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友杀我爹妈那晚，还一直在跟我打电话 | 我的骨头会唠嗑24

这几天，我的法医作者廖小刀，突然跟我聊起了一个古怪的家庭——

明明是自己老婆被杀，男人不仅没有多惊讶，反而还问警察，这会不会耽误自己开会。小刀说：“我见过亲人被害后，直接昏倒的，逼问进度的，但从没见过这么冷静的。”

经过深入接触，他发现这个家里的每个人好像都没有说真话，藏着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秘密。

棘手的是，这个家庭还不能随便调查。

因为这个男人，是小刀他们当地的“大人物”，常在电视上讲话、作报告的区长。

案发当天，区长发现，自己的老婆死在了卫生间里，浑身上下只剩内衣。

法医廖小刀第一次走进区长的家。他想看看这个家里藏着什么秘密，又是谁在说谎。


2009年12月底，我离开熟悉的解剖台，坐在区府年底总结大会的台下。

望着台上一众发际线堪忧，却个个白衬衣熨帖的领导，想到一会儿这些“白衬衣”长至数小时的轮番讲话，不由得打了个哈欠。

音箱里传来主持会议的人的声音，我一瞬清醒了许多——竟然是普通话。

本地的领导，尤其年纪大点的，开会都是粤语，用普通话反倒很新鲜。而这位“白衬衣”一开口，虽然蹩脚，但说得很努力。

我偏头看了看他身前的牌子：张建民。哦，常务副区长。

说实话，这些人的名字比他们的脸好认，更多时候，他们只出现在下发到我们手中的各种文件和本地的新闻报道里，每每露面，就是发表“重要讲话”。

我们本来没啥交集，大会一散，我继续干我的活，他继续开他的会。但那次大会8个月后，我们竟然碰面了。

2010年8月24日的凌晨，我走进了区长张建民的家，以法医的身份。

他的妻子死在了自家卫生间里，身上只穿着内衣，凶手成谜。

此时此刻，这位副区长躺在他高级病房的病床上，一脸憔悴，我验伤的地点也从常规的派出所留置室换到了这里。

“他让我撞墙，还非要让我喝酒。”区长一张嘴喷出的都是酒气。

张建民口中的“他”，是一个黑衣人。据说当晚他刚打开家门，一把刀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他以为碰上小偷了，就告诉对方家里有钱，都可以拿走，并保证绝对不会报警。

黑衣人却不着急拿钱，而是提出了一个古怪的要求：让堂堂副区长用头撞墙。

“他说我撞晕了，他才有时间逃走。”

张建民表示他胆子小，无论如何也撞不晕自己，就跟黑衣人商量，能不能换个方式？

黑衣人扫视了一圈屋子，指着柜子里的酒对他说：“那你把自己灌醉了也行。”

张建民在应酬上已经喝了不少酒，但为了保命，只能同意。

他把心一横，拧开那瓶老白干，咕咚咕咚就往嗓子眼里倒。

   

不过他留了个心眼。

区长说，为了消除黑衣人的戒心，他边喝酒边和对方谈心，虽说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但他平时各种大会小会开惯了，什么事都能扯出一堆大道理，眼下生死攸关，更是发挥自己的专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趁对方不注意，他偷偷洒了一些酒在床上，半喝半洒，一斤装的白酒空了三分之一。

张建民感觉嗓子越来越堵，喊着要喝水，黑衣人起身去拿，张建民环顾四周，找空档想溜——房门被对方用大木椅挡住，一时半会关不上；窗户的防盗网没防住贼，反倒成了困住自己的牢笼。

很快黑衣人就拿着一瓶水回来了，张建民佯装喝水，其实是趁机把嘴里的白酒吐回了矿泉水瓶里。

六七两白酒下肚，区长脑袋昏昏沉沉，吐了一地却怎么也晕不过去。

黑衣人等不了了，扑上来把他掐晕了。

张建民的记忆也到此为止。

他说自己醒过来的时候，头上还在流血，就报了警。当时已经是8月24日凌晨1点。

这就是副区长对妻子遇害当晚的全部“证言”。

胜哥丢给我一个眼神，我们走到高级病房外的小阳台上。凌晨4点，环卫工人已经开始打扫街道，整个城市正准备从黑暗中苏醒。

“你相信他说的话吗？”胜哥吐了一个烟圈。

我摇了摇头。

这不是扯淡吗。

天一亮，我的搭档，外侦的胜哥就坐进了区长的高级病房里。

为张建民跑前跑后嘘寒问暖的女婿，极有眼力见地走出病房，轻轻关上了门。

屋里的空调安静地运转着，送出一阵阵凉风。胜哥挪了挪屁股，怎么坐都觉得别扭。

这里明亮、凉爽，甚至舒适——一切都对病人有利，但对询问的警察很不利。眼前，刚刚丧妻的大领导支起上半身，像是在客气地等他发问。

张建民的额头剃掉了一些头发，白色的弹力网兜固定着两块纱布。他额头的伤我验过，创口长度2.5cm，边缘淤伤，还带有规律的花纹。

“你头上的伤怎么来的？”胜哥抬眼看向对方的额头。

区长摇摇头，不知道。

胜哥又问，你到底晕过去了多久？

“两三个小时吧，”副区长回答，但马上又改口，“我记不得了，反正是很久。”

说是被掐晕了，但我第一时间翻看过他的眼睑，没有出血点。倒是和宿醉的情况吻合，整个眼睛布满了通红的血丝。

张建民的许多证词要么含糊不清，要么就是与事实矛盾。

案件会上，所有人都认为张建民非常可疑，但座上大大小小的领导没有一个人级别比他高。没有确凿证据，谁都不敢开这个口，说把副区长押回来审。

于是封闭的审讯室换成了明亮整洁的高级病房，嫌疑人不是在审讯椅上拷着，而是躺在干净舒适的床铺上微笑地看着胜哥。

恐吓、哄骗这些对付小混混和凶悍杀人犯的手段，却没有一样能用在这位副区长身上。

胜哥吐了一口气，感觉现在他空有一身武艺，就是使不出来。

区长的讲述依然三句话不离“黑衣人”，“他戴口罩、橡胶手套，还有一顶鸭舌帽……”胜哥也跟着张建民的描述，在脑海里重构着凶手的样子：

20多岁的男子，体格较瘦，皮肤白皙，穿黑T恤，戴鸭舌帽、口罩、橡胶手套，穿球鞋。

如果是有经验的惯偷，为了避开摄像头、不留下指纹，确实会选择这样打扮。但大夏天，一个如此打扮的人，在这种小区，不会引起注意？

区长住的小区是辖区最近几年新推出的高档小区，主打大户型，一梯两户，尤其是张建民家所在的位置，算是小区中的楼王单位，坐落在中间，周围绿化非常好。几个门都有保安，进出登记，历来是治安最好的区域，从小区开发到现在，盗窃案都没几宗。

更重要的是，那一晚的监控，直到我们的警车赶到，没有一个摄像头拍到那个所谓的“黑衣人”。

黑衣人就像个幽灵，只活在张建民的口中。

“……我醒过来，给我老婆打电话，”张建民继续说着，他听见老婆何素慧的电话在客厅响起来，就挨个房间找，最后在卫生间看见了老婆的尸体。

提到老婆，张建民似乎一下动了感情，眼圈泛上了红，还不时用手背抹一下。

看着眼前这个伤心的男人，胜哥却有点恍惚，他回想起第一次问话结束后他告诉对方，之后还要去派出所录一份正式的笔录，这位副区长的第一反应却是问，“会不会耽搁第二天一早跟市长去省里开会？”

那时距离他的老婆遇害，还不到12个小时。

解剖室的排风扇嗡嗡作响，副区长夫人何素慧，孤零零地躺在解剖台上。

尸体尸斑成片，冰冷而僵硬，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了12个小时。

脸庞和眼睑的出血点，脖子上的瘀斑，颈部的勒痕，都提示着，这个死者的死因就是窒息。

何素慧身上除了导致窒息的损伤外，只有头部有个小淤伤，以及膝盖周围有些擦伤，她的反抗并不激烈——或者说，凶手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就夺走了这个女人的生命。

反观张建民身上的伤口，腹部的利器划伤，脖子上的淤斑，额头上的钝器伤，任何一处都可能致命，但现在，每一处都只是轻伤。

我实在想不通，如果黑衣人真的存在，并且这么轻巧地杀掉了何素慧，那么在面对张建民时，他为什么又显得这么笨拙，手上的刀没有要了他的命，钝器也没有砸碎他的头，甚至在掐住了他的脖子之后，也没能杀死他。

太荒唐了。

这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所为。

张建民说发现老婆的时候，她身上只穿着一套内衣。这也很奇怪。

虽然文胸上沾染着血迹，但是内衣没有发生过位置移动，何素慧身上也没有任何被性侵的迹象。

那为什么死者身上只穿着内衣裤，难道是因为天气热？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总不可能这副样子去开门，除非门外是她很亲近的人。

再加上门窗完好，如果凶手是家庭成员，从门进入就非常简单。现场的保险柜也是用钥匙打开的，里面给孙子庆生的十几万不翼而飞。

如果是家庭矛盾引发的凶案，那么死者的衣着就能合理解释了，出入口和保险柜被开的问题也解决了。

作为法医，除开性侵的可能，一具被转移到洗手间且只剩内衣的尸体，我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分尸。

会不会是张建民喝完酒回家，和老婆发生争执，然后两人打了起来。被打伤后，张建民错手掐死了老婆，又把尸体转移到洗手间，准备分尸时脱下老婆的衣服，最后犹豫了很久发现处理不了，才临时编造一个谎言，报了警。

很多女性被害的凶案里，死者的丈夫或男友就是凶手。而据我们了解，张建民夫妻俩很难说有多深的感情。

张建民平日里应酬颇多，经常深夜还在外边，夫妻俩连在一起吃饭的时间都很少，儿女成家后也都早早搬走。

周末女儿女婿会来吃早茶，那是她少有的能和丈夫孩子齐聚的时间。

何素慧在单位干后勤工作，每天踩着点下班，除了美容和逛街购物之外，也没有太多爱好，如果不出去就窝在家里看电视剧。

一个等着提前退休的老人，在单位无欲无求，在家里也同样没有太多的存在感。五室两厅的大平层常常就只有这一个女人在家。

我抬起何素慧的双手，这是一双保养得不错的手，没有老茧，指甲干净而整齐。我用棉签小心翼翼地把死者指甲擦拭了一遍。

死者不会说话，她身上的痕迹和物证就是她最后的遗言。

只不过，即便在何素慧的指甲中找到了张建民的生物信息，因为夫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也并不能证明张建民就是凶手。

我们总是私底下揣测，台上的领导到了台面下也不过是个普通人。大谈清廉的未必就是清官，工作狂也未必就是能力强，大家都是在演戏，只是在台上时没法揭穿。他们的家庭也和我们的一样，一地鸡毛，甚至比我们这些小兵仔更多烦扰。

会不会是出于什么隐秘的原因，张建民和人同谋，自导自演了一出“妻子遇害”的戏码？

我们首先把目光放在了案发那天，开车送张建民回家的女司机身上。

小区车库的监控显示，8月23日下午5：50，何素慧独自驾车驶入小区；而后在21：10，张建民坐在副驾驶，由一个女性司机送回了家。然后在第二天凌晨00：50，张建民报了警。

就是在这3个小时里，何素慧走完了自己的最后一段路。

我们注意到，张建民的车当晚开进车库约17分钟后，女司机才步行离开小区。

从停车位到小区门口的距离，步行只需5分钟，加上停车的3分钟，区长和这位女司机在停车后耽搁了至少10分钟。

这10分钟足以让人浮想联翩。

女司机是张建民的办公室主任，也是区长秘书，名叫吴文丽，三十三岁，离异。

由于不方便直接去派出所问话，她带着胜哥来到一家咖啡屋。

店里的装潢透露出一股小资的情调，二楼没有其他的客人，他们挑了一个靠角落的位置坐下。胜哥翻了一通菜单，上面的价格让他有点下不去手。

吴文丽随手点了一壶伯爵红茶，听着典雅，胜哥却觉得既贵又不好喝。

说到张建民，吴文丽侃侃而谈，从他在官场的印象讲到他的日常工作、人品性格，在她嘴里，张副区长俨然就是一位工作认真又关心下属的好领导。

胜哥敲打她，让她说一说张建民的家庭情况，吴文丽圆滑地撇开话题，一副公私分明、洁身自好的架势。

胜哥早有预料，也不打断她，心里暗暗发笑。

等对面女人的场面话告一段落，胜哥把她和张建民的通话记录丢了出来，开始了真正的询问——

“既然你们只是普通上下级关系，那么他半夜一点给你打电话也是聊工作？还不是一次两次，你们的工作有这么忙吗？”

“用不用我查查你们在同一家酒店住过几次？”

这一回吴文丽不吱声了，她的脸映在茶杯里，随水面不断摇晃。

“我不可能为了他那种货色杀人。”被逼到这个份上，吴文丽终于开始抖张建民的私事。

虽然是张建民的地下情人，但吴文丽没有要上位的心思，因为即便是张建民在和她办事的时候，何素慧一个电话也能让他头也不回地离开。无论她是撒娇还是撒泼，都不能留下张建民。

在她看来，一个男人这么怕老婆，就是没有出息。

张建民的老婆何素慧曾经当过副镇长，当年也算得上风风火火，后来在张建民仕途顺畅时退居二线，专心顾家。张建民之所以这么怕老婆，就是因为早年发迹全靠老丈人的赏识和提拔，在自己老婆面前一直硬不起腰杆。

现在在外面瞎搞，心里有愧，每次对老婆都是一副讨好的嘴脸，别说不敢动手，就连放几句狠话的时候也不多。

对吴文丽来说，张建民其实就是一棵要枯萎的树。

他没有什么能力，对外实干强硬的形象只是“装个样子”，会议上的发言还有应付领导检查的文件，都需要她吴文丽包办。虽然舍得给她花钱，可一旦他退休了，现在的钱和权也都烟消云散了。

她吴文丽没有理由吊死在这样一个男人身上。

最后，这位区长秘书给出的结论是，张建民就不是个能杀人的货，何况仕途上还得靠老婆，更不可能对何素慧下手。

谁能想到，没了老婆的“区长”，竟然连区长都做不成了。

我又一次回到现场。从小区大门口拎着箱子进去，一路上，看到我的人都投来异样的目光。

显然，经过一天多的发酵，案子已经传遍了整个小区，甚至在经过张建民家楼下的凉亭时，我还隐约听到坐在那里的两个老人，正低声谈论着案子的八卦。

绝大多数情况，案件经过这种口耳相传的加工后都会变得稀奇古怪，里面的各色人等似乎都变成了妖魔鬼怪，没有一个正常的。

公安部的闵建雄老师讲课时，曾反复强调，在案件里，只有痕迹和尸体才是客观、准确的，案情都只是参考，有时候甚至是干扰因素。

或许每个人看到的，都只是他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而我是一名法医，我的职责不是臆测，是用证据来说话。

这天下午，我用足迹灯贴着张建民家的地面挨个房间查看，竟然有了新的发现——

在张建民家一间空置的屋子里，我提取到了一组陌生的鞋印，更巧合的是，相同花纹的鞋印在何素慧被害的卫生间也出现了。

第一次勘察时，因为现场医生、护士、保安物业进进出出，一开始我们并没有重视现场的鞋印，但那间空屋子里除了那双陌生的鞋印，没有其他人的，这说明那一晚，张建民家里确实可能有“第三个人”在场。

真有黑衣人？

痕迹师确认，足迹属于一个穿大码鞋子的男性，身高接近一米八。这与张建民和吴文丽的特征都不符合。

这次我并没有轻易下结论，毕竟鞋印也可以伪造。

我比对了鞋柜里的所有鞋子，没有一个吻合。想到张建民案发当晚穿的鞋，我急忙赶去医院。

然而我还是慢了一步。

推开高级病房的门，我一眼就看到了张建民床边摆着的一双崭新的黑皮鞋，上面一点磨损和穿着的痕迹都没有。

“旧鞋子呢？”我不死心地追问。

张建民把头转向旁边一个年轻女人，他的女儿张楚楚。

张楚楚告诉我，鞋上沾了血，她叫医院扔了，这双新鞋是她丈夫才买的。

我又看向张建民守在一旁的女婿，注意到我的视线后，男人略带尴尬朝我点了点头，证实了这一点。

这些天，女儿张楚楚和女婿韦志远一直陪在张建民的身边，照顾父亲，也顺便处理母亲的后事。

张楚楚自己说，她和母亲的关系一直很好，就连前年两老新买的这栋大平层，房产证上都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可能在两老看来，大哥在外地，养老照顾还是得自己来。

只是近几年走动的少了，都是抱孙子的事闹的。

大哥生了二胎后，母亲曾经去过两趟，但因为那边没早茶，没朋友，逗孙子玩没问题，提前退休去当保姆她可不愿意，最终没有住下。

从大哥家回来，母亲就想着让她这个做闺女的赶紧生娃，好能有个外孙陪着。原本她和老公经常会回家吃饭，但念叨多了，他们也回得少了。

张楚楚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埋怨自己，“如果我们经常回去，如果那天我们都在，就不会出事了。”

胜哥到张楚楚家走访的时候，张楚楚的老公韦志远昨晚在医院陪了一夜的床，人还在医院。她的哥哥也刚从外地赶回来。张楚楚回家休息了一晚，正准备白天过去陪床。

张楚楚说，母亲遇害的那天晚上，他们夫妻和同事聚完餐，八点钟左右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再出去。

丈夫吃饭时也在工作，一直看手机、发短信，回家后接了几个电话，就进了书房，说要加班写东西。张楚楚自己在客厅看了会儿电视，就回房睡觉了。

这不是张楚楚第一次独自躺在床上。她和韦志远是相亲认识，她那时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帅气的小伙子，并不介意他的农村出身。房子是父母全款买的，两人挣的钱足够日常花销，经济上也没什么压力。

结婚三年，没有太多的烦心事，张楚楚心里只有一个抹不平的疙瘩——丈夫在夫妻生活这件事上，似乎总是不太积极。

他每天都会回家，从不在外留宿，尽管如此，他回家的时间却越来越晚，理由不外乎是加班、同事聚餐。

即便在家，他似乎也对锻炼身体、甚至做家务更感兴趣。不管是洗衣、做饭，还是收拾房间，基本上都是韦志远在干，而且天天如此。做完这些事后，丈夫总是精疲力竭，在她枕边沉沉睡去。

这个家里的一切都被打理得一尘不染，只有她身上落满了灰尘。

张楚楚和何素慧这对母女，相隔一代，却仿佛走在同一条路上。

“生娃哪是我一个人的事……”胜哥听出了张楚楚话里的无奈。

张楚楚说，母亲不止一次跟他们抱怨过大平层太空，住着冷清。今年春节刚过，还在吃早茶时提出，想把现在住的大平层过户给大哥。

母亲的理由是，大哥生了二娃，这套房子过户过去，省得以后还要给孙子置业。女儿女婿一家，也会再添一辆好点的车子。

父亲当时没有明确表态，她和老公也没有异议。

做完笔录，胜哥起身在屋子里转了转，张楚楚家比父母的家小了一半，但客厅的陈设井井有条，一看就知道平时打理得很好，这也应证了张楚楚的话。

书房里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胜哥凑过去，晃晃鼠标，还在待机状态。

“密码是多少？”胜哥问道。

张楚楚摇头。

这是丈夫韦志远的电脑，她不知道怎么打开。

胜哥清楚地记得，自己查过和何素慧关系相近几个人的通话记录，女婿韦志远那天晚上的通话记录几乎是空白，应该没有任何同事或是领导打过他的电话，张楚楚却说丈夫当晚接打过电话，还加了半宿的班。

胜哥把电脑带回了警局，找来高手，倒腾了两下，就轻松让电脑开机。

电脑里并没有那一晚写的工作文档，但仔细浏览了所有文件夹后，胜哥并没有发现反常的地方。

直到他们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文件夹。

点开这个文件夹，密密麻麻的照片中，韦志远的过往扑进了胜哥的眼里。

胜哥一张一张地翻看，这些照片持续了很多年，甚至早在张楚楚和韦志远结婚之前就有留存。而画面中，从始至终就只有两个人。

韦志远，和一个张楚楚完全没有见过的陌生男人。

胜哥立马返回医院找韦志远，但对方并不在医院。胜哥直觉不对劲，直奔张楚楚和韦志远的家，韦志远也不在。

韦志远不见了，电话关机，医院没人，单位不在，家里也不在。

如果只是因为“男友”这种私人问题被发现，根本用不着玩失踪。那个存在于韦志远电脑里的陌生男人，身上一定还有更多待解开的秘密。

在一个日租房里，胜哥找到了那个男人，薛彬。

从他的身上翻出了两部手机，胜哥正准备把手机装进物证袋时，其中一个的屏幕亮了起来——

“我在大桥脚等你。”

那是一个未储存号码发来的信息，就这一句话。

胜哥点开通讯录，里面只有这一个号码，但是有一长串和这个号码的通话记录。

胜哥笑了，他知道电话那头的男人一定是韦志远。

另一组人马随后就抓到了人，韦志远的身上也有一个手机，里面也只有一个号码，号码的主人正是薛彬。而两人高频联络的那个时间段，正是案发当天下午五点到凌晨一点。

这两部单对单的手机，案发当天总共打过七次电话，累计发了二百多条信息。虽然短信都已经删除，但这种通讯频率显然不正常。

审讯室里，薛彬就一句话，“总之事情都是我做的，和韦志远没关系。”

薛彬交代，8月23日中午，他和韦志远见了最后一次面。下午五点多，薛彬在男友的丈母娘何素慧下班前，跟着提早下班的人混进了小区，然后拿着准备好的钥匙打开了张建民的家门。

这个时候，老两口依然无知无觉，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家里已经潜入了致命的杀手。

六点十分，何素慧回到家，刚在客厅换了拖鞋，脱掉外套，还没来得及换上清凉的睡衣，薛彬就从客房冲了出来，用预先准备好的绳子勒住了她的脖子。

女人吓了一跳，抵住绳子要他松手，大概认为他是小偷吧，她让他拿钱走人。

薛彬不加理会，更加用力地拉紧了绳子。

女人绝望地挣扎起来，直至不再动弹。薛彬拉住她的腋下，将她拖进了卫生间。

松开绳子之后，为了确保对方已经死去，他又在女人的脖子上掐了好一会儿。

做完这一切，时间仅仅才过去了十来分钟。

原来杀掉一个人，并不像他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简单。薛彬瘫坐在卫生间的地板上，感觉已经花光了所有力气。

在和韦志远拍下第一张亲密照片的时候，薛彬根本不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会为了这个男人杀人。

薛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抛下了他和母亲。中学辍学以后，他在社会上游荡，进过厂，当过保安，在餐馆做过服务员。起初母亲给他安排相亲的时候，他总是不敢兴趣，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喜欢男的。

他和韦志远是偶然在贴吧上认识的，刚开始只是在网上聊天，后来两人发现在同一个城市，又是老乡，就约在一个酒吧见了面。

从网上到线下，总共没有两个星期，薛彬发现自己爱上了对方。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韦志远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薛彬相信他们就是天生的一对，从身体到灵魂，对方就是自己完全贴合的另一半。

只是交往了两年后，韦志远考上了公务员，没过多久便迫于家人的压力，相了亲，甚至还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韦志远就知道自己并不喜欢张楚楚，但是凭借帅气干净的外表，以及女人一般细腻的心思，他顺利地拿下了对方，很快张楚楚便带着他见了家长。

岳父张建民从看到他开始就没有好脸色，显然看不起农村出身的自己，而岳母何素慧也是类似的态度。但是正在热恋中的张楚楚不顾两老反对，依然坚持和他在一起。

新婚住的房子是岳父母全款买的，连在广东办喜酒的钱，都是岳父母全包。

从老家来参加婚礼的父母，面对家世明显高出一大截的亲家，不自觉地放低了姿态，只说希望小两口和和睦睦，让岳父母平时多照看点自家孩子。

住在岳父母买的房里，加上岳父在职场上是他上级的上级，虽说不算是上门女婿，但在强势的岳父母面前，他说话都不敢大声。

从妻子身上，他也没有感受过真正的温情。

在韦志远眼里，张楚楚是一个空洞、虚荣而愚蠢的女人，每天只会惦记着哪个明星的八卦，从来不会关注他的心思。这个女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

“你知道煎熬的感觉么？那种小火慢炖，感觉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在缓缓的腐烂。每一天都不想回家，回家就要带上厚厚的面具，虚伪、空洞。”

韦志远很快就受不了这种生活，他再次找到了分手的薛彬。

在家里得不到的温暖，在亲人嘴里得不到的体谅，在薛彬这个同性恋人这里却能加倍得到，越是对比，他越想逃离。

“快乐你懂吗？”韦志远抬起头看着胜哥，日光灯从屋顶投下的光线让他整个人看上去格外颓废。

韦志远越来越不愿意回家，他找各种理由加班，说是聚餐，其实是偷偷摸摸出去和薛彬厮混。

他的工作并不需要出差，于是每天不管和薛彬待到再晚，他总得回家，总要和张楚楚睡在同一张床上。

而偏偏岳母还不止一次的催促他们赶紧生娃，他不敢当着岳父母的面反抗，只能私下偷偷地和张楚楚说想多过几年二人世界。

但是躲过了一年，又是一年，他有时候回家早，就收拾房间，锻炼身体，每天都把自己搞得很累，这样就尽可能的少在床上面对张楚楚。

每次和老婆过完夫妻生活，韦志远在洗手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都只感觉到恶心和疲惫，每个晚上他都只想逃离，但每天早上睁开眼，旁边还是那个女人，而他还是要继续挣扎。

三年的婚姻生活，韦志远早已不堪忍受，他曾经用开玩笑的口吻问过张楚楚，假如离婚的话，会怎么样。

张楚楚立马就变了脸，她说如果韦志远敢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或者离婚，就让自己爸爸搞得他身败名裂，不仅丢工作，还要让他彻底混不下去，只能滚回老家种田。

“滚回老家种田”这样的字眼，戳中了韦志远的痛处。他几乎搭上了自己的全部人生来摆脱这几个字。

韦志远的老家在广西农村，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家里并不宽裕，从小他就羡慕别的孩子身上漂亮的新衣，而他却只能捡哥哥穿过的衣服。

他拼命读书，终于一路升学，考上了广州的大学。大城市的五光十色让他开了眼界，但是他依然觉得整个城市的灯火没有一盏为他所亮，这个陌生地方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他安心地依靠。

读大学的时候，家里为了他竭尽全力，他也省吃俭用，课余时间必须得去当家教、派传单，这样才能勉强维持大学的日常花销。

快毕业的那一年，他认识了薛彬。

韦志远承认，是自己指使薛彬杀人，但在他的眼里，张建民夫妇不过是恶有恶报。

“他们一家都不是什么好人，张楚楚还要让我身败名裂！”

“滚回去种田”的威胁，让韦志远彻底没有了退路。他清楚，自己的老丈人张建民有足够的手腕做到这一步，对方并不是什么清廉干净的官员。

他知道对方也收礼，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门前的拜访者络绎不绝，好几次他还察觉到了张建民和吴文丽私底下的小动作。

如果因为离婚丢掉工作，那么等于这几年所有到手的东西都得还回去。

没有积蓄也就没有保障。不管是去是留，钱必须得有，还不能少。一百万，这是他给自己定下的最低目标。

韦志远估算了自己的收入和消费，如果全靠领工资，就算是自己一直省吃俭用，要攒够目标也要十来年。自己又有多少个十年，不要说十年，十个月，甚至十天，他都没法再忍耐下去了。

他要挣脱枷锁去过新生活，就得弄到属于自己的钱。

岳父母老两口住的那栋大平层，房产证上是张楚楚的名字——这是韦志远心里最后一丝慰藉，也是彻底点燃韦志远心里邪念的导火索。

那套房是在他和张楚楚婚后才买的，因为限购，挂在了张楚楚的名下。虽说两老住着，但法律上却是张楚楚的产权。张楚楚的大哥生了二胎后，岳母要把大平层过户给儿子，张楚楚也没有出声反对。

大约在自己老婆看来，房子本来就是父母出钱买的，最后给谁，不过是看父母心意，而从小生活宽裕的她也并不特别在意这些财产的分配。

但在韦志远心里，房产作为张楚楚婚后获得的财产，理论上该有自己一半——自己的东西自己却不能做主，甚至连声都不敢出，这是什么道理？

不能和平离婚，自己的房子眼看着要白送人了，韦志远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唯有干掉两老，才有出路。

他又一次联系上了自己的爱人，薛彬。

后来的日子对薛彬来说又像回到了过去，韦志远结没结婚他并不介意，他知道，韦志远只爱他一个人。

当韦志远和他透露想干掉岳父母的心思时，薛彬觉得没什么，“只要你真的想，我就去干。”

在混迹社会多年的薛彬看来，杀掉一两个人容易得很。电影里不都是这么演嘛，杀完人一躲，风声过后，照样潇洒生活，何况自己到时早就和韦志远远走高飞了。

韦志远搞了两张不记名电话卡，买了两个新手机，约定好只用这个手机联系商量杀人的事情，随后他们又专门找了些刑侦电影和法制纪录片，很快就确定了杀人方案：投毒。

投毒的第一步，就是能接触到二老的饮食，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拿到两老大平层的钥匙。

张建民家的入户门钥匙，除了两老平时各带一把外，张楚楚也有一把。韦志远偷了张楚楚的钥匙，偷偷配了两把。

然后两人开始物色毒药。韦志远在某宝上看上了一个叫三步倒的老鼠药，按照卖家的说法是，这个毒药没有气味，只要混一点点到食物里，老鼠吃了就必死无疑。

韦志远爽快地付了钱，毒药到手了，为了确定毒药的效果，他还专门在菜市场买了一只活鸡，只是让他大跌眼镜的是，鸡吃了这个“三步倒”的毒药后依然活蹦乱跳，甚至过了一整天也没有任何一点中毒的迹象。

韦志远觉得自己上当了，他找到卖家。卖家告诉他现在的鼠药都是低毒，根本不会立刻就死，都是要等几天才会造成老鼠死亡，他要的那种立刻就死的毒药，根本不会在网上销售。

不过很快，他在一个夜市上，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毒药，那个老板卖药的时候已经告诉他那就是氰化物，用来毒狗的。韦志远又买了只鸡来尝试，毒药的效果确实很好，鸡吃了之后很快就死掉了。

随着计划一步一步地推进，自己在上面投入的精力越多，韦志远慢慢地麻木了，最初的恐惧和担忧消失了，他开始觉得杀人也不过是一个平常事。

但是当韦志远真正准备投毒的时候，他才发现，如果仅仅是要一个老人中毒很容易，但要让两老同时中毒却非常困难。

他让薛彬在小区附近守了好多天，结果却发现张建民经常很晚才回家，大多数时候并不在家吃饭，两个老人也几乎没有同时下班的时候。

如果张建民回家发现自己老婆中毒死亡，肯定不会再碰家里的食物。

唯一确定两老同时吃饭的时机，就是周末一起喝早茶，但到时自己和老婆张楚楚也会在场，如果最后唯独自己没事，太容易引起怀疑。

恐怕张建民夫妻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貌合神离，反倒成了女婿行凶最大的障碍。

后来，两人只能换方案，韦志远让薛彬带着针管，夜里潜入二老的房间注射。不过因为薛彬中途退缩，这个计划没有成功。

韦志远很无奈，朝着薛彬狠狠地发了一通脾气，然后威胁薛彬说，搞不定两老，就和对方断绝往来。

薛彬急了，他发誓说，下次他直接上门弄死两个老人。

8月23日当晚，薛彬兑现了他的承诺。

卫生间的地板上传来凉意，即便如此，薛彬也不想起身。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他掏出来一看，是韦志远发过来的信息：“怎么样？搞定没有？”

薛彬打开水龙头，在洗手盆洗了把脸，回了四个字：“搞定一个”。

薛彬的心情没有短信里那么轻松，在等待张建民回家的这段时间，他好几次都想要放弃。

薛彬离开洗手间，回到客房，坐在椅子上发呆。

六点半，正是下班的高峰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了小区。他隐约可以听见窗外人来人往，大人呼喊小孩的声音。

大约是因为出了一身汗，吹着空调，他感觉身上有些发冷，能量似乎正一点点从他的身体里流失。

忽然，“啪”地一声，薛彬吓得从椅子上跳起来，他仔细地听着——

屋子里又恢复了安静，那死一般的气息却压得他喘不过气。一想到卫生间里的尸体，每一个不寻常的声音都让他一惊一乍。他既害怕警察随时冲进来，也开始担心体力消耗殆尽的自己能否顺利干掉张建民。

他坐立不安，只能不断地发短信打电话给韦志远，期望从对方那里获取更多的勇气。

过了好一阵子，薛彬感觉自己终于恢复了些精力，只是漫长的等待让他觉得越来越焦躁，也愈发觉得自己不安全，他又发了一条信息给韦志远：“要不我下次再来？”

韦志远告诉他，已经杀了一个，下不了船了，不一次搞定，根本不可能还有第二次的机会，只能继续。

虽然来之前已经在小面馆吃了面，但现在又觉得饿了。他开始担心，自己能不能有体力对付张建民一个男人。

他把担忧告诉了韦志远，很快手机屏幕就亮了:“下一个用刀吧。”

薛彬从厨房拿了一把长长的水果刀，再次回到客房，一次又一次地检查自己的装备，帽子，口罩，手套，然后就是一边发信息，一边留意着门口传来的动静。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直没有人回来，薛彬都记不起到底自己崩溃了几次，他连续发了好几条同样的信息给韦志远，就一句话，“我干不了了。”

韦志远则一直在安慰他，给他打气。

终于在他的情绪又一次压抑到极点后，房门打开，张建民回家了。

仿佛是找到了一个发泄的缺口，趁对方关上房门，放下包，正准备弯腰脱鞋子的时候，薛彬就举着刀冲了过去。

虽然刚刚杀了一人，但是一想到这刀扎下去鲜血四溅的画面，薛彬持刀的手怎么也扎不下去。他只好一手掐住了对方的脖子，一手拿刀顶住对方的肚子。

张建民哀求他不要伤害自己，薛彬却只想着快点走人，让张建民撞墙。

他想着对方晕了，自己再弄死对方会容易些。但张建民推说自己胆小，无论如何都做不到撞晕自己，让换个方式。薛彬看到酒柜里的老白干酒，就提出让张建民喝酒喝到昏睡也行，反正只要对方无法反抗，他觉得都行。

一个筋疲力尽的凶手，一个面对死亡威胁的老油条，两人都在相互耍着心机。

一瓶白酒喝了大半，张建民吐了出来，他觉得差不多了，就准备要掐住对方，结果被张建民一推，脚下踩到呕吐物，磕到了放在旁边的实木凳子。

他拿起凳子砸了过去，本来就摇摇晃晃的张建民应声而倒。

实木的圆凳太重，薛彬没有握稳，只砸了一下，就脱手掉在了床边，张建民倒在凳子边的地面上，额头的伤口处涌出一大滩的血迹。

薛彬喘了口气，又用手在对方脖子掐了两分钟，感觉张建民不动了，才起身给韦志远发了信息：“他不动了，流了很多血。”

关于作案的动机，韦志远到底是为了那半套没有到手的房子杀人，还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气杀人？胜哥没有回答我，而是转头问我，“那你觉得他说的就是真的？他们真的那么相爱？他真打算杀人后就离婚分钱，然后和薛彬一起远走高飞？”

对于和薛彬的感情，韦志远说，自己刚开始是好奇，随后是沉迷。他发现自己内心似乎住着一个女人，而混迹社会好几年的薛彬满足了他对于爱情的想象。

没有正经工作的薛彬，养活自己都只能说是勉强，除了偶尔能下馆子打打牙祭之外，两人的生活一直都很窘迫。这种只有爱情没有面包的日子，一直到韦志远工作一年后考上了公务员，手头才稍稍宽裕。

但是韦志远的两个哥哥要成亲，他得帮衬，姐姐生娃，他也得还人情，以至于工作了一年，薪资看似可观，但他却依然没有任何余钱。

这时候，有同事介绍了张楚楚给他，介绍人着重强调，对方家里条件非常不错。

韦志远心动了，他需要一个台阶，他想爬得更高点，不再过苦日子。

他知道自己和薛彬不可能有好结果，家里不会同意他和一个男人过一辈子。韦志远向薛彬提出了分手——为了跟张楚楚，还有他向往的生活在一起。

后来证明，那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他欺骗妻子换来的好日子，却是越来越难熬，最终计划了这场谋杀。

可笑的是，他从始至终都不敢动手，他必须要用“爱”的名义来美化自己的行为，用遥远而虚幻的梦想来麻醉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说服自己将滔天的罪恶进行下去。

如果真的爱一个人，怎么会舍得让他去杀人？

何素慧死了，带走了这个家最后一点人气。

靠着老婆坐上区长之位的张建民虽然活了下来，却因为老婆的离世意外终结了仕途。他之所以老是惦记着陪市长去省里开会，也是想抓住最后一段时间，看有没有机会再往上走一走。他本就不爱也不关心自己的妻子，和自己女婿一样，只是想借着女方的家世往上爬而已。

天不会遂这种人的愿。

两年后，他从折腾了半辈子才爬到的位置上掉了下来，再没了音信。我再打听，大家不会记得“副区长”，只会记得有这么一个老婆被杀了的男人。

以爱之名的谎言，无论包装得再怎么甜美，终有被撕开的一天。

小刀写完这个故事后，跟我感叹了一句话——

这家庭像纸搭建的那样脆弱。

靠老婆他爸上位的区长，靠妻子他爸过好日子的女婿，两个男人本该是家里的顶梁柱，却又是这个家庭其心各异的根源。所以让人觉得，这个家只要有一点风吹，就散了。

更可悲的是，这对母女被瞒骗数十年也难以察觉。

韦志远被捕后，反复跟警察强调，自己没在这个家里获得温暖，妻子不值得被他所爱。

小刀告诉我，如果有机会，他一定要当面问他：“用谎言对待身边最亲近的人的你，就觉得自己值得拥有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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