糊糊，看秦小军要动手，情急之下才说了这句话。 但他还是挨了一顿打。 我眼中的老蒋是个老实人，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吞吞吐吐，眼神闪躲，不敢正眼看人，不论对谁都带着羞涩的笑容。  

他慢吞吞地整理秦小军的床单，黑印难消，他扭捏地说：“等发工资了，哥再给你买一套。”

秦小军瞪了老蒋一眼，一言不发地坐在床脚。 老蒋剥着指甲，慢慢地说：“不好意思兄弟，实在是累得不行了，我快两天没吃饭了。” 老蒋说他有两个小孩，今年就初中毕业了。

孩子学习不好，他不想让孩子分流，上高中得花钱。他是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一有钱就转给家里，自己留不下什么钱，所以日子过得很紧张。 “我新买的锅让宿管给收了，面条又不能生吃，今天实在是饿得难受了。” 秦小军恃强凌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坐立难安，局促地看了看我。我替秦小军解围，问老蒋被褥在哪儿，我们帮他铺床。 老蒋憨厚地笑着说被褥还没拿过来，他婉拒了我们跟他一起去的提议，打着招呼出去了。

老蒋前脚刚走，秦小军拉着我也出了门，说给老蒋买点吃的。

走在路上，秦小军问我对老蒋什么看法。

我说：“应该是个好人，就是干事慢吞吞的……” 秦小军打断我：“不是慢吞吞，是他害怕。再说他两天没吃饭了，还干体力劳动，肯定没精神。” 回到宿舍，老蒋已经在上铺整理被褥了。我过去帮他，一凑近就闻到了一股骚臭味，被子还是潮湿的，几处地方有着明显的黄色痕迹。  

我皱着眉头问老蒋：“被子哪来的？” 老蒋不好意思地挠着头：“进厂的时候忘拿被子了，从别人宿舍里捡的。” 他蹲下把被子往里掖了掖，黑袜子已经被不知名液体给洇湿了，身上的臭味与被子上的臭味混在一起，屋里弥漫着一种强烈的臭味。 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老蒋尴尬地说：“你走你走，我自己来，不碍事，能盖就行。” 他见我愣在原地，同时也闻到了室内的味道，恳求般惭愧地说：“能忍一天不兄弟，我困坏了，就让我睡一天，明天我再想办法。”  

二

老蒋是个乐观的人，但这乐观是紧张的，带着惶惶不安。他张嘴说话前定要在脑海里细细斟酌，然后赧然一笑，就好像被挑中回答问题的学生一样。 他和人交谈很在乎对方的想法，比如秦小军问他某个问题，他细细想一阵，会说“你觉得呢”，接着再同意秦小军的想法。  

我跟秦小军和他成了朋友，几乎形影不离。下工休息时他会和我们一起抽烟，吃饭也是，我和秦小军轮着请客。 起初他和我们吃了几次，估计是不好意思了，下班后刻意跟我们拉开距离，独自回宿舍。中间休息时，也自己一人在岗位上趴着。 我跟秦小军态度强硬，每次都拉着他一起，无奈之下老蒋写了一个记账本，谁请他吃了什么、什么时间、什么价格都事无巨细地写在上面。还会让我们签字。 我们如果不肯，他为数不多的固执就会体现出来。 老蒋说他是独生子，家里祖辈种地，没什么钱。

他从十四岁就开始出来打工，一开始跟着长辈运煤，后来卖蒜，再然后就一直在工地打工。他去过不少地方，几乎每个省会都跑过，见证过许多狼藉不堪的工地变成一座城市的地标的过程。 他的乐观处处体现。 有次车间全线加班，加完班开会，折腾到了晚上十一二点。我跟秦小军气得破口大骂电子厂，老蒋反而看着我们乐呵呵地笑，他拍了拍我们两个人的肩膀说：“早在08年09年，要进这样的厂子还得花钱呢！” 他有着很多生活经验。

比如我们一起去洗澡，他会从食堂里要些盐出来，让我们涂抹在身上再进行冲洗，然后毫无避讳地替我们搓背。 他有一部款式老旧的苹果手机，极慢的运行速度和卡顿就像他的性格一样，是亲戚用过的淘汰品。他喜欢看小说，看得很痴迷，有时我睡醒上厕所，看到他的床位上还在闪烁着光。  

老蒋常常说他以往的事情，他三十四岁的时候从老家到深圳投奔朋友，转了三趟火车，站了二十多个小时，到站后，来接车的却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 他跟着女人上了辆面包车，女人问他带了多少钱，他说了。

女人说把钱给她。老蒋听懵了。女人又说老蒋的朋友欠他们钱，老蒋说他欠钱找我干什么。女人才说老蒋的朋友在传销里，说有工作是骗老蒋的，老蒋现在把钱给她，她就把老蒋放了。  

当时车里还有四个大汉，正虎视眈眈地看着老蒋。老蒋认㞞，把钱给了女人，女人拉开门，把老蒋放了。 下车后老蒋就跑到警察局报警，警察听后记了笔录，让老蒋回去等消息。老蒋身上一分钱没有，在外面流浪了两天，被救助中心遣返回家，到底没等到消息。  

老蒋在车上听一个从传销组织跑出来的人说了一路，才后知后觉，自己被那女人给救了。后来那个朋友又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但他没有接。 我们听得一阵唏嘘，不停地用脏话感叹着。老蒋却很平静，他遗憾地叹了口气：“我那个朋友，到现在也没找回来，估计已经死了。”继而豁达地说，“人能活着就行了。”  

三

秦小军对老蒋很好，老蒋的床单被罩、洗浴用品、换洗衣物他都一手包办，有时还会和老蒋一起去附近的公园钓鱼。 后来我发现秦小军不是对老蒋好，而是很依赖老蒋。他喜欢跟老蒋聊天，听老蒋说过往，因此我们一起打游戏的时间大大减少。 他看向老蒋的眼神是憧憬的，有些虔诚，还会冲老蒋发以往没有的小孩子脾气。我能感觉到，两个人正在产生一种奇特的关系。 老蒋的三号线都是新人，跟秦小军的线挨着，负责的岗位是安装前摄。

这份工相比其他岗位要难一些，一是要细心，安装时要查看摄像头里是否有杂物；二是摄像头覆盖着一张很小又很硬的铝箔纸，抠着费力，也硌手。 我巡检时，经常能看到蒋哥的工位上囤积着好几摞手机。

他为了方便扣锡箔纸，脱了一只绝缘指套，满头密汗，两根手臂还会跟着颤抖，看起来很艰难。 我跟秦小军说这事，想让秦小军把老蒋调到他的线上，安排一个相较轻松的岗位。秦小军却说他早就跟老蒋说过，但老蒋死活不愿意，不想给秦小军添麻烦。 然而仅仅几天后，一脸痛苦的老蒋就私下找到秦小军，想到他的线上去。  

秦小军追问多遍，老蒋才把手指上的一条裂口展示出来，表情难过地说：“实在受不了了，我找过线长，线长不给我调，不然真不给你添麻烦。” 秦小军和三线线长有过龃龉，两人互不搭腔，我们觉得是三线线长看我们三人关系好，故意针对老蒋。 秦小军当即找到组长把老蒋调到二线，因为老蒋手上有伤，还给他安排了一个轻松的岗位。  

那天老蒋为了答谢秦小军，请我们到附近的馆子里吃饭。老蒋酒量不错，一杯牛栏山慢喝三口，快喝一口干，脸上一点狰狞的表情都没有，表现得十分稳重。 熟络之后，蒋哥也会跟我们开玩笑，秦小军如果有孩子气的举动，还会佯嗔地训斥他。有的时候经常给我一种父子俩的错觉。 蒋哥身上有着一个很打动我的品质——尊重人。 你跟他说话时，他会停下所有动作，微微笑着，耐心认真地注视着你，再郑重其事地说出自己的见解。  

整场酒里蒋哥都扮演着这个角色，对我，对秦小军，就像个排忧解难的上帝一样。 酒过三巡，上了几次厕所后，我跟秦小军都有些饿了。秦小军想再点三碗面，老蒋局促地挠了挠头，但没说什么。  

我们知道蒋哥经济拮据，所以一开始就没打算让蒋哥请客。 我去过厕所后找老板结账，给老板指我们的位置，老板一边说“30元”一边从柜台里拿出蒋哥的手机。  

老板见我愣住了，说：“前面的钱已经付了，就三碗面没付，那大哥说身上钱不够，就把手机押这儿了。” 回去后我没把手机直接交给老蒋，也没跟秦小军说，而是放在了老蒋的枕头下面。 我喝得不少，一沾枕头，立马就睡熟了。  

朦胧中我感觉有人在推我，睁开眼是老蒋，他先是冲我做了个“嘘声”的手势，然而把一个红色笔记本放在我眼前，本子上写着今时今日欠我三十块。 我冲老蒋摆了摆手，转了个身。他的手劲儿很大，硬是把我扳了回去，他的眼神坚定，声音沉闷：“签字。”  

四

我们的宿舍住了六个人，秦小军凭借线长特权，将我们仨和其他室友的工作时间调换开，这样不至于一挤挤一窝，空间也能更宽敞些。 老蒋睡得晚，起得早，只要空闲就捧着手机，一天的睡眠时间才四五个小时。也因此，他成了我们的“外卖员”，等我们醒来，在宿舍里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饭菜。  

秦小军跟蒋哥走得越来越近。他对蒋哥家里的事无不知晓，说起蒋哥的孩子，都会学着北方话说“俺弟……”，有时说起蒋哥的妻子还会忘了尊称，以“老婆子”称呼。蒋哥也不气，只是宠溺地笑骂一句。

有天夜班，蒋哥从线上出来，给我打了个眼色出去抽烟。我已经属于管理层，抽烟不用再怯手怯脚。他蹲在厕所里，接过烟说：“你觉得蒋哥我咋样？” 我说：“挺好啊。” 他蹙着眉头，犹豫着，啧了一声，有些为难地说：“你说我要是认小军当个干儿子……能行吗？”我愣了愣，然后笑着说：“我觉得行，秦小军应该也觉得行。”  

老蒋沉思一阵，抽了口烟，丧气地说：“算了，我想认他也不是别的，我就是觉得这孩子看着舒服，顺眼。” 我说：“那咋算了？” 老蒋说：“我身上没钱，本来就挺麻烦你俩的了，认他当儿子再让人觉得我是因为钱。” 我笑着说：“不能，他当个线长才多少钱，比我们多不了哪里去。” 老蒋没吭声，抽完了烟，跟我打了声招呼就回去了。  

下班后，我找到机会跟秦小军说了这事，秦小军激动起来，说他也有这意思，说着就要买菜买酒找老蒋去。 我拦住他，说老蒋有自尊心，既然他没说准，就不要让人难堪。我做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说：“蒋哥有意思，你也有意思，你就暗地把他当干爹呗。”  

秦小军听从了我的建议，虽然明里不说，但能看出来他与老蒋越来越亲。老蒋抽烟他会训斥，熬夜也会训斥，老蒋也不抗拒，都是嘿嘿一笑，乖乖地扔掉烟或关闭手机。  

二月下旬的某一天，发薪日，也是休息日。整个宿舍楼喜气洋洋，穿着光鲜亮丽的男生从宿舍楼倾涌而出。 我跟秦小军下班后正商量着去哪里玩，接到老蒋的电话，说他已经在厂外的饭店里安排好了，让我们赶紧过去。

我们赶到时菜刚上齐，老蒋正在对面的烧烤摊上等肉串，眉飞色舞地冲我们喊了一句：“你们先吃，马上来。”

我们答应一声落座。我刚把筷子伸到菜上面，手就被秦小军拍了一下，他的表情看起来比我还疑惑不解：“长辈还没动筷，你怎么就吃上了。” 我哈哈笑了一声：“这还没怎么着，真成爷俩啦？” 秦小军从兜里掏出两盒芙蓉王扔在桌子上，得意洋洋地说：“不是爷俩，胜似爷俩。” 等到老蒋回来，三人边吃边喝边聊，不一会就喝了一斤多的白酒。 酒主要是我和秦小军喝的。

老蒋整场都在说感谢话，不停地给我们倒酒，然后举起自己的杯子轻抿一下；为了表示尊重，秦小军直接一口喝干，我迫于无奈也紧随其后。 我跟秦小军本就不是能喝酒的人，这次喝得也急，几杯过后醉意就上头了，只感觉脑子越来越小，心胸却越来越大。  

又一杯过后，老蒋忽然变了语气，他低着头说：“这段时间麻烦你俩啦，要不是你俩，我都不知道怎么过啦。” 秦小军的豪爽劲儿出来了，他摆摆手，大大咧咧地说：“说这干什么，有我们哥俩吃的还能让你饿着。

就算我饿死了也得让你吃上东西。” 老蒋笑骂一句，又说：“也是凑这个机会，跟你们说个事。” 那时我跟秦小军的理解都不同，我以为的事情是老蒋要把之前我们接济他的钱还给我们；秦小军则以为老蒋要认他当干儿子；但他说的话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只见他在兜里摸索着，掏出来那个红色笔记本，摊开一张纸，他说：“借钱。”  

五

秦小军借给老蒋八千块钱，我借了三千。 老蒋的理由是给儿子找的学校现在就要预约名额，时间紧急，错过这几天，孩子就要分流去职业中专了。 救急不救穷，是原则问题；将心比心，老蒋人也不错；打下欠条，也有契约精神。但从醉意中清醒过来后，我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总觉得那场酒隐约有些鸿门宴的味道。 我没敢把心里话说给秦小军听，好像借钱让他有了同在一个大家庭里的参与感，他跟老蒋走得更近了。  

老蒋则是在次天中午就给我们一人打了一个欠条，还按下了红指纹，并在秦小军强烈的抗拒下坚定表示“有借有还”、“亲兄弟明算账”的原则。 真正打消我的怀疑的是一个视频。

他录下了我们两人，发送给某个微信好友，还发送语音说：“要没你这两个叔叔，你就上不了学啦。” 对面也传来一句语音，声音像十几岁的男孩：“谢谢叔叔。” 我记得当时秦小军想跟孩子说句话，但我怕孩子有心理负担，冲秦小军摇了摇头。  

后来我总想，要是我当时没有制止秦小军，事情应该不会发生到如今的地步。

如果你在电子厂工作过，一定可以看到在某条线上，有某个工人的工作异常轻松。

这些工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头衔：“配料员助手”“劣品处理员”“产品管理员”，他们的工作不是流水线形式的，甚至不需要动手，只要守在岗位上，就能和线上辛苦劳作的工人挣到一样的钱。 老蒋，就被秦小军安排到了这样的岗位。 他不用遵守“产量完成才能下班”的规定，只要到了下班点，备好辅料，即可打卡走人。  

这一点其实我很不理解。 在我们厂子，加班时薪翻倍，如果是真正缺钱的人，应该最想碰到的就是加班，更不要说老蒋干坐着就能拿钱的工位。

而且老蒋下班后也没有其他事情，就是躺在床上玩手机、看小说，行为举止一点也没看出缺钱的样子。 我问过秦小军，秦小军早意料到了我会这么说，他说老蒋的背在工地受了伤，不能长时间坐着。  

看着他沉浸在“类似亲情”的狂热中，我不知道能不能相信这个理由。  

而老蒋仍旧保持着老实、沉稳的一面，不会主动跟人说话，即使说话也十分温和。他这副面孔总会让人放松警惕。 秦小军对老蒋是绝对信任，他在潜移默化中已经默认了两人的关系，他换了称呼，叫老蒋“蒋爸”。两人格外亲近，晚上原本属于我们的游戏时间变成了“父子观影档”。  

三月中旬，老蒋忽然向秦小军请假，说家里有事，要回家一趟。

秦小军没问出来具体情况，看事态紧急，当天就给老蒋办完了请假流程，批了一个星期的假。 秦小军没有跟老蒋断联络，每天下班或休息，都要找老蒋问一下情况，事情严不严重、需不需要钱。老蒋则说事情不大，但不具体透露，表示很快就会回来。  

第六天，车间刚刚开线，秦小军把我喊出去，脸色很难看地说：“手机借我一下。”又说，“蒋哥辞职了。” 我有些意外：“啥情况？” 秦小军摇摇头，紧张地说：“没给我说，人事说是蒋哥委任中介离职的。” 我“卧槽”一声，脑子里乱糟糟的。秦小军又说：“他昨天刚找我借了五千块钱。” 昨天是发薪日，这个节骨眼上借钱又不辞而别，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属于技术岗，可以携带手机进车间，秦小军接过手机，拨打老蒋的手机号，没打通，又打开微信，点开老蒋的聊天框。 我本以为秦小军会发出质问或咒骂，但慌里慌张的秦小军却发出去一句：“家里人没事吧？”  

六

在电子厂上班，手机上最常见到的一个符号是“红色感叹号”。这个感叹号蕴含着很多东西，但有一点很统一：两个人永远都不会再见面了。  

老蒋没有给我们“红色感叹号”，消息正常发送，但有一点跟“红色感叹号”很统一：我们再也收不到他的消息了。 其实在电子厂，我见过很多阴险狡诈的人，那些人嘴里没有实话，眼神飘忽不定，满脑子都是如何用别人的不幸来制造自己的快乐。但我没想到蒋哥也是这样的人。  

那天下班后，我和秦小军找到人事，又通过人事找到负责蒋哥的中介。我说出蒋哥的名字时，中介恍惚了一下，接着苦笑一声说：“他不叫蒋忠恩，叫蒋茂伟。” 这是蒋哥对我们撒的第一个谎。 中介给我们翻找了蒋哥的资料，他不是河南濮阳人，而是江苏宿迁人；不是43岁，而是39岁；不是在工地招到的，而是蒋哥亲自上门应招的。  

上工时间为2021年12月23日，除去休息，到2022年3月5日满足90天返费条件，也恰恰是蒋哥请假的那天，返费到手。 中介说：“这种人就是跑返费的，哪里有返费去哪里。” 秦小军还想为蒋哥申辩：“他说他是第一次干，看工作效率也是新手啊！” 中介笑笑：“不想干装一装不就成不会干了嘛，他为啥从八车间调到你们车间？就是嫌太累，知道你们车间有新产品，产量低，让我给他调过去的！” 说到这我想起，原先蒋哥在三号线上时，虽然摄像头岗位相较困难，但因为产量低，磨磨蹭蹭干也能在规定时间内结束，甚至还能提前下班。蒋哥找秦小军调岗的时候，三号线产量已经加到了一千五百台。 再说蒋哥手上的疤痕，不像是因过度工作硌出的，反而像用刀具故意划伤的。  

秦小军看我一眼，估计他也想到了这个信息。 我忙问：“怎么能联系上他？” 中介撇撇嘴：“他就留了个手机号，身份证上有家庭住址，但这种人满中国跑，压根找不到。”他又翻了翻资料，“有个跟他一起来的，还没走，你们可以找他问问。” 跟着蒋哥一起进厂子的人在八车间，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说他跟蒋哥是在一个“躺尸”群里认识的，交情没多深。  

秦小军有个最大的疑问：“他的小孩真的要升高中了吗？” 年轻人讥讽地笑笑：“他有个狗屁小孩，他连个对象都没有，成天混吃混喝。他赌博你们知道吧？天天抱个手机，一赌能赌一夜。” 秦小军眼睛红了，怒骂一声：“真他妈贱！” 年轻人说他跟蒋哥本来在同一条线、同一个宿舍，蒋哥脾气很暴躁，自称自己杀过人，还经常对室友拳打脚踢，见人就骂，把宿舍里的人都吓住了，没人敢惹他。  

我暗自想，如果刚开始秦小军被蒋哥吓到，没有反击，可能有着家庭、对人谦逊的蒋哥就成了杀人不眨眼、桀骜不驯的蒋哥。 我简单对年轻人说了我们的遭遇，年轻人似笑非笑地“啧”了一声：“就算再穷，也不至于连床单被罩都没有吧？

他……我们这种啥也没带的，就是想好一准跑路的。” 回宿舍的路上，一直沉默着的秦小军忽然对我说：“他借我钱那天我就发现不对劲了，一个穷到裤衩都没有的人，支付宝居然是钻石会员。” 我没说话，他叹口气，隔了好久才说：“是我的原因，把人想太好了。” 隔天我们找到人事，人事说我们私人之间的纠纷公司没办法插手，说白了，就是没闲空管这事。

报警的效果也一样，就算人找到了，但钱是我们心甘情愿借出去的，蒋哥要说没钱，我们也没办法。 秦小军沉默寡言了几天，他比我受到的损失更大，不仅是钱，还有感情。 我们清理了蒋哥的床铺，确实跟那个年轻人说得一样，来时潇洒，走时依旧。除了几件秦小军给蒋哥买的换洗衣物，什么也没带走，包括那个藏在枕头下面的红色笔记本。 2022年3月下旬，秦小军突然要辞职，他没有任何表情地向我宣布这件事。  

那天下班后我们到厂外喝送别酒，俩人都没怎么喝，没有兴致。这也奇怪，开心的时候千杯不醉，不开心的时候闻到酒味都感觉头晕。 聊了一会，秦小军又说起蒋哥：“我那天打他，看到他那个样，就想起我爸来了。

是真他妈觉得亲切。小时候我爸带着我去贵阳打工，在火车站等人接，那时候我爸的表情跟蒋哥的表情一模一样。” 我长呼一口气，久久没有说出话来。  

回去的路上，微风吹拂，催生了些醉意，秦小军在我身前念叨着：“死也不来厂子了。” 三天后，他又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回到宿舍。

他苦涩地看了我一眼，我没忍住，笑得乐不可支。 他骂了我几句后，也跟着我一起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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