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了一场大逃亡，顺着兄弟的尸体找到家丨请别忘记我03

今天想分享给你一句话，它曾影响过我很深——“我们是用最讨厌的方式学会成熟，当你以为你活过来的时候，其实你的那部分已经永远地死掉了。”

我始终在提醒自己，想要的成长是什么，中间又丢掉了什么。

这话出自一部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而它所讲述的，就是一支旧中国成长阵痛中被丢弃的部队，中国远征军。

真实的他们，拥有精良的德式装备和优秀的将校军官，奉命出国守护最后的交通要道。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他们也是王牌中的王牌，在联合国军队里受过赞誉。

但他们的第一次出征，曾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溃败。

这是一篇讲述远征军为何溃败，又如何回家的故事，也是我从【真实战争故事】主理人罗伯特刘那儿硬要过来的故事。

看完后或许你会知道，我们的国家在那场战役中争取到了什么，又不小心丢掉了什么。
   

5月16日，我团电台呼叫第五军军部，依旧无回音。

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

在远征军的撤退部队中，我军属炮兵团与96师一起负责殿后，眼下却成了一支孤军。

简易公路已走到尽头，我们的面前再没有路，拦在全团士兵眼前的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俗称“野人山”。

野人山是缅甸西北边境一片七万平方公里的原始山区，以“有去无还”的恶名著称。山区里覆盖着郁郁葱葱的原始林木，树冠终年彼此相连，一层层将天空完全遮蔽，进山即入黑夜。

此外，毒虫遍地、瘴气弥漫、泥沼吃人，传说山中多年未现人迹，宛如绝境。

后有鬼子，前无通路，在联系重庆军委后，我们终于得到了一条命令：翻越野人山，回国。

团部电台曾收到日军广播，要把我们第5军——这支远征军中最精锐的嫡系部队饿死、困死在野人山。

进山之前，我要求全连上下:

一 ，粮食和罐头食品不分官兵，各人自背。

二 ，步枪、子弹、观察、通讯器材不能丢，人在枪在，器材在。

三 ，各排、班尽可能集体行军，发扬互助友爱的精神，照顾病弱弟兄。

在我的行军背包里，有一件特殊的物品，即便少拿几件口粮也要随身背着。

那是我最亲密的战友——于用权的骨灰。

我答应过要带他回家。

于用权是中国远征军第5军独立炮兵团二营五连中尉副连长，我是炮兵团一营三连中尉代理连长。

1942年的3月，为保护中国与盟国最后的陆上国际交通运输线“滇缅公路”，由第5军、第6军、第66军组成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正式走出国门，入缅援英抗日。

这是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到境外作战。

3月，正是昆明春光明媚的季节，我和于君从昆明郊区嵩明县顺龙桥兵营一齐出发，扛着枪，穿着草鞋，士气高昂地唱着远征军军歌，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昆明大街。

路边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

“出国远征，宣扬国威。”

“入缅远征，无尚光荣。”

老百姓们敲锣打鼓热烈欢送。当时百姓都很穷，还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熟鸡蛋、大饼硬塞到我们怀里，我和于君都很激动，深知那一双双注视着我们的眼睛早已把希望寄托在了我们身上。

可那时的我们并不明白，要托举起这样的希望，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入缅之后，我发现沿途的村庄都被烧成一片废墟。

由于缅甸长期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日军打着“解放缅甸，共享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骗取了大部分当地人的支持。烧掉村庄，为的是“不留下一粒粮食”——这是缅奸专门为对抗中国远征军所为。

当时，我军第200师是国军最精良的机械化师，下属五个团，近两万人，在同古遭遇了日军第55、第56两个师团四万余人优势兵力的打击及野战重炮、飞机轰炸的强大火力，并两次遭遇毒气战，伤亡惨重，但仍坚守阵地和敌人死磕。

中国远征军是日军南进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坚强抵抗。

我炮兵营配属廖耀湘的新22师，自耶达谢向南进发，为第200师解围。

此时的200师在同古孤军作战，被困多日，南阳火车站是200师突围的必经之路，如果不拿下来，200师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杜聿明军长下令，必须在29日下午4点前占领南阳火车站，接应200师深夜突围。

在那之前，我像条泥鳅一样，一个人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整整匍匐了一天，就为了取得一手资料，摸清敌人的火力点和工事防御，特别是暗堡。

我的嘴巴干裂，胃里火烧火燎，不知名的虫子钻进我的衣服啃咬，但我一声不敢吭，我摸到了鬼子阵地的最前沿，距离之近甚至能听到鬼子的声音。

天黑以后，我又匍匐回火力点，在地图上一一标上坐标号码，协助团长制定炮击方案，每个目标，三炮之内必须击中。

临战前我对战友们说：“人在阵地在。”

29日拂晓，终于接到开炮的命令，我早已按捺不住，向标记好的鬼子暗堡狠狠开炮。

我们的阵地也随之暴露，一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鬼子反击的炮弹不断在阵地上炸开，二排长头部被弹片击中，脑浆瞬时溅了出来，哀嚎和冲锋的嘶吼交织着，我的身边不断有人倒下。

我被泥埋了一身，来不及整理，鬼子就一股脑向我们的阵地涌来。

炮兵擅长的是中远程射击，近身并不占优势，还好我们早有准备，两辆拖炮的装甲隐蔽在前沿，车上有两挺火力强大的机关枪。

500米、400米、200米……

“打！”

我一声令下，机关枪向鬼子射出愤怒的子弹，我手持驳壳枪，大喝一声跃出战壕，带领战士们一起向鬼子们扑去。

期间，不知道有多少子弹擦着我的衣袖过去，又有多少击中了我身边的兄弟。战斗结束后，大家正坐在弹药箱上休息，我从上衣口袋里掏烟时，才发现左边袖子被子弹穿了个洞，离心脏只有十几公分，算我命大。

出征前，我靠着堂姐夫团长的关系调到此连任中尉代理连长时，连里的老战士们并不信任我。此战之后，因为我的英勇表现，我很快在战士们当中树立了个人威信。

军人之间的感情不是靠裙带关系建立的，必须得是战场上提着脑袋换来的。

庆捷会上，我受到团部嘉奖，正式被任命为上尉连长。团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样的，不愧是黄埔军人，给我长脸了。”

黄埔毕业生百分之九十死在战场上，黄埔中下级军官阵亡比例最高，就是因为冲锋在前。

身先士卒——这就是黄埔精神。

仅一个多月后，在一次战斗中，我的战友于用权用生命兑现了这四个字。

入缅之后，我发现沿途的村庄都被烧成一片废墟。

由于缅甸长期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日军打着“解放缅甸，共享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骗取了大部分当地人的支持。烧掉村庄，为的是“不留下一粒粮食”——这是缅奸专门为对抗中国远征军所为。

当时，我军第200师是国军最精良的机械化师，下属五个团，近两万人，在同古遭遇了日军第55、第56两个师团四万余人优势兵力的打击及野战重炮、飞机轰炸的强大火力，并两次遭遇毒气战，伤亡惨重，但仍坚守阵地和敌人死磕。

中国远征军是日军南进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坚强抵抗。

我炮兵营配属廖耀湘的新22师，自耶达谢向南进发，为第200师解围。

此时的200师在同古孤军作战，被困多日，南阳火车站是200师突围的必经之路，如果不拿下来，200师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杜聿明军长下令，必须在29日下午4点前占领南阳火车站，接应200师深夜突围。

在那之前，我像条泥鳅一样，一个人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整整匍匐了一天，就为了取得一手资料，摸清敌人的火力点和工事防御，特别是暗堡。

我的嘴巴干裂，胃里火烧火燎，不知名的虫子钻进我的衣服啃咬，但我一声不敢吭，我摸到了鬼子阵地的最前沿，距离之近甚至能听到鬼子的声音。

天黑以后，我又匍匐回火力点，在地图上一一标上坐标号码，协助团长制定炮击方案，每个目标，三炮之内必须击中。

临战前我对战友们说：“人在阵地在。”

29日拂晓，终于接到开炮的命令，我早已按捺不住，向标记好的鬼子暗堡狠狠开炮。

我们的阵地也随之暴露，一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鬼子反击的炮弹不断在阵地上炸开，二排长头部被弹片击中，脑浆瞬时溅了出来，哀嚎和冲锋的嘶吼交织着，我的身边不断有人倒下。

我被泥埋了一身，来不及整理，鬼子就一股脑向我们的阵地涌来。

炮兵擅长的是中远程射击，近身并不占优势，还好我们早有准备，两辆拖炮的装甲隐蔽在前沿，车上有两挺火力强大的机关枪。

500米、400米、200米……

“打！”

我一声令下，机关枪向鬼子射出愤怒的子弹，我手持驳壳枪，大喝一声跃出战壕，带领战士们一起向鬼子们扑去。

期间，不知道有多少子弹擦着我的衣袖过去，又有多少击中了我身边的兄弟。战斗结束后，大家正坐在弹药箱上休息，我从上衣口袋里掏烟时，才发现左边袖子被子弹穿了个洞，离心脏只有十几公分，算我命大。

出征前，我靠着堂姐夫团长的关系调到此连任中尉代理连长时，连里的老战士们并不信任我。此战之后，因为我的英勇表现，我很快在战士们当中树立了个人威信。

军人之间的感情不是靠裙带关系建立的，必须得是战场上提着脑袋换来的。

庆捷会上，我受到团部嘉奖，正式被任命为上尉连长。团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样的，不愧是黄埔军人，给我长脸了。”

黄埔毕业生百分之九十死在战场上，黄埔中下级军官阵亡比例最高，就是因为冲锋在前。

身先士卒——这就是黄埔精神。

仅一个多月后，在一次战斗中，我的战友于用权用生命兑现了这四个字。

1937年国难当头，我抛弃小学教员的职务，报考了南京黄埔军校。那年我19岁。

那时日军的飞机天天轰炸南京，警报一响，大家就跑进附近的防空洞，警报解除回到客栈，唯见一片大火，随身的行李皆付之一炬。

与我一道来的同学吓坏了，当天就跑回了家。我在当地举目无亲，只剩身上的衣服和一点零钱。

我在黄埔军校的报名处徘徊，一位浓眉大眼的英俊青年走了过来，“同学，我看你愁眉苦脸的，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我把经过说了一遍，他竟大方表示，“没事，我家在这，上我家去。”

这就是我和于君的初相识。

于家四口人，于父是南京政府交通部的一个高官，家在交通部大院，于母照顾家里，还有一个就读金陵女子中学的妹妹。

于君带我去他家吃饭，于父一身蓝色中山装，戴眼镜，官员模样；于妈慈眉善目；于妹一身民国女生打扮，短发，朴质清新。

我一个乡下来的小青年，当着这一大家子的面十分拘谨，于妈不断给我夹菜，热情地招呼，于父问了我家的情况，夸我有志气。

但说着说着，于妈忽然悲从心生，抹起了眼泪。

我不由地想起我动身时，老母也是这般不舍，还把一件寺庙里求来的观音护身符套在我脖子上，泪流满面对我说：“彭儿，你一定要好好地回来，我等着你呐！”

最后还是于父打破了僵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忠孝不能两全，义彭君百姓弟子尚深明大义，挺身而出，况我政府官员，受国家俸禄，后代应为表率。若贪生怕死，畏缩不前，何颜于众？”

于君收留了我，我和他同卧一铺，直到发榜。

经过笔试、面试、身体检查，我俩同被黄埔14期炮科录取。炮科要求学员文化水平较高，最少初中毕业。

当时我俩不光是同班，还是上下铺，我在上铺放个屁，他会在下铺踢我屁股，然后一起哈哈大笑。

开学不久，全班同学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南京战事危急，军校迁往成都，我和于君一起徒步行军 2000 多公里。毕业后又一起被分配到四川永川第12补训处，任少尉排长，训练新兵。

但我俩都不愿在后方工作，强烈要求上前线作战。

1941年6月被一同调到第五军独立炮兵团，成了真正并肩战斗的战友。

昔日的好兄弟，再见面已是白骨，我恨没能陪他同眠一处。

在战场上，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子弹，哪一个先来。无辜战败，子弹不长眼，谁也不想死，但作为一个军人，从走上战场的那一刻，我们就没得选了。

五连连长把于君的骨灰交到我手上，只有小小的一捧，用雨布包着——是几块小骨头，大的带不回。

我当即在心里发誓，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丢下他。

我要带于君回家，把他安葬在祖国的土地上。

我必须走出野人山。

全军进山前，团长命令，集中所有火炮、汽车、重型装备，“一起炸毁！烧毁！”

我一听就不干了，这些火炮和我一起跋涉千里、并肩战斗，多少次它们稳稳地立在阵前和我们一起迎击敌人。

我炮兵团辖三个营，第一营为法国士乃德 75 毫米山炮营，第二营第三营为苏联 76 毫米野战炮营。这两种炮弹后因为存量不多，在畹町时全部被换成美式75毫米的榴弹炮。

临阵换炮本有使用和操作上的困难，但我们这支曾参加过昆仑关大捷和1940年全州大整训的老炮兵部队官兵素质非常好。全团将士积极和新炮一起训练、磨合。

南阳火车站一役，新炮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每三发就拔掉敌人一个防御工事，准确的精度助200师成功突围。

一场场浴血战斗让我们变得亲密无间，我对这些炮，渐渐像对投脾气的战友一样熟悉。它轻巧灵活，重650公斤，长4米，有效射程8公里，平原上可以用汽车拖运，山区丛林可分解为九大件用军马驮运。

无论去什么地方，我从没想过丢下它们。

我向团长请求，“团长，不能炸啊！你把火炮和弹药留下，让我连断后，我们宁愿战死在这里！”

虽然别人眼中它们是没有生命冷冰冰的铁疙瘩，但在我心里，它们早就如战友兄弟一般。当时国家工业落后，这些重装备来之不易，平时擦拭、保养、视若宝贝，现在要亲手炸毁，简直是要我的命。

团长怒吼道：“你们以为我心里好受吗？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委员长要的是人，不是装备！”

我留着泪，最后一次抚摸了炮身。

震耳的爆炸声在耳边响起，熊熊的烈火吞噬着火炮，就像吞噬了我最亲密的战友。

火光映红了胡康山谷，我只能背过身去。

滔天的火光像是某种不好的征兆，我成了一个没有炮的炮兵，跟随96师，进入了这座“吃人”的野人山。

后来事实证明，电话那头下命令的人和我们一样，显然低估了这座山的可怕。   

头几天，队伍井井有序地翻山越岭。前面的部队朝着祖国的方向，用缅刀生生砍出了一条路。

5月正是缅甸的雨季，大雨滂沱，我们的军装始终是湿漉漉的。地上是千百年沉积腐烂的树叶，一脚下去，埋及小腿，每走一步都要耗费极大的体力，身强力壮的士兵们一天也走不了十里。

一场大雨过后，山洪暴发，突然而来的洪水咆哮着卷走了三排长和几个战士。

人在自然的力量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我们遇到一条本可徒涉的小河，但因为连天暴雨，河水猛涨，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沿河而下，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土人的小村落，可以游过去请土人来帮忙。

一个士兵自告奋勇，但刚到河中间，一个急浪打来，人就不见了。

排长急忙带着数名弟兄沿河去追，数百米外的河弯里才找到了战士的尸体。

排长说下游转弯处水势较平稳，他有把握游过去。

我说还是我去，排长无论如何不让，结果他真游过去了。

不久，他找来了六个土人，顶着三只独木舟。独木舟每次能坐五个人，土人站在舟头，舟到中流，只见土人凭着有力的双臂，用篙飞快地在水中点几下，舟就顺流斜着过去了。

我紧紧抱着自己的行军包，无论如何，不能让于君掉在河里。

全部渡完后，我叫弟兄们把英军仓库拿来的呢军服和皮鞋送给土人们作为报酬。这简直是我们在野人山里称得上幸运的经历。

再往后，等待我们的只剩绝望和厄运。

走了五、六天，掉队的人越来越多，各班开伙已经不可能了，好在每人都背有空罐头，可作炊具各自为炊。

96师在前面开路，沿途有他们搭的简易窝棚可挡风雨，每人都是日出而行，日落而息。队伍里再没有人说话。

脚底板上的水泡早已溃烂，旧的还没好，又叠上新的，破烂的军装被撕成布条子包扎在脚上。

沿途蚊子叮、蚂蟥咬，已经将人折磨得痛苦不堪，更可怕的还有吃人的蚂蚁，一不小心踩到这种蚁穴，一个成年人片刻间就会中毒而死。

患疟疾的弟兄逐渐增多，但山中无医无药，一开始每天死一两个人，之后每天死七八个。起初有病号大家抬，之后谁也不抬了。

自己都走不动了，谁还抬人呢？每天睁开眼就剩一件事：走、走、走。当兵的样子早不要了，拄着棍子，个个都像要饭的。

最大的问题还是，粮食快吃完了。

因为进山前错误估计一星期左右就能走出野人山，出于贪婪的本性，我们从英军仓库背了大量的大衣、呢毯、皮鞋，现在全成了负担，舍不得扔掉也还是一件件丢光。

开始也没有计划用粮，全队上下放开肚皮吃饱饭，现在后悔不及。野菜和少量的米煮粥聊可充饥。说后面进山的部队连野菜也找不到，只能吃芭蕉根。

有一天我看见一只野猪，简直眼睛都放光了，掏出手枪就给了它一个子。我枪法很准，在军校射击考核时曾得过第一名，野猪被击中后仍挣扎着要逃跑，我又补了两枪。

我用刺刀把猪肉分割开，煮熟后带在身上继续赶路，但第二天肉就开始发臭了。后来要吃的时候只能用水洗一下，和野菜一起煮。

这样又坚持了最后3天，再往后就断粮了。

我和我的勤务兵结伴而行，先把两人的皮带煮了吃了，后来又把英军的皮鞋吃了。

十几天以后，什么可吃的东西都没有了。

人的身体开始浮肿，有的战士吃了有毒的植物痛苦地死去，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忽然栽倒在地，再也起不来了。

我得了胃溃疡，痛得要命，大便都是黑色的草根，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几倍于之前的力气，但我仍挣扎着向前，像是某种求生的本能在告诉自己：

不能停下来，停下就意味着死。

一个倒下的人会被手指头粗的蚂蟥吸血，被会飞的毒蚂蚁啃咬，被大雨冲刷，一旦倒下，数小时内就能变成白骨。

一路走，一路都有前面96师战士死去的尸体，有些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上面爬满了蛆虫，散发着恶臭，惨不忍睹。

你很难把这些尸体和曾经与自己并肩的战友联系起来，他们身着军装而死，身上却没有弹孔枪眼。因为这座山里，能要我们命的东西太多了。

我没有力气一一掩埋他们，只能在他们的脸上盖上枯树叶，行一个军礼，继续赶路。后面的士兵起初还会冲上去想扶一把，但失望的次数多了，就只木讷地绕过去，走自己的路。

这些尸体某种程度上成了我们的路标，他们指向家的方向——只是这条路看不到头，也走不出去。因为忍受不了这样无望的折磨，有些人甚至选择了自杀。

一天傍晚，我看到路边有个窝棚，窝棚外，几条步枪按照内务条令的要求架成了整齐的三角形，我对勤务兵说，就在这里过夜。

但走近时我注意到，三把步枪已经生锈。

怎么连枪都不要了？

再探头一看，窝棚里是好几具腐烂的尸体。几个耗尽了希望和勇气的士兵葬身于此。

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他们在想什么呢？于君还有什么心愿未完？

他一定也不甘心吧，为何来到这个鬼地方？为何一路溃败还不了手？又或许，他们也明白，我们的命运早就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我想起那场让我刻骨铭心的“临阵大撤退”。

当时，我军96师的兄弟们奉命正面应敌、坚守彬文那，在他们主阵地以东的丘陵高地上，我带着全连130个战士为他们提供外围火力支援。

96师此役需要一个山炮连作为掩护侧翼，于是我连紧急改为山炮连。他们守彬文那，我们守他们。

换炮、过河、上山、占领阵地，连里的战士们片刻不停，就地砍树、挖壕、构筑野战工事，囤积炮弹粮食。

一夜过后，4月19日，一切准备就绪，万物又恢复平静。这份静本是我熟悉的，也让我安心，这代表着每个士兵都攒着劲在各自的位置上待命，只等我一声令下，痛痛快快和鬼子大干一场。

忽然，阵地里响起一阵凌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慢慢向我靠过来——

传令兵！

他气喘吁吁，脚下不停，见到我时整个人一下脱力般垮了下来，“找了一夜……才找到你们阵地。”

当时的联络状况非常糟糕，传令兵一来，我的眼睛就钉在他身上，等他下令，可他后面的话让我的心凉了半截。

“立即撤退！”

前面主阵地的96师已经连夜撤了，我们现在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

为了救下我们连这130个战士，传令兵在阵地里找了我们一夜。

原来，右翼的英军不战而退，日军已占领阿兰谬，左翼的第六军受到日军重兵攻击，战线动摇，日军第56师团现正向我们进发，我军已三面受敌。说话间，日军距我们连只有十几公里了，情况万分危险。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击中，陷入了巨大的失落。准备多时，在此一举，全连上下都等着和鬼子拼命，偏偏这时传令兵带来这样的消息。

还没看见敌人就这么撤了，真是不甘心，但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军令牵连着人命，由不得我迟疑。

我立即下令全连战士一齐动手，用最快速度把炮件、炮弹、器材驮到骡子背上，跑步撤离阵地。

没想到这一撤，竟是一场无法回转的溃逃的开始。

盟军的临阵脱逃、上层的混乱决策，在往后的8个月里，让我十万战友中的一半，死在了战场之外的地方。

那条我以为能带我们回家的路，成了很多人生命最后到过的地方。

我点燃了那顶窝棚，送已死的战友回家。

熊熊火光里，我又一次看到了于君的脸，想起了自己背上那一小包骨灰。

如果我也不能回去了，会有人把我的尸骨带回去，交还给还在家中等待的父母吗？

于君的家世比我好很多，一个那么优秀的青年战死他乡，我身为他最亲密的战友理应信守承诺把他带回家。但身为一个连长，我还有那么多兄弟，这一路走来，眼看着他们一个个倒下，我却无法可想。

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选择背上战友的骨灰，因为任何一丁点增加的负重都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也许只有我一个，也许还有其他人，但当时能被背出去的就是那么一两个。

而其他倒下的战友，只能任由他们成为白骨，跟野人山的污泥混在一起，无名无姓。

背不过来的。

悲愤的消息接连传来，奉命支援左翼，攻击东枝的第五军第200师，在穿越昔朴摩谷公路封锁线时遭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在战斗中身负重伤，5月26日在缅北的茅邦村殉国。

他是我们的前辈，黄埔3期，牺牲时年仅38岁。

战士们不想把敬爱的师长留在异国他乡，特意找了一棵高大的攀枝花大树，将树干掏空，做了一副棺材，轮流为他抬棺，就是接力也要把他抬回祖国。

但当时天气炎热，不久后将军的遗体开始腐坏，因此200师残部决定将戴将军就地火化，把他的骨灰带回祖国。

200师为此做了周密的安排，安排士兵站在高处放哨，防止日本人偷袭，最终在瑞丽江畔，200师官兵将自己的师长火化。

火化时，所有的士兵都哭了，戴安澜将军的遗体烧到一半的时候，在浓烈的火光当中，有一股蟒状的火焰夹杂着火星升上了天空，士兵们看到这种奇异景象，哭喊着，“快看！师长成龙上天了。”

当时的人普遍迷信，他们虽然悲痛，但是想到自己的师长能成龙上天，心里反而得到些许安慰。

我不禁悲从中来。不知于君离世时，是否也有人守着他到最后？

对于多数的平民小卒，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但正是因为有无数个这样舍命抬棺的平民小卒，和那些永远与野人山吃人的泥土融为一体、没有办法回来的无名战士，人们才会记住戴安澜，记住我们这支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想着回到故土的远征军。

一定要活着走出野人山，把于君的骨灰交到他父母的手里——靠着这个信念，我撑过了噩梦般的十四天。

这座上百年的原始丛林中第一次出现了一条沾了人迹的山路。它时断时续，但似乎什么困难都阻断不了。

向前，延伸，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就补上去，一步一步，一寸一寸，慢慢伸向了中国边境。

那是我们这支中国远征军的回家路，也是我们挥泪、洒血踩出来的一条路。

死去的战友化作路标，指引我们走出了野人山，到达密支那北面的孙不拉蚌。待筹到一些粮食后，队伍继续向北，最终到达缅甸最北部的小镇，葡萄。

那时，距离我和于君日思夜想的祖国土地，还有不到100公里。

我们在葡萄镇后停留了数日，一面收容部队，一面筹粮，唯一的要求是能吃饱肚子和休息几天。

团长和当地酋长协商，用一些步枪和子弹换到了一批粮食，分发到各连队。

士兵们都已经十分虚弱，病号在增多，背负装备和粮食都十分困难。酋长派了一些民夫帮助背运。

我自己实在是背不动粮食了，就都分配到各排，但于君的骨灰我仍随身背着。

六月下旬，我们从葡萄出发进入江心坡地区。江心坡是迈立开江和恩梅开江之间荒凉的丘陵地带，两江下游在密支那北面会合，成了伊洛瓦底江。

河流沿途有少数贫困的原始居民，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军队，多已逃避。

他们住在用竹子编造的吊脚楼上，屋子当中只有一个烧饭和取暖用的火塘，此外什么都没有。生产十分落后，还信奉着刀耕火种，用木棍在地里戳一个洞，放入几粒玉米，自生自长，收获很低。

他们穿自种自织的麻布衣服，从生到死都是光脚，不穿鞋子。

因为语言不通，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民族，几乎是原始人，也是最善良和诚实的人。

虽然很瘦小，却很结实耐劳，他们用竹篓帮我们背了很多东西，爬山走路还快，我们根本跟不上。一开始还怕他们把东西背跑了，但他走了一程看我们没能跟上，就坐在路边等候。休息时还自带干粮，不吃我们的东西。

一天，我们爬上了一个山头，远远望去，竟有几个白色的帐篷。

这茫茫原始地带怎么会有帐篷？我以为是幻觉，但分明看到有人在帐篷前向我们招手。

原来，前面部队和重庆取得了联系，盟军空投了粮食和药品，96师的幸存士兵们用降落伞搭起了帐篷，接济后来的战士。

在帐篷内，我吃到了一生中最香的大米饭，直把肚子吃得鼓成球，半天动弹不了。而我身边的于君再也吃不到了。

我们初相识在于君家中那顿温暖的晚餐，那成了横亘我后半生刻骨的回忆。

七月底终于到了高黎贡山脚。从葡萄出发的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在半饥饿的状态下每天拼命赶路，身体疲惫到了极点，将近虚脱，早已无力爬山。但想到爬到山顶就能回到日夜盼望的祖国地界，心里还是控制不住地兴奋。

高黎贡山海拔三千多米，峰顶白雪皑皑终年不化，气候寒冷，又有大风和雨。缅甸天气炎热，一路走来我们身上只有单衣，所有人这时都已冻得嘴唇发紫，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不禁想起穿越野人山时，因为不堪负重丢下的那些从英军仓库里拿的大衣毛毯。

山高缺氧，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会儿气。一直跟着我的勤务兵是我的同乡，因缺乏营养患了夜盲症，“连长，你走吧，不要管我了，我会拖连你的。”他对我说。

我绝不可能扔下他让他也成了一道路标。是我带他出来的，我要对他的命负责，要死一起死。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会自己苟活。

我牵着他的手，一步高一步低，跌跌撞撞地搀扶着他向前走。

全连决定作最后的冲刺。

爬到第三天傍晚快到山顶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又下着雨，我仍坚持要爬过山口到中国地界过夜。

终于爬过了山口，进入中国境内，我们放慢了脚步。

在一个山凹处，我们找到一个倒塌的茅棚，土人修好了它。他只穿着单麻布衣服，却能熬得住。我们手上的打火机和火柴早没用了，土人找来一些柴禾，用最原始的火石点燃了火堆，我们这才暖和过来。

火焰点燃了黑夜，我们迫不及待地向祖国的方向看去，像初生的婴孩第一次睁眼看到这个世界般新奇。

山河无恙，只是守护她的人已遍体鳞伤。

第二天从山顶下到谷底，我们走得很快，到达了怒江边中国云南省福贡县的一个小村庄。

这是一个偏僻贫穷的少数民族村庄，还好有乡保组织。乡长给我们搞来了一些玉米和土豆，能有食物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土人把我们送到了祖国，他们就要回去了，除了要回程的粮食，其它什么都不要，我们依依不舍地同土人们告别。

已经将近3个月没有住过房子了，我借来百姓的镜子一照，吓了一跳，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蓬头垢面，胡子一把，面色黝黑，骨瘦嶙峋，说是野人山里跑出来的“野人”也有人信。

我在这里住了四天等候我的堂侄，他是团长的卫士，一直跟随团长，后来因病掉队了。

但我一直没有等到。

直到后续到达的战士说，他死在山上的一个岩洞里。

当时已经爬到半山了，只差最后一口气就能回到祖国了，却还是因病留在了异乡。那一刻，我无比思念那个曾经在我下铺一起嬉闹，如今只能成为我背上一抔骨灰的于君。

于君还有我，可我的手足兄弟再也等不到那个能够带他回家的人了。

在那样凶险的环境中，无医无药无粮食，官兵都一样，全靠自己的双脚。我是山沟里长大的，腿劲好才能活着回来，团长也是靠自己的双脚走回来的。

我团和96师进入野人山时有9000余人，最后走出野人山，翻越高黎贡山回到祖国的，只剩下3000多人，三分之二的战友永远留在了野人山。

到维西后不久，我的左侧牙根发炎，疼痛难忍，四五天后，半边脸和脖子都肿了，我发高烧忽冷忽热，神志迷糊。这个病如果发在缅甸我就没命了，幸好回到了祖国。

虽然是少数民族地区，但百姓对抗日回来的士兵十分热情。维西无医无药，当地也没有公路，唯一的办法只有把我送到大理才有医院。

团长把我和勤务兵交托给地方政府，地方上很负责，分段用滑杆（竹躺椅样的轿子）接力，一路把我往大理抬。

途中，我恍惚看到敌机又来轰炸，只见爆炸却不见声音，鬼子们端着刺刀冲上来了，我举枪就打，但子弹卡壳，抓手榴弹也摸不到。阵地上弟兄们都阵亡了，只剩我一个，大限已到，我眼睛一闭……

“连长！连长！”是勤务兵的叫声，我睁眼一看，原来是噩梦一场。

抬着我的滑竿停在一颗大树下，勤务兵端着搪瓷茶缸在为我接脓。他说我烧得烫人，不停地说胡话，“打啊！冲啊!”脸肿得像个猪头。

牙根炎让我的脖子烂穿了，9公分的茶缸，脓水接了将近一缸，脓出了，烧也渐渐退了，人舒服多了。

众人抬了六、七天，我终于被抬到了大理，住进了教会医院。

10月秋凉后，我出院归队。团长见到我很高兴，紧紧地拥抱了我。我跟随全团将士从大理行军去昆明，沿途多有温泉，大家脱光光一拥而入。

能在这里相见的，都知道彼此曾走过怎样的路。一个多月后，我们一起回到了昆明嵩明县顺龙桥原驻地。

于君的骨灰仍和我在一起。

我兑现了承诺，带他回家了。

我带着于君的骨灰走过了荒蛮的野人山，翻过了寒彻骨髓的高黎贡山，在无数次和死神几步之遥时，我什么都扔了，只有于君的骨灰一直陪着我。

在艰难跋涉四个多月后，我于11月回到昆明，把于君的骨灰邮寄给了在重庆交通部的于父。之后我转战千里，再没机会和于父见面。

与于君拥有截然不同命运的反倒成了我，我虽没有死在战场，但也没有再见到等我回家的老母。

母亲临终时还唤着，“彭儿，彭儿。”可那时的我人在牢里。

那串出征前母亲求来的护身符成了我对母亲最后的记忆。

于用权烈士的牌位后供奉在台北忠烈祠，受万人参拜。

可我依然会在午夜梦回时想起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在醒来之后陷入巨大的落寞之中。

几乎每个活着从野人山走出来的远征军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我们牺牲在野人山那5、6万兄弟，什么时候能回家？

中国远征军入缅兵员十万人，伤亡总数达6万人，其中近5万人是在撤退途中死亡或者失踪的。我所在的第五军，全部兵力42000余人，在第一次入缅作战过程中死伤7300人，而在撤退过程中死伤14700人。

撤退死伤人数是战斗死伤人数的2倍，军长杜聿明曾在回忆录里说自己，“丧师辱国，罪无可恕。”

出征时，我连有130名战士，回到祖国时只剩40多个，全连一半以上死在缅甸，尸骨无回，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十万将士赴沙场，自古征战几人回。

在茫茫丛林里、在漫漫公路旁、在滚滚的江河沿岸，还躺着我们无数的战友，他们的长官或许都曾指天发誓——

“等仗打完了，就带你们回家。”

如今山中的野花开了一茬又一茬，满山的枯枝败叶铺了一层又一层，逝者已矣，但生者不该遗忘。

该有人知道，历史曾在这里走过。

为什么一定要把烈士们的骨灰带回家，包括我自己在内，之前一直意识不到这件事有多重要。

这个故事给了我答案：一个强大的国家应该让忠骨回家，这是生者的责任。

当年看《团长》，他扯着嗓子说：走啊，我带你们回家。

那时只觉得感动，现在才明白这句话里有多少无奈和悲壮。

剧终时分，团长带着炮灰团的最后几人，等来了对岸的援军。可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就那么沉默地看着对岸。

我从始至终喜欢他们亮亮的眼睛，那是无论在黑夜里还是大敌当前，都亮亮的眼睛。

可临近尾声，他们的眼睛失去了光亮。

那时的我没有细究，现在的我不忍深想。

团长说，我欠了一千座坟，我要在南天门上修一千座墓。

那些墓，我们修好了吗？

那些等着我们接回家的人，依然还在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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