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15岁男孩，每周要花四千元买一顿揍 | 我会拯救你02

  

你买过最奇怪的东西是什么？

这问题我曾经在意论坛上见过，但很快就被封了，原因很简单，这些人买的玩意儿太重口了。有人买穿过的二手睡衣，说晚上捏这玩意才能睡着；还有人给父母买新鲜童子尿，听说用它煮鸡蛋能延年益寿。

无论再奇怪，他们都有不得不买的理由。

社工侯小圣告诉我，她也经历过类似的事件：发现有个男孩，每周要给混混将近四千元人民币，却还要挨一顿打。

当她想要介入这起案件时，男孩却坚决地说：我不要。

我下班的那趟公交，倒数第二排总是没人坐。

那是属于一批小混混的“专座”。每到他们上车那一站，整排座位都会被这群小青年占满。他们上车不刷卡，大声放音乐，带着涂鸦罐往玻璃上喷脏话，没来由地骂其它乘客。所有人都习惯转过头去，避免招惹上他们。

但今天，这排专座上突然多了一个穿着校服的小男孩。

他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个子不高，身上的制服显示他是本区最好的私立中学的学生，却被一群混混挤在中间。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突然想起在机构教同事下围棋，白子把黑子团团围住，随时准备吃掉它的样子。

为首的小混混突然拍了男孩一下问他去不去超市，男孩一本正经回答了一句“可以去”，但似乎因为语气太弱了，反而引发了混混们的一阵大笑。

离他最近那个抬了抬胳膊，本意是要竖中指，但随着这个动作，男孩条件反射地拿起书包护住头。

我太熟悉这个动作了，作为司法社工，我见过太多被混混欺负的孩子有这种条件反射，而这只会让那群混混更嚣张。因为注定没钱上大学，未成年又不会坐牢，这些少年混混一直都是本地的社会痼疾。他们中最恶劣的一些甚至会当街放火、强奸，就因为无聊。

这个本该在私立中学好好读书的小男孩，似乎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我抓起包追下车，心里闪过几个字：我要开始多管闲事了。

我假装也要去买东西，跟着他们进了超市。

这些混混们一路乒乒乓乓地踢开放在地上的购物篮，奔着巧克力和糖的货架去。

我绕到背面，突然听见连续几声袋子爆裂的“砰”。

货架两侧不相通，我把耳朵挤进两盒巧克力的缝隙之间，听到男孩声音很小地说：“你们可以拿自己喜欢吃的，但是别这样。”男孩犹豫了一下，又加了个“请”。

我很意外，这个小男孩还在试图教混混们做事。

果然，没有人回答这句话，混混们抱着战利品，打着口哨从货架那端走出来。我余光瞥见男孩没有跟上来，就随便抓了点东西扔进购物篮，准备过去看看情况。

地面惨不忍睹，巧克力豆和糖滚得到处都是，男孩正趴在地上逐一捡起来放回袋子，再用校服包上。看我过来，他紧张地道歉：“我马上就捡完了，对不起，你过去的时候小心一点。”

我目送男孩抱着衣服往收银台走，小混混们早就等在了机器前面。结账用了十几分钟，只有男孩一个人在刷卡。之后其中一个女孩把他一把推开，几个人拎着袋子钻出了门。

男孩没动弹，还站在机器前面，我站到他旁边，才发现他在发呆。

我打招呼的声音吓了他一跳，他猛地一扭头：“我马上就用完，你在排队是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他似乎有些太爱说“对不起”了。

“你叫什么？”我缓和了语气。

“埃文斯。”他不情不愿地回答。

“埃文斯，不管怎么样，”我重新强调了一遍，“他们买东西，要你付所有人的钱，这个行为叫勒索，是犯法的。”我建议他去找老师，或者报警，或者也可以来找我们社工。

我撕下一张纸，把机构名和电话留给他：“我们专门管别人管不了的事。”

奇怪的是，埃文斯尽管很有礼貌地跟我聊着，但话里话外都是拒绝的意思。

十五岁的他甚至没有对新鲜事的基本好奇，而是相当不耐烦，好像我是一个来塞传单的推销员，而他是一个被我耽误时间的大忙人。他一直在暗示，不需要我的帮助——他称自己早就求助过了。

埃文斯最初的求助对象是自己的父亲，收到的回复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才是好孩子，不要给爸爸添麻烦。”

埃文斯立刻决定，这个问题只能由他自己解决。

他跑去找老师咨询，但没有直说自己的遭遇，而是编造了一个案例去问老师。老师说按照澳洲现在的法律，未成年人犯罪大部分是批评教育，不太可能进监狱。

于是他彻底接受了现实，拽着书包带跟我总结：“没人能帮我，是我自己倒霉。”

我被埃文斯这副故作沧桑的样子逗乐了。

但我把仅有的信息在脑子里过一遍，还是发现了其中的怪异：这孩子之所以不能解决问题，还是因为他最在意的就是父亲那句话：“不要给爸爸添麻烦。”

他甚至不敢告诉老师实话，就怕被叫家长给爸爸添麻烦。如果碰上的老师足够负责，至少会带着他一起上下课。

但我也不能冲上去对着孩子说爹不好，只能尽量委婉地劝他来社工机构求助。埃文斯一直婉拒，直到我试着提出，我可以尽量不惊动他父亲处理这件事。

埃文斯一下抬起头来，像个孩子一样，问了两遍“真的”？

我只能说尽量，我可以尽力把这件事前期解决干净，让他父亲只用来协助做笔录之类的就好了。总不会有亲爸连这也嫌麻烦吧。

我们约在第二天见面。

这次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和督导报备，甚至跟学院确认了社工机构可以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视紧急程度接待未成年案主。

没想到，这个小孩准备得并不比我少。

当天进咨询室还没坐下，埃文斯就从书包里掏出条小毛巾，开始擦桌子。我不明就里地看着他把桌面擦得一尘不染，然后掏出几张纸放在上面。

我一看，是打印下来的网页，分别是“社工是做什么的”，“社工分为哪些类型”，还有一份我们机构的地址和照片。

他仰着头看我，等我表扬他。

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孩子比大多数成年人都做得好太多，我一年要接几百个咨询，超过半数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具体是干什么的？真能帮我吗？”

但我心里挥之不去的是第一次和埃文斯对话时候的感受，他所有的行动就像一个有“出厂程序”的小机器人，那个程序命令就是“讨好他人”。

我故意没有做出反应，而是把那些纸推到一遍，想看看埃文斯的反应。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我看到了这个男孩真实的一面，他的小脸垮了下去，但不到半秒就立刻恢复了机器人式标准的微笑，快得我以为自己眼花了。

即使是一个成年人，也做不到、更没必要这样隐藏自己的情绪，这对他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很快我就发现，埃文斯被勒索等等事情，都与此有关。

埃文斯告诉我，他是在买麦当劳时被盯上的。

当时有个混混青年跟他说，自己没钱，很久没吃饭了，希望他能帮忙买一份。他觉得很可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结果小混混眼珠一转，跟着就有一大帮青年围过来，纷纷要求他买吃的。

埃文斯意识到有些不对，但没办法说出拒绝的话，只能请他们所有人吃了一顿大餐。

之后这帮混混就缠上了他，天天在学校门口等他，还跟着他上公交，要求去超市为他们买单，每周会敲诈他将近1000澳币（约等于人民币4700元）。

最开始，他极力装成不认识这群混混，不想被发现自己遇到了麻烦。但随着勒索变本加厉，混混们开始要求他必须坐到倒数第二排来，埃文斯不得不照做。

万幸，埃文斯最担心的事没有发生，即使看到混混们就在他旁边吵闹、挑衅乘客，同学们也最多好奇地看一眼，没有任何人来大惊小怪甚至告诉老师。

那所私立高中的同学们也像固定程序的小机器人一样，安静地坐在公交的前半截，聊着马术和滑雪，在小混混们大喊大闹时转过头来看一眼，很快又礼貌地转开，绝不过问埃文斯不主动说的事情。

而埃文斯害怕在同学们面前闹起来丢脸，远超过害怕被小混混带走。他变得更加顺从，小混混们会打他，扇耳光、把他推倒。“但是没有用拳头打”，埃文斯强调。

注意到我叹了一口气，他赶紧补充：“也不是很经常。”

他甚至以为我叹气是对他不满。我又想起第一次和埃文斯聊天时的感受，他明明已经非常不耐烦了，却还要回答我的问题；明明是自己挨打了，还在考量我会因此高兴还是生气。

当天晚上，在公交车上再遇到混混们，我不客气了很多，听见他们上车就抬头翻了个白眼。

一个混混马上冲过来要打我，我咬着汽水吸管不以为意地说：“我有严重传染病，每天都在想怎么拉更多人跟我一起死，你猜我会不会把汽水喷到你们所有人脸上？”

小混混呆了一下，悻悻地坐了回去。埃文斯和他的同学们从公交车的两端冲我投来视线，都写着四个大字：难以置信。

周四早上八点，我刚拐过机构门前的路口，迎面就撞上了埃文斯。

他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看我过来，一蹦三尺高，连裤子上的灰都来不及拍：“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见礼貌微笑和面无表情之外的第三种表情，一种混合了惊奇跟好奇的神色，终于有些像个十几岁的孩子。

原来只要给他见识一下私立中学里不教的小手段，就能让他这么服服帖帖的。

我得意洋洋，觉得自己马上就可以解决这个小小的勒索事件，边走边跟埃文斯说：“那我们现在开始联系你父母吧，你被勒索这件事得报警，我会帮你作证……”

提到父母的瞬间，埃文斯突然停在了前台，不肯再往咨询室里进。

我回头看他，才发现他又恢复了小机器人式的面无表情，不吵不闹，也不说话。我把督导请来，两个人站在走廊里，劝说一个孩子给出家长的联系方式，场面一度很诡异。

埃文斯坚持一言不发。

我最后放狠话说，我的工作就是走司法程序，也只有这样你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如果你不愿意，那只能今天结案，就当你没来过。

他盯着地面，良久，报出了一串数字。

我跟督导一块用机构电话打了几次，发现他父亲似乎屏蔽了陌生号码，只得让埃文斯自己来打这个电话。

电话一接通，男人的声音很不耐烦：“我在工作。”

埃文斯下意识地挂了电话，我有点诧异，让他再拨过去。

“求求你，”他哭丧着脸，“我爸爸工作的时候不喜欢被人打扰。”

孩子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什么工作那么重要？我不信这个邪，还是让他再拨一次。

这次对方还没开口，我就接过手机开始自我介绍。刚说完我是某某机构的社工，男人就不容置疑地打断了我：“有什么事你们看着处理，为什么总找我？政府养你们不就是处理公民需求的吗？我相信我儿子也能配合好。”

埃文斯在一旁张口想说什么，电话那头已经只剩下忙音。

我一肚子火没处发，但是看见埃文斯沮丧的样子，又不好多问，只能直接放弃找监护人报警这条路，转而想法子让警察主动关注埃文斯。

校园勒索是小事，但如果我能“正好”撞见这群混混在殴打埃文斯，这种恶劣事件至少能将他们送去青少年犯罪协商会，结结实实罚几个月社区劳动。

我试探地问埃文斯，什么话会让这群混混生气？

埃文斯想了想说，我觉得他们怕被人看不起。

他告诉我，有一次某个混混问他某种橙汁的牌子怎么拼写，他拿出本子和笔给他写下来，习惯性地把“E”和“K”写成了花体。混混们本来觉得挺有意思的，但当埃文斯主动提出可以教他们的时候，混混们就发火了，骂他臭显摆。

我让埃文斯下一次再被逼着付钱的时候就拒绝，并尝试激怒他们。这对他来说很容易，只需要在超市里自言自语地说一句，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不知道和牛是什么吧？

而我会跟着他，一旦对方动手我就立刻报警，不会让他吃太多苦。

这么做可能违反了一百条社工准则，埃文斯问我：“要是害得你被开除怎么办？”

我说：“所以我们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担负着我的职业生涯，埃文斯做得非常争气。周一晚上我跟着他们到了超市，就看见他从超市货架上拿起一包奇亚籽，连比划带说了几十秒，就差把包装袋怼到其中一个混混脸上。

很快，他就被推倒在地，我立刻报了警。

警察到的时候埃文斯胳膊肘擦伤了在流血，校服破了，灰头土脸的样子完全不像所谓私立中学的学生。但他的神情却非常振奋，还趁没人注意给我比了个大拇指。

这一次，这帮混混终于有机会被送上青少年犯罪协商会了。

但我没想到，我们已经证明了埃文斯会受到严重侵害，埃文斯的爸爸听到后却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继续抱怨说我耽误了他很多时间。

他甚至不愿意为儿子挨打的事情出庭，反过来问我凭什么不找埃文斯的妈妈？

他明明知道，他妻子早就跟他离婚并搬离了这座城市，我们不可能找到她。

如果说上次埃文斯的爸爸只是没空帮我们走快速通道，这次，他是打算用他的不负责任堵死埃文斯报警的最后一条路了——万一不能开庭，这些混混只会被口头教育，而不会被进一步限制。

如今混混已经被激怒了，在外头随时可能将埃文斯置于险境。

我向埃文斯说明了这种可能，埃文斯看起来很平静，解释似的对我说：“我爸妈离婚了，之后再也没见过妈妈了，然后爸爸也很忙。”

我不能理解，问他：“你爸是不是一直这样？”说完觉得有歧义，赶紧补充一句：“我的意思是他一直很忙。”  

埃文斯立刻摇头否认。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他的父亲，似乎极力要向我证明，他的父亲在这件事上完全没做错。

埃文斯一直记得两件事：一是来这所中学时，他主动提出不住宿，要自己住在校外，锻炼自己的“独立性”。二是那天爸爸考他要如何和同学相处，他回答说“同学们在未来都是人脉，我要和大家做好朋友”。

爸爸当时特别高兴，把这两段对话一字不差地发在社交媒体上，还一条一条地回复别人的评论：我的儿子将来必成大器。

这几乎是埃文斯第一次在爸爸那获得如此绝对的肯定，他终于明白，只有努力达到父亲对精英的标准：独立、高效、体面、彬彬有礼，他才是爸爸“必成大器”的好儿子。

他的爸爸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几乎所有时间，他爸爸都很忙，也非常努力。他一年的学费有三万，那是一个普通人两年的生活费，母亲消失后，父亲一个人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挣到这些钱。

爸爸要求他不断核算自己所消耗的成本，包括钱，也包括时间。

为了减少时间的消耗，埃文斯要自己做饭、自己上学放学。学校给家长发的日常通知，他要自己总结成要点的形式，在询问爸爸是否有空之后向他汇报。

只要超过三十个词，爸爸就会说，你浪费了我一分钟，我的时薪是90澳币，我又在你身上花了1.5澳币。“这一分钟我都可以发展一个三度人脉了。”

爸爸语气里都是责备：“你可能害得我丢掉很多机会，如果有一天我交不起学费了，你就自己退学，去上个职业技术学校，学一门收银或者给树剪枝，然后一辈子呆在下等阶级。”

埃文斯的爸爸似乎在用一切方式告诉儿子，他们父子俩都在抓着一根岌岌可危的绳索向上爬，脚下就是吃人的丛林。

像那些小混混，包括我们这些总在和流浪汉打交道的社工，统统都是下等阶级，和我们打交道很不体面，应该悄悄处理这种事。

越是这样，埃文斯越觉得自己是父亲的负担。

埃文斯必须拼命平衡，既不能给父亲造成太大负担，又要努力向上爬。

比如私立学校的兴趣班，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合、身份证明。埃文斯也对滑雪、马术都很感兴趣，主动向爸爸提出想学，结果被爸爸以“浪费钱”为名拒绝了。

爸爸说，你的同学未来也不一定个个都有用，你做个调研，看谁家里条件最好，他在上什么兴趣班，在哪上，我就送你去。

埃文斯不知道怎么不露破绽地去“调研”同学们，最初他假装说自己学了滑雪，但很快那些谷歌搜来的知识就不够用了。同学们没有当面揭穿他，也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们采用了一个非常“体面”的解决方式——没有人再在埃文斯面前聊滑雪了。

埃文斯意识到他犯错了，感觉私立中学的同学们和他父亲一样严格。

而他总在自责：他不能在学校找到最有价值的人脉，他没能独立解决小混混的事，他让老师给父亲打电话占用了父亲的时间……

他总达不到任何人的要求，只能尽全力把自己的爱好、困扰甚至是情绪都藏起来讨好父亲、讨好同学，甚至讨好小混混，来弥补自己惹下的麻烦。

在社工机构，每一次咨询之后埃文斯都会到处转来转去，帮空咨询室摆好桌椅，扫地，甚至自作聪明地给每张桌子上都摆了两杯水。

我又好气又好笑地问：要是一次来两个案主怎么办？他不说话，过了一会，我发现每张桌子上都多了一杯水。

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觉得我快变成那个勒索他的小混混了。

讨好的另一面，是埃文斯偶尔流露的傲慢。

埃文斯有次跟我说，他觉得那群混混很可怜，买不起他能买的东西。即使把这句话当成是自我安慰，他当时的神情也有些不符合年龄的轻蔑，像他父亲冲我咆哮“国家付钱就是让你解决问题”时的语气，有点让人讨厌。

我想，这个男孩真正面临的问题不是勒索，而是他正在被父亲打造成一个小机器人，而且“出厂程序”还都是些歪理：不顾一切力争上游，哪怕变得自私，哪怕受尽委屈也要讨好更多的人。

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这个世界也不是丛林。

我必须见他父亲一面，把那个过时五百年的“出厂程序”更正过来。

开会倒计时两天，我从埃文斯那里要来了他父亲的邮箱，给他写了一封彬彬有礼的邮件。

邮件里我说，如果他不来参加，我就去领英页面上给他所有关注的人发私信，讲讲他面对孩子被勒索还无动于衷甚至拒绝出席的小故事，并且问问谁愿意给这样的人提供工作机会。

他没有回复，但开会当天一早，这个风尘仆仆的男人出现在了会场外面。

我一直以为埃文斯的爸爸会是一个标准的“精英人士”，西装是专门请意大利裁缝做的，衬衫袖扣是两颗我眼珠子那么大的钻石，但实际上他只穿了一件普通的风衣，紧紧皱着眉头，看起来十分朴素。

如果不是他一开口就喊我“那个工人”，我几乎会以为是我错怪了这个男人。

在确认给他发邮件的人就是我之后，埃文斯爸爸扭过头不再搭理我，开始跟在场的人们社交。

他显然有一个明确的排序，先是警察，接着是法律顾问，最后绕开一大群混混家长，直奔社区的召集人——不是因为召集人不重要，而是为了和他聊到开庭前最后一秒。

我翻个白眼，继续清点材料。

协商会进行得很顺利，这位父亲发言可以说是尽职尽责，一点也看不出他此前根本没管过这件事。

而埃文斯绞着双手坐在他旁边。混混们不断地趁召集人不注意朝埃文斯比中指，隔着空气吐口水，他低着头避免目光接触，偶尔抬起头来拿视线寻找我，确认我还在会上，会露出一个短暂的如释重负的表情。

结束之后我抱着材料出门，看见父子俩在门外说话，埃文斯低着头，他爸爸指着自己的手表，声音压得很低，我只能勉强听清“如果你天天都让我请假没法工作，明年学费自己想办法”。

说到一半，他突然蹲下，变脸比川剧还快，用双手捧起儿子的脸，语重心长地说：“你从小一直是很听话的，爸爸一直以你为骄傲，不要再让爸爸失望了好吗？”

我听不下去，走过去问：“那你觉得埃文斯以你为骄傲吗？你是否让他失望过？”

埃文斯扯我袖子，下意识地说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句对不起从何而来，严肃地告诉他，道歉不能是一个随时随地掏出来的句子，如果没有做任何错事，就不应该道歉。

埃文斯的爸爸皱着眉头看我：“你可能跟我们这类人接触得不多，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平时的客户很难帮助你拓展眼界吧？”

我被他逗笑了：“拓展什么眼界？最让我拓展眼界的是你，自诩精英，实际上连照顾儿子都嫌麻烦，巴不得他自生自灭的自私鬼，有什么资格和我谈‘你们这种人’？”

没聊两句，埃文斯的爸爸耸耸肩，不想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迈开腿就走了。

我和埃文斯面面相觑，有点呆住。

以前上这种被混混勒索的案子的协商会，结束之后家长有跟孩子抱头痛哭的，也有要把对面打一顿的，至少至少，他们会护送孩子回家，因为刚刚败诉的混混们会和我们从同一条路出来，想想就知道不放心。

这还是头一回要我送孩子。

我们还没走到停车场，我低头在口袋里翻车钥匙，经过我们的混混突然转过身走回来，推了我一把，快速地说了一大串脏话。

其他人站在原地等着看戏，我下了两节台阶，把材料递给埃文斯：“帮我抱一会儿。”

他有点担忧地看着我——扎头发，再把袖口的抽绳拉紧，接着冲上去握住了离我最近那个混混的手臂，另一只手拉住了他全部的耳环。

其他人迅速向我逼近，埃文斯冲过来，我示意他退后。

“谁也别乱动，”我的手心在出汗，“不然我一着急，也许会‘不小心’把他的耳朵扯下来。”

这些混混个头都不高且骨瘦如柴，比起整天健身的我毫无优势。尤其这还是在协商会门口。他们很快权衡好了利弊，一伙人举起双手朝我反方向走，冲我喊：“把他放了。”

我把人一推，顺手在裤子上抹掉耳环掉的色。被我放开的混混跟着他的同伴们很快消失，我大踏步地往停车场走，埃文斯小跑着跟在我身后。

埃文斯看起来很紧张，我跟他开玩笑说，有空让你爸也来做个咨询吧，就说我们的案主也有不少人上人，我可以给他介绍，说不定到时候你爸爸还会夸你说，好孩子，要不是你被人勒索，我还不能认识这么“有用”的社工呢。

埃文斯抬头看着我，目光复杂。

后来我复盘的时候总在想，是不是就靠这一架，小机器人终于发现我比他爸靠谱多了，用体面把自己挂得高高的，还不如我这个大庭广众打架的社工能解决问题。

而我也没想到，埃文斯一个人的决定，最后可以改变那么多人。

协商会结束之后，社工机构还安排了六期跟进，原定是恢复受到暴力的孩子的心理创伤，但我打算再想法子聊聊埃文斯的“出厂程序”。

我还没什么头绪时，就发现埃文斯似乎在利用这些咨询时间做什么小动作。

他每次都来早半小时坐在等待区，还义务地帮其他案主科普社工的工作。他把自己收集来的社工相关新闻订成了像模像样的小册子，逢人就展示，在我和他谈话的过程里，他也会往小本子上记东西。

有次我没忍住问他，你在做什么？

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现在……我以后……我……”

我意识到他正在编一个委婉的说法，于是打断他说：“如果你不想告诉我，就直接说‘我现在不想告诉你’。”

他脸憋得通红，我像教小孩说话一样教他：“你就说‘我不想’。”

“我不想，”他小小声地重复，我替他把话补全：“我现在不想告诉你。”

然后我回答自己：“当然可以，这是你的自由。”

埃文斯定定地看着我。

结束之前，我把他送到门口，告诉他表达不想是不会有什么后果的，每个正常人都能理解你的不想，就像今天这样。

第三次咨询，他终于扭扭捏捏地把自己的小本子推到我面前，上面是一行大字：“组织结构”。

我说你要开公司？

他摇摇头，告诉我，在他被混混缠着的那段时间，他听混混们聊过他学校里其他被勒索对象，这个群体似乎不小，但是他从来没听说、也没见到有人求助过。

埃文斯怀疑，可能有人比他更严重，但是像他一样不好意思寻求帮助，所以他打算成立一个反霸凌小组，如果遇到真正严重的案例，希望我可以接手。

我完全没想到，埃文斯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竟然先跑去做社团了。甚至忍不住会想，这又是在“讨好”谁吗？

可是社工的指导思想“助人自助”又提醒我，让他去帮助别人，也许更能帮助到他。

我问他打算怎么做？

他把头埋在胳膊上不好意思看我，但声音比上次大了很多：“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那你爸呢？”我问，“你会跟他分享这个事儿吗？”

“我会，”他雀跃地说，“我说不定能帮到很多人，我爸肯定对我刮目相看。”

后来我才知道，埃文斯起初是抱着“豁出去了”的心态看待自己的反霸凌小组。

最开始，他试探着问自己的一个朋友，你觉得我们也建立个哈利波特里凤凰社那样的组织怎么样？他的朋友困惑地回答，可是我们要反抗谁呢，我们学校里难道有大反派吗？

他说，是反对霸凌的，就是帮助被欺负的人。

朋友震惊地问，你被欺负了？

埃文斯没有马上承认。对这个朋友来说，“霸凌”这个词好像很陌生，这些私立高中的同学好像难以理解世界上会有这种事，不喜欢一个人，微笑着少和他聊天不就好了吗？

埃文斯甚至想过，他们可能会问“你在什么场合招惹了那些人？”

潜台词是，如果你出入的都是高级体面的场合，那些人是没有机会接近你的。被勒索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这种不光彩类似于“这次考了全班倒数第一”，是一种无能的体现。

但是现在，他要主动去开启一个“不光彩”的话题了。

那天晚上，埃文斯建了一个群，把自己事先写好的一大段关于自己被小混混勒索、遇到我、最后上了协商会的故事发到群里，然后紧张地关掉了app。

几十分钟之后他打开，发现无人回应。

我想到埃文斯之前描述的那些“严格”的私立中学同学，大为叹气，心想这不会是一大群埃文斯父亲吧，只能赶紧想法子安慰他。

刚打完字还没发过去，群里突然浮出一条消息：“你上周有一天没来上学，就是因为这个？”

接着是一个拥抱的表情包。

“你好勇敢，”那个孩子继续说，“而且这太酷了，你见到警察了？你和他们说话了吗？他们有枪吗？”

出乎意料，没有人质疑埃文斯为什么遇见了“不体面”的事，没有人批评他为什么不独立解决，也没有人责怪他讲这一大段浪费了大家的时间，他们都在关心埃文斯有没有受伤、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并且在得知混混们只是被帮教之后义愤填膺了好一阵。

接着，他们开始兴致勃勃地讨论小组的标语，决心不等跟学校报备马上筹办，商量什么时候开组会，哪些孩子可能需要他们的帮助……

我突然觉得，我和埃文斯之前都误会了他们，他们只是习惯性地体面、保持距离，但他们还小，仍然会对勇敢、对帮助他人抱有孩子的善意。

他们一直关心着别人，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

第五期跟进咨询里，埃文斯兴奋得抱着腿坐在椅子上，一遍一遍地跟我重复：“你看到了吗！‘我们的小组！’大家一下子就都加入了！”

我看到了，小机器人竟然用鞋踩着咨询室的椅子，他的“出厂程序”恐怕已经不需要我来修改了。

很快，埃文斯的小队发现了第一个可能遇到麻烦的同学。

他们发现，有一个同学放学之后不走，宁可饿着肚子留在教室里，还不停地到走廊上往校门方向望。

“肯定是在等什么人走他才敢走，我有经验。”埃文斯一本正经地说。

我提醒他，如果没有证据贸然提出帮助同学，非常容易帮倒忙。即使是我联系上他，也是具备了亲眼目睹勒索、说服他主动参与咨询等等条件的。

但埃文斯坚持认为，同学之间和陌生人之间不一样，他被勒索的时候就最怕被同学发现，觉得很丢人。如果他们先找证据而不是先和这个孩子联系，只会让这个同学更难受。

“我有自己的方法，”他说，“你看好吧。”

他组织了一个冥想小会，把重点怀疑被霸凌的同学想办法请来。

冥想小会要求每个人都闭上眼睛，然后让大家想象一个场景：你坐在船上，怀里抱着一些石头，你现在要把它们一个个丢出去，第一个丢掉的石头叫压力，第二个叫做恐惧。

埃文斯让所有人描述他们丢掉的石头的样子，并画出来。他把怀疑被霸凌的同学安排在最后，结果发现同学强忍着眼泪，纸面上一片空白。

会后，他找了个借口让同学留下，像模像样地进行了我和他之间那样的一对一咨询。他们从那个游戏聊起，同学解释自己没有画的原因说，他的压力和恐惧是没法这么通过意念放掉的。

埃文斯猜中了，这个同学确实曾经在回家路上被小混混拦住要钱，还被从头到脚泼了一整杯沙冰。现在他只要走出学校，就会开始害怕，觉得这些人就在哪个角落等着欺负他，这才是他压力和恐惧的来源。

埃文斯和那个男孩说，以后不用怕了，我们会保护你。

他叫上“反霸凌小组”的成员们，让和男孩顺路的同学每天陪他回家。

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书包里总放着一个哗啦啦响的小餐盒，那是埃文斯的。

小组成立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从各自的制服上拆下一颗扣子做好记号放进去，作为每个人的“投名状”。他们约定轮流保管这些扣子，只要听见扣子在响，就好像朋友们一直在身边一样。

大部分时候，这群孩子只是一路讨论着板球赛或者作业，顺顺利利地回到家。

只有几次他们看见过混混团伙盯着他们，有一次还和这些人一起在公交车站等车，那些混混把音乐放得很大声，埃文斯走过去制止了他们。

“然后呢？”我紧张地追问。

“然后他们骂我，”他不好意思重复脏话，“我的朋友们帮我骂回去了。”他又补充，“朋友们没有说脏话，是跟他们说不能那么说，没礼貌。”

“你们没打架吗？”这是我最关心的。

埃文斯盯着我狡猾地笑了：“我跟他们说别惹我，我有传染病来着。”

最后一次咨询，埃文斯带来了一叠报告，已经有点我写案件记录的意思了，他已经了解了至少几十个有过被混混骚扰经验的同学案例，统计了所有受过勒索的人放学回家的路线，给每个人重新规划，尽量保证不落单。

他也确实发现了几个遭遇比较严重的同学，还学会了用很专业的方式把他们的情况简述给我，让我判断是否需要介入。

他几乎像我的一个编外徒弟——最像的一点是，我也常常被他的不守规矩气个半死。

一边生气，一边欣慰地发现，他身上那种努力要讨好一切的态度已经散得差不多了。我试探地问他：“最近和爸爸见面了吗？”

埃文斯语气很轻松地说，爸爸只问了他会不会被开除，得知不会后，他们就没再聊过这件事。

我问他，没有得到表扬会觉得失落吗？

他摇摇头：“这件事本来就是对的，而且朋友们相信我才跟着我一起去做，说明它是对的，总之，不是因为被爸爸表扬才是对的。“

那个冬天，澳洲很多地区都提前下了雪，我在一个零下一度的早上，在柜子里看到一张明信片，正面是一家滑雪场的标志和照片。

我本以为是广告准备丢掉，翻过来才发现背面写着我的名字。

埃文斯告诉我，他依旧很向往学滑雪，但是不去上十万澳币的兴趣班不等于学不到，他申请了一家滑雪场的志愿者，在早上营业之前可以去雪道上玩，教练就是他的同事。他们计划先教他双板，再教他单板。

我隐约记得，那个滑雪场会给志愿者发一顶红色毛线帽，戴着那个帽子冲向晴朗的雪天山谷，一定是个很漂亮的场景。

侯小圣对故事里的父亲，印象一直很深刻。她回国时还发现，这种家长在国内越来越多见——如此为金钱和阶级焦虑。

他们和埃文斯父亲一样，一直把自己生活的世界视为丛林。自己996不够，孩子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五岁学英语，七岁学奥数。整个家庭拼尽全力，确保不会在丛林中被淘汰。

但世界真的就是一片丛林吗？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世界是根据人的选择，而产生多样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在推动更多人去做选择。如果人人把自己定位成了一名战士，那么社会必然成为斗兽场，你争我夺，血流成河。

埃文斯就是没有被推动的那种人，他选择和父亲不一样。

今天的后记我不做过多评述，社会现象复杂，我不能一言堂。我更想听你说说，你是怎么看这事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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