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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阪做牛郎,贩卖爱也错过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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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故事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22-4-26 21:30:09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靠给女人浪漫幻想赚钱

牛郎,指的是日本专为女性服务的男陪酒员。

这个离中国社会很远的群体,随着2019年“日本第一牛郎”罗兰在中国社交网络的爆火,逐渐被人们所知。

网上铺天盖地的描述中,牛郎是艺术家,是“真正的心理咨询师”,虽然表面上做陪酒工作,但他们拥有的高情商和帅气造型,会把你从现实“剥离”出来,通向幸福的梦境。在日本NHK电视台的纪录片中,牛郎被称作“贩卖爱の男子”。

爱这种东西是金钱买不来的。牛郎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经济腾飞之下,日本女性的空虚与男女地位的不平等。



“收拾房间花的一个小时,本可以给全东亚女性带来幸福啊。”视频里,一名满头金发的男子,躺在豪华酒店的床上,对镜头说着一些不着调的话。

他叫罗兰,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被称为“牛郎皇帝”,据说在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读了一个星期后,因为想做牛郎直接辍学了,26岁那年的收入达到了3亿日元(约1780万人民币)。

在中国互联网上,大家也探讨着罗兰的帅气与成功,用放大镜观察他的每一个动作,想要明白他受女生欢迎的秘密。
越来越多中国客人去光顾罗兰的牛郎店,他的预约费涨到了每80分钟10万日元(约5900人民币)。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许多牛郎效仿他,进驻中国社交网络。

我觉得这个行业挺有意思的,平时也喜欢翻翻其他牛郎的微博,28岁的大辉便是其中一位。他微博只有200多粉丝,平时爱发一些生活照。从他的照片看,长得很像前几年流行的魔术师刘谦——穿着小西装,梳着金黄中分的发型。他从25岁开始去牛郎店工作,并在3年后拿到了450万日元(约26.5万人民币)的高额月薪。

关注久了,我成了大辉的老粉,于是在微博上私信问他愿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没想到,他很愉快地同意了。



大辉出生于日本三重县,一个盛产葡萄的海滨县城。他父亲是一名汽车厂工人,母亲是传统家庭主妇。

大辉还有一个弟弟 ,在大辉9岁的时候,他们的父母离婚了,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在爷爷奶奶家生活。父亲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大辉和他只是“偶尔联系的关系”。

好在祖父对他不错,只要不惹事就不会管他,除了学习不太好,大辉的童年还算愉快。祖父盖了一座新房子,让大辉母亲带着他和弟弟俩去生活,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日本的学制和中国类似,小学初中读完九年后,可以选择就读职高或普高,大辉选择了可以考大学的普高,但他认为自己没有“读书天赋”,想早早出去工作。读高中那三年,他每天晚上去麦当劳和烤肉店兼职,高中毕业后,他放弃了考高校的机会,找了一份和父亲一样的汽车工厂类工作。

在汽车厂,大辉每个月可以拿到30万日元(约1.8万人民币)的薪资,他只工作了三个月就离职了。大辉的弟弟和他一起毕业,在老家做工程脚手架,月薪有50万日元,于是他投奔弟弟去做脚手架,一直做到25岁。

三年前的某次制作脚手架的过程中,大辉的脚不小心受伤了,这份工作是做不成了,大辉提出去大阪闯荡的想法,母亲非常支持他,觉得年轻人是应该出去见见世面。

大阪作为日本三大都市之一,是日本年轻人向往的繁华圣地。告别了家乡和母亲,来到大阪后,大辉却根本不知道能做什么,这时候弟弟告诉他,自己曾经在牛郎店工作过,是个不错的选择,不妨去找找机会。

21世纪后,日本曾拍摄过多部牛郎题材的影视剧,年轻人对于牛郎工作并不排斥。固然有人单纯为钱而来,但不乏仰慕知名牛郎,想一起共事的粉丝,以及通过影视剧对这份工作萌生兴趣的年轻人。

大辉也看过很多牛郎主题的电视剧,当天晚上,他直接去了牛郎店应聘。

我问大辉为什么准备做牛郎后不考虑去东京,东京有世界闻名的“歌舞伎町”,位于新宿的核心娱乐区,那里是亚洲最大的“红灯区”。仅在歌舞伎町,正规挂名的牛郎店就有300来家,中国社交媒体上活跃的牛郎,大部分也是歌舞伎町出身。

大辉告诉我,歌舞伎町的竞争压力很大,很多都是未成年人,而在大阪25岁做牛郎是很正常的事。在他心里,家才是最温暖的地方:“我们是有思乡情结的,大阪离他老家很近,东京太远了,在大阪工作,有空还可以回家吃祖父做的米饭。”

牛郎店是一个永远缺人的地方,应聘进行得很顺利,25岁的大辉,成为了一名新人牛郎。



日本经济起飞的80年代,牛郎业是一项边缘化娱乐,有钱的男人们更青睐于女性服务为主的风俗店。随着女性经济的独立,加上日本年轻人对婚姻的抗拒,以服务女性为主的牛郎店逐渐成为热门,目标客户也是那些出手豪爽的单身女性。

上班第一天,大辉提早了两小时去会所,为了服务好女性客户,第一步就是做一套属于自己的专属造型。

关注久了,我成了大辉的老粉,于是在微博上私信问他愿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没想到,他很愉快地同意了。



大辉出生于日本三重县,一个盛产葡萄的海滨县城。他父亲是一名汽车厂工人,母亲是传统家庭主妇。

大辉还有一个弟弟 ,在大辉9岁的时候,他们的父母离婚了,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在爷爷奶奶家生活。父亲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大辉和他只是“偶尔联系的关系”。

好在祖父对他不错,只要不惹事就不会管他,除了学习不太好,大辉的童年还算愉快。祖父盖了一座新房子,让大辉母亲带着他和弟弟俩去生活,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日本的学制和中国类似,小学初中读完九年后,可以选择就读职高或普高,大辉选择了可以考大学的普高,但他认为自己没有“读书天赋”,想早早出去工作。读高中那三年,他每天晚上去麦当劳和烤肉店兼职,高中毕业后,他放弃了考高校的机会,找了一份和父亲一样的汽车工厂类工作。

在汽车厂,大辉每个月可以拿到30万日元(约1.8万人民币)的薪资,他只工作了三个月就离职了。大辉的弟弟和他一起毕业,在老家做工程脚手架,月薪有50万日元,于是他投奔弟弟去做脚手架,一直做到25岁。

三年前的某次制作脚手架的过程中,大辉的脚不小心受伤了,这份工作是做不成了,大辉提出去大阪闯荡的想法,母亲非常支持他,觉得年轻人是应该出去见见世面。

大阪作为日本三大都市之一,是日本年轻人向往的繁华圣地。告别了家乡和母亲,来到大阪后,大辉却根本不知道能做什么,这时候弟弟告诉他,自己曾经在牛郎店工作过,是个不错的选择,不妨去找找机会。

21世纪后,日本曾拍摄过多部牛郎题材的影视剧,年轻人对于牛郎工作并不排斥。固然有人单纯为钱而来,但不乏仰慕知名牛郎,想一起共事的粉丝,以及通过影视剧对这份工作萌生兴趣的年轻人。

大辉也看过很多牛郎主题的电视剧,当天晚上,他直接去了牛郎店应聘。

我问大辉为什么准备做牛郎后不考虑去东京,东京有世界闻名的“歌舞伎町”,位于新宿的核心娱乐区,那里是亚洲最大的“红灯区”。仅在歌舞伎町,正规挂名的牛郎店就有300来家,中国社交媒体上活跃的牛郎,大部分也是歌舞伎町出身。

大辉告诉我,歌舞伎町的竞争压力很大,很多都是未成年人,而在大阪25岁做牛郎是很正常的事。在他心里,家才是最温暖的地方:“我们是有思乡情结的,大阪离他老家很近,东京太远了,在大阪工作,有空还可以回家吃祖父做的米饭。”

牛郎店是一个永远缺人的地方,应聘进行得很顺利,25岁的大辉,成为了一名新人牛郎。



在日本经济起飞的80年代,牛郎业是一项边缘化娱乐,有钱的男人们更青睐于女性服务为主的风俗店。随着女性经济的独立,加上日本年轻人对婚姻的抗拒,以服务女性为主的牛郎店逐渐成为热门,目标客户也是那些出手豪爽的单身女性。

上班第一天,大辉提早了两小时去会所,为了服务好女性客户,第一步就是做一套属于自己的专属造型。

新人牛郎入职后,需要和上月业绩倒数的牛郎一起打扫店内卫生。正式开始工作前,店长还会安排前辈为新人牛郎进行礼仪培训,每家牛郎店都有自己的礼仪规则:为客人倒酒时,手要遮住客人的那面,防止酒液飞溅在女客人衣服上;添冰块之前需要询问客人,夹冰块要横着夹,用夹子盖住冰块的缺口;如果客人示意你坐她对面,牛郎不可以双腿横跨坐上去,要侧身,双手平放地坐在圆凳上。

最后,前辈把大辉的帽子摘下,服务客人时不允许戴墨镜和帽子,业绩超过200万日元的人除外。



准备完这一切,都市的夜降临了。

为了准备东京奥运会,日本政府曾对风俗业进行整改,牛郎店的营业时间提前至晚上6点,凌晨1点就会打烊。

天刚刚暗,大辉的牛郎店迎来了第一批客人,每位牛郎都有自己的固定客户,他们会加客人的联系方式,下次客人来之前会在Line上和牛郎店官网进行预约。

每次点名牛郎,需要支付点名+初始酒水费用,这个费用每人都不一样,人气越高越贵,平均为2万日元(约1180元人民币),初始费用不计算在业绩里,提成是通过客人额外购买香槟等礼物获得。

在牛郎店官网,每位牛郎都有一条简介,展示身高、体重、星座等基本信息,排名靠上的荣誉越多,说明越有名气越会撩。熟客通常有固定预约的牛郎,很难翻到网站下方的名单。留给新人牛郎的机会不多,抓住第一次来牛郎店玩的新客非常重要。

第一次来牛郎店的客人被称为“初回”,只需要支付1000日元,就可以体验5-6位牛郎的服务(名单轮流选取,机会公平),每位牛郎10分钟。服务结束后,有一位牛郎可以获得客人指名或送她离开,要是客人下次还来,大概率会发展成长期客户。

大辉是新来的牛郎,被安排在最后一位。他非常紧张,问了一些客人的兴趣爱好,但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十分钟之后,客人面无表情地让他走了。第一次接待客人失败。

为了讨得客人的芳心,每个牛郎都有自己的绝招。除了言语上的关心,有些牛郎还擅长肢体动作,大辉看到有一位同事习惯托着女孩的下巴盯着她两眼放电。10分钟结束后,每位牛郎都会送给“初回”一张名片,他前面那位躲在衣物间里,在送给客人的名片上喷香水,希望能在客人的心里留下印记。

在心情极度忐忑的状态下,大辉度过了工作的第一天。晚上1点,他打扫完卫生,回到了牛郎店提供的宿舍——离牛郎店步行十分钟距离的一个三人间。牛郎店会在工作地周围为员工找好宿舍,保证他们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工作时衣服脏了也可以随时回去换。

紧张的心态三个月之后才完全消失,第一个月,大辉没有接待任何客户,也没有一分钱业绩,这在牛郎店是很正常的情况。为了保证新人牛郎的生活需求,销售额在30万以下的牛郎每天有8000日元薪水。销售额在30万到55万之间的,日薪涨到9000日元,等到销售额超过55万,可以有提成,并且不用再打扫卫生。

大辉逐渐适应了牛郎店的生活,面对客人也更加淡定,他发现来牛郎店的女性,大多数过得并不开心,要找到她们内心柔软的地方,去赞美,还要真诚。

新来的这位“初回”是一个很可爱的妹子,身材小小的,很符合日本人的审美,但是前几位牛郎好像没有让她感到满意。大辉端着酒坐在她身边,看了看女孩的模样,刚想开口的时候,没想到女孩先说话了:“你长得很有风范。”

大辉被她一句话说得有点措手不及,摸着头笑道:“你也很可爱诶。”女孩问他:“你是一位新人牛郎吗?”大辉只好尴尬地回答他:“我来了一个多月了,可是还没有客户。”

女孩抓着他的手,表示大辉是他喜欢的类型,并且很愿意支持他的工作。她还告诉大辉,自己也是一个在风俗店工作的风俗女,两人算是同行了。

牛郎店百分之七十的客户都是风俗店女子,她们在社会中比牛郎更受歧视,工作时也得不到基本的尊重,逛牛郎店可能是她们生活中唯一的情感寄托,于是赚到钱后,风俗女转头就把钱花在了请牛郎上。

10分钟后,女孩表示要和大辉“重喝”,“重喝”是指第一次来牛郎店的客人,花2万日元,指名一位牛郎陪到打烊。这是大辉第一次被指名,女孩也成了他第一位客户。

两个人脸贴脸靠在一起,小声地诉说着,像一对在讲悄悄话的情侣。女孩吐槽工作,吐槽生活,大辉则在一旁安慰她,鼓励她,时不时摸摸女孩的头,做一些亲密接触的小动作,女孩也不抵触,就这样,两个人聊到了深夜。

内勤组喊住大辉:“今天要打烊啦。”两个人才从密语里离开,在电梯口,大辉挥挥手:“我今天好像还没有问你名字。”“まなみ(真奈美)。”大辉看着客人的眼神,知道她以后还会来的。

我瞬间明白了,“初回”机制就是让客人选一个最喜欢的,否则人家下次就不来了。

大辉告诉我:“牛郎的工作就是要让客人觉得我是她男友、弟弟、儿子,激发她们的母性和保护欲,也会对你投入真感情。”大辉认为,在这样的名利场,真诚有时比套路更得人心。

我表示这完全就不是正常的恋爱,金钱味还是挺重的,他没有否认也没有同意:“我们不就是赚钱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场梦,只是客人们以为这是真的而已。但是我很享受这份工作,这些客人给了我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我想到大辉和我说过他的家庭:“是她们弥补了家人对你的情感缺失吗?”他叹了口气:“是吧,虽然我不想埋怨家里,但家庭确实对我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我很感谢真奈美,我对客人的感情也是真心的。”



从新人牛郎蜕变成资深牛郎后,牛郎店会针对每位牛郎打造一个人设,以购买实体广告位放置海报,上传社交网站,制作一些牛郎店实拍节目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客人前来消费。

拥有一定的长期客户后,牛郎们就要考虑自己的形象了。在牛郎店整容是很正常的事,首先一定要做双眼皮,眼睛小的男生显得很“猥琐”,其次是削骨、隆鼻,女客人们都喜欢牙齿白的牛郎,不少人会选择把自己牙齿全部换成洁白的假牙。在日本,医美是很贵的医疗服务,出于对手术的恐惧,大辉没有整过容。

没有客人接待的时候,大辉会去帮其他同事活跃气氛,一般这项工作是由店长去做。牛郎店的店长通常是小有名气的“牛郎网红”,在拥有一定的粉丝基础和经济条件后,会跳槽开一家自己的牛郎店,新来的客人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功劳。

大辉的店长是一位主打“男子气概”审美的明星牛郎,最高纪录一晚上收入3千3百万日元(约200万人民币),店长的收费可不便宜,很多客人来看店长一眼,再通过“初回”选择其他牛郎,完成“重喝”指名后,店长就会坐在客人身旁做僚机,说一些“哇,你点的这位牛郎很优秀,有哪些闪光点,是xx大学的研究生”等等的话语,这是牛郎店的“老带新”模式。

无论店长在不在,没有客人的牛郎都有义务帮助其他同事撑场子,但牛郎店的同事情谊止步于此。这种销售类工作,相互之间的竞争压力是非常大的,来牛郎店工作没几天,大辉就发现了团体之间明争暗斗,他选择不加入。晚上下了班,小团体人员会一起去喝酒,或者去风俗店,从风俗女那赚的钱又给风俗女送回去,大辉每天独自一个人,上班下班,无拘无束。

牛郎店有明确的奖励和排名机制,每天业绩最好的那位牛郎,可以在大厅唱一首歌,表示今晚的荣耀属于我了。每月、季度、半年,一年,牛郎店都会开表彰大会,奖励业绩前5名会拥有写真海报,还可以在网站简介留下一条荣誉,让自己的排名前进一些。

大辉唱第一首歌是在工作第4个月,真奈美一晚上给他买了50万日元的酒水,让他登上了点歌台,大辉唱了一首杰尼斯知名偶像赤西仁的《Eternal》,表达对她的感谢。

和你一起存活着以迷人的笑容,挺着胸膛牵着手互相依偎地走下去期待着这样的未来

真奈美坐在台下,双手紧握,像看着一位闪耀的明星,而这位明星是她的心上人。

休息时间,他还是会和真奈美联系,两人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吃饭,去游乐园,逛遍大阪每一条街道,直至……把情侣能做的事都做了。日本法律严禁风俗业有卖春行为,背后的操作空间却很大:“其实大家都做,但是我真的喜欢才做,不喜欢的客户我会拒绝。”

发生关系是牛郎最能提升与客人之间关系的方式,所以有些牛郎“重喝”后当天晚上就和客人走了,我问他对真奈美是什么样的感情,大辉表示真的很喜欢她:“能和客人结婚是牛郎很好的一个结局,她当时也说过很喜欢我,但是我还没考虑好,所以没有结果。”

通过真奈美给他提供的业绩,大辉曾拿到过2020年上半年的第4名,2019年6月,大辉生日那天,真奈美一个人就购买了200万日元的香槟塔。

看着大辉从一个默默无名的新人成为一颗新星,真奈美由衷地为大辉感到高兴,但大辉爬得越高,两人的距离反而越远。

尽管牛郎是客人捧上去的,但客人对牛郎怀有的情感是仰望和爱慕。当牛郎走得越远,客人会觉得越配不上他。
除了真奈美,还有一位叫咲乃(さき)的客人为大辉豪掷387万(约23万人民币)买酒,每当大辉为其他女人服务。醋意盎然的真奈美就想买越贵的酒,证明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  

牛郎的花言巧语,是那些女人这辈子听过最动人的话。有客人因为迷恋牛郎,付不起高额的酒水费用,选择去风俗店卖身。对牛郎动了真情后离婚的人也不在少数,她们以为遇见真爱,买越来越贵的酒,只为牛郎以后和她们结婚,最后却人财两空。

2019年5月,日本“牛郎凶杀案”登上微博热搜,当时21岁的大学生由佳迷恋牛郎流玥,后者以结婚为幌子,每月诱骗由佳消费150万日元,由佳不惜去风俗店卖身赚钱,满足流玥的消费需求,在发现一切只是骗局之后,由佳把牛郎捅成重伤,表示:“我那么爱他,他不和我走就和我一起去死吧。”



2020年春天,日本疫情状况逐渐严重,3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了通知,大辉所在的牛郎店暂停营业。

疫情期间窝在家的日子,大辉有一些同事会在家练习才艺,很多牛郎在空余时间都会学习街舞、音乐等技能,为以后出道成为偶像做准备。

在日本,牛郎和偶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牛郎这个职业最早在1965年出现,就是“为女顾客演出的男舞者”,当时牛郎的收入全凭女顾客心情,经过了几代牛郎的摸索,才确立了如今的经营模式。

而日本电视台推出“偶像”概念是在1971年,虽然社会上并不认为“偶像”是牛郎业的分支,大辉却觉得两者非常相似:“都是通过出卖色相赚钱,凭借高高在上的地位,利用女人的保护欲和天性,建立情感上的亲密关系。”

在日本做偶像出道很难,也有庞大的地下偶像群体。地下偶像收入微薄,靠线下见面获取微薄支持,陪睡的不在少数,和牛郎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没有牛郎过得好。

有非常多无法出道的“偶像练习生”去歌舞伎町做牛郎,他们深谙女孩们的心理,也熟悉消费打榜让牛郎排名升级这类“养成系”玩法,和把牛郎视作男友的“女友系”玩法。失落的偶像们转战牛郎行业,一般都会有不错的业绩。

我问大辉有没有想过去做偶像,他哈哈哈哈地笑了几声:“没有想过,我没有艺术天分,以后要是不做牛郎了,我会去找一份销售类的工作。”

没事做的时候,大辉喜欢自己在家看动漫,他喜欢看《鬼灭之刃》,他认为自己像其中的主角炭治郎一样,在为家人而战斗。牛郎店工作稳定下来后,他告诉了母亲自己现在是一名牛郎,母亲对他给予了鼓励:“这值得骄傲,能自力更生就是最好的。”

在牛郎店工作两年,大辉的收入翻了几番,拿到那么多钱后,大辉也“失去过初心”,但他只为了更好地服务客人,买了几套高档服饰后,就把钱存下了,我问他:“以后想在大阪买房吗,把家人都接过来住,就和中国很多去大城市工作的人一样。”

他摇了摇头,以后还是准备回家,大阪的房价在58万日元-100万日元(3.5-6万人民币)每平米,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难题,但是他还是想回家:“能在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是最幸福的事情。”

2020年5月底,门店禁令解除,大辉的牛郎店恢复营业。

疫情过后,来牛郎店的人也少了很多,大辉的长期客户只剩下2个。牛郎店都有赊账业务,很多客人身上没有钱却总想来玩,为了和牛郎一时快活,也不想钱怎么还。

惠美理(えみり)是大辉的长期客户之一,当初她和真奈美一样,是一眼相中大辉的“初回”,大辉曾和她关系不错,给了惠美理赊账的权限。

在牛郎店,赊账要留下ID(身份证)复印件,老家住址和电话。俱乐部都是连锁的,背后有大集团。惠美理在集团旗下的连锁牛郎店玩,用大辉的名义赊账,刷了一套90多万元的香槟塔。

发现惠美理联系不上后,大辉带人找到惠美理的老家,却被她父母告知:“你去找我女儿吧。”大辉第二次去她老家,父母不情愿地联系了惠美理,最后只拿回了一半费用。

听到这里,我缓了一口气:“那剩下的怎么办?”客人赊账欠下的钱,需要牛郎自己补上,45万日元(约2万3千元人民币)已经是非常小的损失。

疫情导致大辉的收入少了一半,他感到非常焦虑,26岁的年龄,重新找一份工作也很困难,而且在牛郎店工作这几年,他感觉到社会对牛郎店的偏见正在改观,并思考背后的问题:为什么日本年轻人不愿结婚,却将大把大把的钱送到风俗或牛郎店?

大辉想起自己童年时的生活,母亲曾有一份不错的工作,遵循传统为了家庭成为了主妇,又被父亲抛弃,父亲和其他女人结婚,每个月只需要付一笔费用。离婚率高达百分之三十的日本,目睹这种家庭惨状的年轻人再也不愿意过父母辈这样的生活。

他不愿放弃牛郎店的生活,这里有他喜欢的酒,喜欢的人,柔软又甜蜜,暧昧却心安。

2020年6月,大辉27岁生日,真奈美参加了他的生日会。那天,咲乃又为大辉办了一台300万日元的香槟塔,从此真奈美再也没有来过牛郎店,她告诉大辉,自己找了男朋友,但两人还保持着联系。

我问大辉:“要是给你个机会,你会和真奈美结婚吗?”

“我挺喜欢她的,但我应该没有机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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