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临死前逃离医院，他要去海边给亡妻过生日 | 医院奇...

  

这是去年最火的照片，重症老人在被护送途中停下，他能多看一眼夕阳。

许多人从这一幕中感受到了力量——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对于一个身处绝境的生命，会花那么大的力气，只为做一件平日里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

今天的故事也能带来这种力量。

这是一位时刻需要呼吸机来帮助呼吸的老人，随时可能死去。可在有一天，他却毅然登上出院的救护车，不是回家，更不是转院。

他全身插满治疗器械，对自己的主治医生说：在死之前，一定要亲眼看见大海。

那年冬天，我的医院里来了四条“鱼”。

那是四位无时不刻在大口吸氧的老人，一秒张嘴，一秒呼气，来不及完全闭上又张开了嘴。他们就像被抛上岸的鱼，几近窒息又拼命张着鳃。

他们是一群慢阻肺患者。

我国有1亿慢阻肺患者。

病房里，他们呼吸的怪声此起彼伏，患上这种病，就是支气管狭窄，用力呼，气管就会发出高亢的哀鸣——呼气性哮鸣音，像风擦过窗户缝隙那样尖锐的哀鸣。

说这声音是哀鸣也不为过，毕竟这种病的致死率极高。

他们常住一个病房，善待彼此的方式就是轻易不说长句，最多不超过五个字。只有担心病友是不是死了时，老人们才舍得憋着气问：“他这次怎么样了还不出ICU？”

说话是要吐气的，有那精力，不如牢牢把握住氧气管，吸一口，再吸一口。

老余是最与众不同的一条鱼。

被急诊科推过来那天，他双手张开撑在床栏上，缩着嘴唇呼呼地喘气。他那患上慢阻肺的支气管，由于长期刺激而引发炎症，炎症又留下疤痕，一层覆盖一层，气管狭窄就很难吸进气。

就算吸进去了，更难的还在后边：呼气。

支气管狭窄，吸进去的气体就出不来，都堵在肺泡里，成了一个膨胀到要炸的“篮球”——肺气肿。老余必须比吸气更用力地呼气，才能顶开这个“篮球”紧闭的阀门。

此刻在我眼前的他，嘴唇成了紫色。

氧气管，他需要我帮他插管。只有把连接着呼吸机的管子插进他的气管，才能让他肺里的篮球泄气，源源不断输送新氧。

护士已经在旁边追问我了：“常医生，插管吗？”

我还没张口，老余突然抬起头。这是很罕见的，一般病情严重到要进ICU的病人，意识都不清醒。但现在我看着他，眼睛是那么亮，水汪汪的，急促的呼气声一下又一下。

他居然是要张口说话。气流一缕缕擦过他狭窄气管，像是风箱被拉动，每个音符都高亢尖锐——

“不！不！不！不插管！”

老余如自己所愿没有插管。我看他意识清晰，呼吸循环稳定，还可以先试试戴无创呼吸机。气流通过手掌大的面罩吹进他的肺里，继续在ICU治疗了两天，老余就转去呼吸科巩固治疗了。转科前，他还跟医生护士眉开眼笑地说再见。

后来的两年里，老余果然又跟我们“再见”了好几次。

最近的一次见面，他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抬起头，缓口气，用力挤出一个笑容，短促地对我说一句：“常医生又见面了”。

一趟趟ICU跑下来后，儿子在家里也给他配了制氧机和无创呼吸机。南方的春季阴雨连绵，怕老余受凉病情加重，儿子给他戴上了无创呼吸机，夜里放心不下，起来去看。

老余戴着呼吸机，昏迷在床上，怎么喊怎么掐都没反应，一家人慌了，忙呼救护车接到急诊科。抽血检查，呼不出去的二氧化碳蓄积在血液里，已经严重超标。

这种情况，只能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

我赶到急诊科时，管子已经插好了。因为插管，老余被上了镇静药。他躺在病床上，嘴巴插着气管导管，固定导管的胶布缠在他脸上，老余的脸因此有些变形。

抢救室门口气氛沉闷，聚满了人，见我出来，都围了过来。我看了一圈家属：“这次很老火，效果不一定好”。老余的女儿已经红了眼眶。

“还去ICU吗？”女儿看了看她哥，点头：“去，要去的！”

慢阻肺患者就像水池里的鱼，池水一点点干涸，起初鱼还能勉强游动、呼吸，等到池水见底，鱼就只能张大嘴巴，耗尽力气做无用的喘息，直到昏迷、死去。

老余的池水见底了，家人们不会眼睁睁看他渴死。我把老余接回了ICU病房，恢复意识之后，他就会发现自己嘴巴里插了一根吐不出来的管子，另一端连着呼吸机。

老余没得选，这是让他活下去的唯一方式。呼吸机是维持生命的机器，也是将他困在病床上的枷锁。

呼吸机一分钟送气十三次，就像池子上方有根滴水的管子，一分钟十三滴，落在老“鱼”身上。

慢慢地，他会逐渐配合身体内的这条管子，保持一分钟均匀呼吸十三下的频率，是老余为了活下去做出的妥协。

老余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从前行走乡野，都是用纸卷烟抽，得慢阻肺和抽烟关系也很大。

老余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呼吸机拴在病床上。几年前刚发病，他还能自由走动，只是因为痰多气喘走不了多快。

在呼吸科住院，烟瘾犯了，他偷偷摸摸要孙子把家里的烟带进来，跑去楼梯间抽，结果被护士逮到。护士长质问家属，儿子也很委屈，说家里的烟都藏起来了。没办法，老余只能自己招了。

这事全院都知道了，医院领导为此要求各科室严抓医疗安全，严防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后来老余再没抓过烟，但他的肺已经不能再接受刺激，向他展开了猛烈的反攻。

为了对抗慢慢被堵住的呼吸，鼻氧管、无创呼吸机他都用过了，还是走到了插管这一步。

如果用了镇静和镇痛药，老余呼吸看着很平稳，插了管他可以恢复六成的呼吸。

但人体的气管敏感无比，正常人一滴水一粒饭掉进去就能引起剧烈的呛咳，何况将一根手指粗的塑料管子时时刻刻插在里面。药效过了，老余就开始扯管子。

他剧烈地摆头摇头，想把管子甩出去。发现甩不出去以后，他又开始吞咽，往前抬或者往回缩，想把管子吐出来，但一切都是徒劳。

意外拔管对病人很危险，对于护理来说是绝对的不良事件。这样下去，科室的意外拔管率都快不达标了，自己也会受处分，护士只能把老余的约束带绑得更紧。

护士紧张意外拔管率，但老余的痛苦也实实在在。

ICU病房24小时随时可能展开急救，监护仪不间断地发出声音，时间久了，老余昼夜颠倒，睡眠质量很差。

他全身都是管子，给他翻身也不容易，护士一不留神就会吵醒或是弄疼他，老余没法发泄自己的不满。

有一次，护士以为老余已经对插管的痛苦形成耐受，就适当放松了约束带。

老余瞅准时机，头往前一斜，把管扯出来了。

ICU有个准则，病人能坐的时候别让他躺着，能站的时候别让他坐着，能走的时候别让他停着，帮助病人一步步向正常人靠拢。其实我们也想帮他拔管，尽力帮老余接近、回归他的正常。

老余大概也意识到，如果再不行动，自己就会彻底被呼吸机拴在病床上。他的力气全用在呼吸上，越到后期体能越差，对呼吸机也就越依赖，而越依赖呼吸机也就意味着越脱不下呼吸机。

帮老余找回力气，必须保证营养。我们计算每天需要的热卡，换算成液体状的医用营养剂，由护士用注射器打进胃管里。

女儿和儿子也很配合，我们有时会要求家属榨些果汁，大蒜汁，熬点肉汤，送进ICU。女儿上午没课，总是早早就去市场买鸽子，买蛇鱼，回家炖汤，用纱布过滤后装在保温杯里带到医院。

营养跟上了，老余的肌肉没有萎缩得很厉害，我们叫来了康复师给老余制定训练方案。

因为躺了太久，他四肢软绵绵，连病床都下不了。我们在老余的床上放了一个自动脚踏车带着他的腿脚转动。

他连一个水瓶都举不起来，抬了四五下就气喘吁吁。我担心他负荷不了，赶紧叫停。老余不甘心，自己要求加练加时，直到能成功举起来。脸憋得涨红，老余却无声地笑了，看向我的眼睛里有了神气。

老余紧紧攥住我们递给他的希望，动作再快点，他就能离拔管再近点。

他逐渐有了力气，活动范围扩大到病床之外，能扶着栏杆站起来，甚至走上几步。他还不满足，扒拉着助行器给自己加一套高难度动作，扭扭腰，转转手臂，边扭边和我们显摆。

虽然还是离不开氧气，但老余已经慢慢脱下呼吸机了。

有一次，病房外阳光美好，风也很温和。老余自从进医院，已经一个多月没出病房了。

我跟他儿子商量：“你看外面太阳这么好，我们把老爷子推到楼下看看吧。”老余很高兴。

于是我推着轮椅，老余儿子拖着氧气瓶，我们出病房、下电梯，来到停车场边的树下。

阳光笼罩，老余久未在阳光下，有点睁不开眼。过了一会，老余眼角湿了一道痕，很快消失在他脸上的沟壑里。我和儿子相视一眼，谁都没做声。

老余在小学教书的时候，有篇课文叫《桂林山水》，他们那里哪有什么桂林山水，还是小余的老余带了一个班的学生去水库，坐在水库堤坝上，对着水面背诵《桂林山水》。

那时候他们谁也没去过桂林，老余也没去过。只不过，他们老家的那条河跟桂林的漓江读音相同，这是老余理解的沉浸式课堂。几十年后，来看他的学生还记得这堂语文课。

老余女儿见怪不怪：“我爸就是胆子大，喜欢做这种事。现在的孩子，哪个老师敢带着一班人跑到水库边上去。”

她说那时老余肯定也担心死这个，他只是没表现出来。看不到真正的桂林山水，但还是想给学生的心里留下点美好的种子，老余就是这样的人。

当时的老余躺在病床上没法插话，也没什么表情，仿佛他们说的那个人和他没什么关联。

在深山中给学生创造一片“桂林山水”的老余，怎么可能甘心被拴在封闭的病房里等死？自从见识到病房外的阳光之后，老余每次一看外面天气好，就会指指床边的轮椅，示意我们带他出去转转。

随着老余脱呼吸机的时间越来越久，我们拔出了他颈部的气切导管，用胶布封上，几天后切口愈合。老余又转呼吸科去了，我上呼吸科看过他几次，他简单跟我打个招呼，扭脸继续认真地吸氧，窗外的太阳快要下山，我不忍心再和他多说什么话。

老余，你再多看两眼吧。

老余喜欢上了坐着轮椅去兜风，晒太阳，但无论在呼吸科还是ICU，照进病房的阳光都落下一片死亡的阴影。

转呼吸科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晚上，老余再次昏迷，家人还是决定送ICU抢救。插管、呼吸机、吸痰、抗生素、平喘，查CT，又是这套流程。费尽心力撑了几周，老余缓慢恢复，我们试着在他状态最好的时候拔掉气管导管，期待他能拔管成功。

但仅仅坚持了两天，老余就再也没有力气自己呼吸了。无创呼吸机无济于事，我们只得又给他插上管子。

老余彻底出不去ICU，为了让他舒服一点，我给他进行了第二次气管切开，老余比上次更瘦了，手术时，我手指轻轻放上去就能触到气管上的沟壑。

手术后的老余躺在病床上，丙泊酚让他依旧处于麻醉状态。嘴巴里的管子拔掉了，他的脸看起来正常了一些。

但老余不会再笑了。家人为了给他解闷，放了个收音机在床旁。起初老余还听听戏曲，听听新闻，但过了几天，就很少见他要护士打开收音机。

他身边每天都会有新病人被推进来，老病人被推出去。被推出去的大部分是病情好转、转回普通病房，当然，也有治不了的。老余住ICU这么久，似乎早已习惯了这些。

这回老余的病友老陈也插了管，住在另一间病房。这几个病友都是冬春季节加重，所以互相常能在医院碰到，不是在呼吸科，就是在ICU。子女来ICU排队探视的时候互相寒暄，免不了总会聊上几句，在ICU里，他们靠听家属和医护的声音感知彼此微弱的存在。

老陈病情太重，多个器官衰竭。家属签字，最后时刻不按压、不电击，顺其自然。

走的时候，家人三个一组被领进来见最后一面。每进来一组，都会响起一阵哭声，紧接着是护士的安慰声。所有家属都进来见过了，老陈就被搬上担架车，由后门推了出去。

这一阵又一阵的声响被隔壁的老余听得真真切切。ICU抢救的时候会拉起帘子，护士平时交谈的时候也会刻意避开每个病人的病情，但是他还是分辨出，鱼群里有鱼开始死去了。

等声响停歇，科室重回安静，管床护士回到老余床边，老余伸手拍击床栏，护士明白老余意思，想写字了。

老余费了很长时间调整好写字板的角度，颤颤巍巍写下：“陈？”字歪歪扭扭，写到问号时已经变形，问号的一点写在了板子最下边。

护士点点头。老余推开写字板，扭头闭眼睡了。

不一会，老余又拍拍床栏，声音沉闷而紧绷。这次写的是：“今天农历？”

老余那晚再也没睡，有些莫名其妙的焦躁。值班医生给他用了镇静剂，才慢慢平息。但是，老余的心里似乎有什么在翻腾。

第二天上午，探视时间。我正在病房里挨个跟家属介绍病情，老余的主管护士快步走到我身边，一脸惊奇地说：“常医生，快去看看，看看老余刚刚写了什么。”

我走过去，家属和护士正端着写字板，老余坐在床上，满脸期待地看着她们。

写字板上写着三行字，字体结构松散，笔画有明显的细波浪状抖动。老余宁心静气、一笔一划写下的三行字是：去广东  海边  妈。

虽然没看懂，但我隐隐觉得老余做了个重大的决定。

但有时候，在ICU里的治疗是为了让家属满意，而不是让患者满意。

自从进了ICU，老余做过什么决定呢？他决定不插管，后来还是插上了，他决定给自己拔管，我们及时赶到给他再插管，他决定好好康复，但是快速恶化的疾病一次次把他拖回了ICU。

过了今天没明天的老余，还能做什么决定呢？我把疑惑的目光投向老余女儿。

女儿看了眼老余，指着写字板说：“爸，你是想去海边吗？你想妈妈是吧？”

老余眼里闪烁着光彩，咧嘴露出笑意，嘴巴张开想讲话，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只能点头。

这个老余！只见过有患者遭受不住痛苦，要求放弃治疗、出院回家的。他居然还说要去海边？我感到匪夷所思。

以前我们推着他到走廊上晒太阳看风景，全程50米不到，现在躺在病床上，再也离不开呼吸机的老余，形销骨立的老余，想去的竟然是离家1000多公里外的海边。

我最大的顾虑是，老余左肺一直有两个肺大疱。肺大疱不仅没有任何生理功能，反而像个不定时炸弹，随时会破裂导致气胸。进展迅速的气胸，一向是慢阻肺患者常见的死亡原因。

对于老余来说，笑一声都跟过山车似的颠簸，可能导致肺里的大泡破裂，何况是离开ICU的病床，奔波一千多公里跨省去看海？一旦上路，他这条命随时可能被引爆。

我观察着老余，他呼吸平稳，神态安详。又看了监护仪，他的心率跳到了一百零几。不像是二氧化碳过多导致的思维错乱，更像因为期待而引起的心跳加快。换句话说，老余没疯。我们不得不认为他是认真的，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件事。

女儿通知了其他家人，中午，儿子、儿媳、女婿都来了。他们一起进了病房，围在老余床边。我站在病房门口，把时间和空间留给这一家人。

我带他们来到谈话室，在这个小空间，我们数次沟通过老余的病情。

我才知道在他的胸中不仅有肺大泡，还有一片海滩。

后来我才知道，带学生去水库背诵《桂林山水》，并不是这个老头浪漫往事的全部——

他还有一个深爱的妻子。

女儿说，“我爸对我妈确实很好的。”家里放了几十年的老缝纫机，是老余妻子做姑娘那会心爱的宝贝，从广东回来时妻子舍不得卖，老余就把缝纫机拆了，打包，好几十斤重的东西，两千多里路，硬是坐火车背回来了。

而关于妻子最多的回忆，就是在那片海滩。

当年妻子没考上学，去了广东厂里打工，工厂附近有一处海滩，她和老余经常路过那里，这的一切都见证过这对年轻男女间的亲密爱情。后来即使离开了广东，老余也带着妻子、儿女去海滩玩过很多次。那里印着一家人成长和衰老的足迹。

最后一次去海滩，是老余妻子离世前。

妻子当年得了癌症，生前在广东治疗，出院后一家人顺路又去了海边。老余陪着她坐在边上阴凉处，小孩子们在沙滩上玩。后来，妻子就去世了，留下老余一个人。

也许是在停车场突然笼罩的阳光，让老余的眼前又浮现了那片海。

他想起了妻子生前留给自己的回忆，农历六月十二是他妻子生日，护士告诉他，老陈去世的那天是六月初六。

他很清楚自己目前的状态，已经没时间再拖。如果自己也随时可能离开，他又能抓住什么，能给一直担心、挂念他的家人留下什么呢？

他必须去看海。

我虽然救了老余的命，但是老余始终被困在“鱼缸”里，周身都是辅助呼吸的仪器。

我想帮帮他。

我把这事从老余写字、家属同意开始，一直到老余目前状况、途中所需物品，前前后后跟科主任说了。主任不说同意，也没拒绝，说派车派人这事，得先跟医务科请示。

第二天，主任给我答复：医务科考虑途中风险极大，并且医院的车辆及人员紧张，无法提供这类医疗服务。

得到这个结果，那天上午我甚至有点不好意思走进老余的病房，我怕他问起，怕去回应一个身处疾病终末期的老人眼里最后的期待。

但不进去不行，不面对不行，我只能谎称正在安排，尽快安排，“余老你放心。”

当医生久了，撒谎都变得这么简单。

老余的家属不是没和老余强调过“风险极大”，他的身体状态根本不适合长途运送，但他没什么反应，只有死亡才能真正拦下老余去看海的决心。

我要再争取一次，下午我再次来到主任办公室。

主任说其实这事很简单，医院是为了安全，为了不出差错，但患者和家属既然提出这个需求，也不好直接拒绝。

“即便委婉地拒绝，也没什么，是吧？”主任的话，让我再次感觉不好意思面对老余，老余一直很信任我。

主任看我沉默，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上面印着一辆崭新、气派的救护车。

“联系下这个”，主任端起茶杯，见我迟疑，补了句，“不是黑车，人家也是正规医院”。

我拨通名片上的号码，原来是市里一家职工医院的救护车，他们在转型，长途接送病人正是他们有意开展的业务。我跟他们约好，明天上午一起来医院谈谈。

这次谈话来了很多人，老余亲属来了五六个，还有职工医院负责这块业务的联络人。谈话由主任亲自主持，那边业务联络人也很有眼色，谈话进展得非常顺利。

所有人都认为可以签协议的时候，老余女儿却过不去这一关。

女儿一直以为会是我们医院出车出人送过去，突然找了一家即将垮台的职工医院来掺和这个事，让她心里非常冒火，但这关乎爸爸的心愿，她也不好发作。

在签协议的环节她终于有了实感，好像走到了她一直不敢面对的那步。如果不能百分之百保障安全的话，她可能就没有爸爸了。

放老余出ICU对她来说，比每次进ICU还要艰难。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转运，不是转院，回家，是一场死亡之旅。

协议里明明白白写着：“患者、家属对此充分理解，风险后果自负”。

之前老余在呼吸科住着，病情变化转去ICU，她还会找呼吸科的医生问：“是不是被别的病人传染的？”这次如果出了事，她不知道要去找谁问了。

最后转运负责人带女儿亲自去参观了他们的救护车。看我们前前后后也讨论了很多次，老余也在写字板上写字催促。女儿勉强同意，老余家人和职工医院签了转运协议。

儿子女婿各开一辆车，家人们要一路护送老余到海滩。我没法跟着去，就老余的病情，还有途中注意的事项，我都跟职工医院做了交接。他们很重视这次转运，不仅负责人亲自上阵开车，还派了急诊科的主任跟车。

我查看了他们新配的福特救护车，全副武装，大氧气瓶就有三个，吸引器吸力强劲，不同型号的气切导管，清创包和胸腔引流瓶，车上都有，这些都是老余的“移动电源”。

临近出发的日子，老余越兴奋，甚至连抽血检查指标都好了不少。主任让我把老余的出院手续办了，先保留着老余的床位不要动。

农历六月十一，下午五点，我们用病床推着老余下楼，抬进救护车，我再次跟他们交代了途中最需要观察和警惕的一些细节。

主任指示，走之前，让家属在出院告知书上签字并写下“自动要求出院、后果自负”。

我想对老余说些什么，脑子里搜寻了一圈适合现在这种场合的话，最后说出口的还是那句每次都讲的“加油 ，余老师”。

老余终于要等来他的那一眼。

京港澳高速上，左右都是碧绿稻田。

三辆车保持着100迈左右的车速，一路南下。天色逐渐变黑，有私家车、货车不断超过他们。那些过路的人不会注意到，他们经过的这辆救护车，不是转院，不是回家，是载着一位终末期的老人去和这个世界告别。

一路都有减速带，车上终归比不上病房，车身的一点晃动常引起老余咳嗽，一咳嗽就有痰，一有痰就得吸。夜幕完全垂下来后，医生给老余用了点镇静剂，车子也变得像艘船，他很快就睡着了。一觉醒来，也许就是海边了。

老余儿子开一辆车，女婿开一辆车，同去的家人坐在这两辆车里，跟在救护车后面。他们在夜色中一路向南，我在病房忙了一宿。

收病人，抢救，会诊，办出院，只有得空了才能想想他们此刻大概到了哪里。

天快破晓了，下夜班回家的路上，我给张主任和老余儿子发了条信息，问路上情况。

张主任回复，一切顺利。老余儿子回复，还好。

他们已经到了广东地界。窗外是华南景色，路边植物跟内地明显不同，厂房越来越密，路上车子越来越多。远远地，已经能看到海了。阴云低沉，海是灰蓝的一线。

这时换成老余儿子开车在前引路，救护车跟着。

靠近海滩，稀稀落落几棵树，公路到此为止。天气不好，没有蓝天白云，海面远处是蓝灰色，靠近沙滩是土黄色。

老余儿子有点急：“这天可能会下雨，检查下，尽快下车吧。”

护士提呼吸机，医生拖氧气瓶，抱监护仪，司机抬担架，家属走两旁，老余斜躺在担架上，脚印深深浅浅。

走了不远，老余又剧烈咳嗽起来，呼吸机“滴滴”报警。

大家停下，等咳嗽停歇、报警声停止，才接着前进。

滴滴，停下脚步，滴滴，再停下。每次报警都让人心里发沉，但没人敢走快，老余呼吸平缓，一点点靠近自己的回忆之地。

快到海滩时，老余突然呼吸急促，眉头紧皱，脸上满是痛苦的表情，一路都十分平稳的监护仪也开始闪着黄灯，发出刺耳的报警声。监护仪上，指脉氧饱和度已经从之前的92%下降到85%。

张主任心里“咚咚咚”猛跳，脸上却十分镇定。老余儿子慌了，没了平常的淡定。老余女儿更是几乎要哭出来了。

连夜奔驰到这里，和妻子的回忆近在眼前，但就要迈不过去了，老余这颗疲惫、衰老的心，一可能就要停跳在这沙滩边。所有人都觉得，这次海边之行简直荒唐至极。

我提醒过张主任很多次，他自己也提前看了CT片子，知道肺大疱那里可能会搞出事，所以相应的器械、耗材都特意备齐了。

把老余抬上车，听两边呼吸音，左侧明显弱了很多。再试着用注射器穿刺进左侧胸腔，轻轻回抽，都是气，真的是左侧气胸。

虽然车内空间狭小，操作不便，医生还是很快就把引流管放入了老余左侧胸腔。引流瓶内，一大串亮亮的气泡“咕噜噜”从管子里冒出来。

身上又多插了一根管子，老余精神却恢复得很快，他不断示意：赶紧下车。

云层散开了一些，海面比之前透亮。大家一起走到海滩放下担架，把老余扶起来身子坐直，面向大海。老余儿子双手撑在他背上，免得他坐不住滑下来。

大家都不敢出声，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呼吸机呼呼的送气声，合着浪花舒卷的声音。引流管里持续冒出气泡，像是鱼探头到水面吐出的气泡。

我总是不断去设想那天在海边的老余。你是否看够了，你和妻子最后一起看的那片海？你离开之后，你的家人是不是也会像你一样，无数次回忆起这场冒险？那个时候，他们会不会有一点理解你此刻的心境，你为什么而活，为什么不怕死，又为什么带着他们重新来到海边？

我始终不知道答案。

老余从海边回来是在半夜，他住进了原来那个病房、那张病床，收音机还放在床位右侧。

我一见到他就发现了那个引流管，这是气胸时才会用到的胸腔闭式引流瓶，我再熟悉不过了。我明白他一路并不是那么顺利。但他明显轻松了很多，黑瘦的脸舒展开了。

在ICU住院的这几个月，到后来，他变得很焦虑，甚至有些不被注意的抑郁。

我们试图去逗他，但他像是木了，没法做出任何反应。从海边回来，老余就像越狱办了一件大事儿，精神和体力仿佛也恢复了一些。这种良好的状态保持了将近半个月。他又开始听收音机了，不再焦躁地要求护士切换频道，一个节目他有时候能听好久。

之后老余又发生了新的感染，高热，休克，尿量一天少过一天。他在写字板上写下“回家”两个字。“家”字，老余没能写完，只写了上半部分。但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

出院那天，我打印好出院告知书找家属签字。老余儿子准备在签字栏写下名字时，我瞟见家属意见那栏，还是平常的模板，没有改动，上面打印着八个字，“放弃治疗，要求出院”。

“我重新打张单子，这张不好。”删去那八个字，我重新打了一张。

我跟老余儿子说，你就这么写吧：不继续治疗，办理出院。

儿女能做的都做了，没去看海之前，他们也不知道接下来往何处走，要做什么打算，要在医院治成什么样子，他们凭着本能继续治，却忽略了老余的本能不是那样活。

回来之后，这一刻来得顺其自然。老余儿子想了想，写下：“遵照患者本人意见，不继续治疗，办理出院。”家属签名那栏，他签下名字，余海生。女儿的名字写在哥哥后面——余海燕。

这次终于可以由我们医院派救护车送老余回家，我也可以跟车了。

老余家在群山深处，救护车先上高速，再走省道。省道上有座桥正在维修，救护车过不去，只能开上过河的渡船。过了河，进入山里乡道，转过几座山，最后顺着山坡上一个岔路开下去，就是老余的家了。跟这边山里大多数房子一样，是座木房子。

房子很久没人居住，墙壁被熏得漆黑。

我们把老余抬到床上，停呼吸机，拔掉气切导管，用胶布封好口子。接着拔掉胃管，拔掉尿管，拔去静脉留置针，老余重新变得清清爽爽。

做完这一切，我招呼家属进来。大人小孩，十来个，一齐跪在床边。拔掉管子以后，老余气息还在，只是说不出话。他精神已经很不好了，昏昏沉沉，因为用过药物，他的记忆是缺失、零散、混乱的，到了这个时刻，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自己去看过海，又选择了回家。

我连忙退出屋子，天已黑了，司机催着快点回去。救护车再一次开上渡船，河面黑乎乎的，泛着点点亮光。

船行到河中央，山那边突然爆开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从老余家那个方向传来，连绵不断。

深山之中，我扭头看着平静的河面。后来，我脑海中总是记起老余，那个进ICU和我打招呼的老余，举起水瓶跟我炫耀的老余，晒着太阳惬意的老余，写下自己要去看海的老余。此时此刻，鞭炮声中，他仿佛再一次微笑着和我告别：“告诉他们，我游回海里去了。”

常医生写完这个故事，跟我提到了一个词：四道人生。

那是对于临近死亡的患者需要做的事情。他们总有些放不下的事，或者一些未了的情愫，需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去解决，就是道谢，道歉，道爱，道别。

翻译成一句话也就是：谢谢，对不起，我爱你，再见。

如同常医生对我说的：“你没有想走回去看看的时候吗？看看那些过去走过的路，想想那些过去曾经相拥的人？”

老余这次选择去海边，就是在用生命回答这些问题。而他的一次海滩之行，也给子女创造了新的美好记忆，即使他的生命已经到达了终点，也能够成为子女一生的支点。

这可能是一种最好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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