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为帮黑人和中国女人谈恋爱，北京大妈进了看守所 | 侠女事务所19

  

父母、兄弟姐妹、子女、丈夫。

女律师刘任侠说，这是在女性犯罪嫌疑人心里的求助排序。在最关键的判决时刻，她们的探望机会有限，一定会优先找最能帮助自己的人。

最后一位才轮到丈夫。

因为在实际情况里，男人进去了，女人等候的很多。而妻子进监狱，丈夫愿意一直关照的则很少，甚至有些人来探望都懒得来。

更令刘任侠不解的是，很多女当事人遇上事，第一反应就是为家庭、亲人牺牲自己。而另一边的家庭也不施予法律、赔款等援救措施，就让女人牢底坐穿。

从业9年，她只遇到了一次例外。

当律师久了，你可能就不会想结婚了。

太多女当事人为家庭付出一切，最后被抛弃的样子，让我想起来就打寒颤。她们的案子，我办到20起开始怀疑爱情，30起时怀疑婚姻，逐渐累积到第50起那天，我对自己说：你以后要努力赚钱，争取当个萧亚轩。

我总劝身边的朋友：勇敢付出之前，多想一点，哪怕是嫁进对方的家门了，也要多想一点。

但这道理不是谁都能听进去的，比如现在我眼前的这个女人。

从进看守所开始，王彩霞就认定我不是来救她的律师，反而是要从她家人那骗钱的骗子。

她侧身在会见室里斜视着我，小嘴叭叭的，来回来去的车轱辘话就一个意思：不让家里给请律师——就是，不需要我。

期间，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墙角，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单纯在表达：无视你。

最后见我毫无反应，又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你不许收我家里人的钱！”

正好，我对这案子没半点兴趣，也不想跟这个女人解释，心想就这么着吧，只是看着她。

女人的头发剪得参差不齐，像狗啃一样，一看就是在监室被人下了黑手。两个浓重的黑眼圈显示它们的主人肯定没睡好，搞不好已经沦为睡在地下的那一类了。

在监室里，像她这种性格乖戾是最挨欺负的。

虽然这只是我和王彩霞的第一次见面，但我已经单方面决定，这就是我俩的最后一面了。

这案子冲她，冲她老公，我都没一丁点儿兴趣。

更早时候，我已经在王彩霞老公那儿体验过一回这种莫名其妙被当成骗子的感觉了。

她老公付律师费时，会像在菜市场买菜一样不停砍价；会见完了又不停絮叨，“我们家亲戚就是北京的律师，他说这事儿其实不用请律师。”

男人自顾自说，家在北京，但是是在北京郊区，农村人，没有闲钱请律师，家里的亲戚就是当律师的，他去求助了几次都告诉他等着就行，过几天人就出来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你把律师费先足额支付了，等真要办这案子了，看看你家亲戚会不会换种说法。”

会见室的高温几乎耗尽了我所有耐心，我抬头打量了男人一眼——花衬衫、大短裤，操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手里夹着一根中南海，烟熏得他眯缝住一只眼，眼角是深深的鱼尾纹，怎么看都不像是三十刚出头。

他眉头皱成一团，嘴角却在努力上扬。

“你确信即可，不用说服我。”

男人见状，又立马冲我作揖，“刘姐我真是谢谢您了，您尽力吧。”

我这才去看守所见了他老婆一次。

我遇到过无数以各种理由不给当事人请律师的，再冠冕堂皇的理由也不过是在掩饰“根本不想花钱”的初衷。这点上，夫妻俩倒是挺像。一个不敢给家人花钱，一个不敢花家里人的钱。

我默默在心里做了决定，这案子我不会接。这样的当事人我确实救不了。

她牵扯上了一起70万元的诈骗案，这些诈骗资金都曾经手过她的银行卡。现在别说后续的赔偿款，就连律师费她也要为了家里节省，肯定得逮进监狱关着。

只是我放下这桩案件后，老是想起和女人会见时的那个场景。

我很好奇，问为什么一见面就认定我是骗律师费的。

但女人显然没有耐心与我沟通，直接把一句话甩我脸上，“律师费这钱够我们家烧一冬天煤，和公公吃几个月的药。穷人家到冬天得算着活。”

说完，她深深低下了头。

我很难去描述她当时的表情，像是穷困者的羞赧，又像是顾家的猛兽收起了獠牙。

又一个甘愿付出所有，最后无人搭救的傻女人。

那时的我坚信，真正能救王彩霞的，估计只有她父母了。

我的经验里，女性当事人的期望会见人有个排序，首先就是父母。他们会搭进一切去救你。

我曾接过个案子，女人卖违禁品被捕。每次都是独眼老母亲缺钱给存钱，缺衣服给存衣服。她老公问都不问一句。最后还是老母亲把自己积攒的退休金拿出来给女儿退的赃。这样的例子我都数不过来，谁能比自己爹妈亲呢？

果然没过多久，王彩霞的丈夫带着一个老太太又来找我了。

这位阿姨一登门就热情地抓住我的手，大有下一秒就要哭出来的架势。

“哎哟闺女，您可得再帮我去见见我们孩子。”

王彩霞的丈夫就站在老太太身后，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齿，满脸堆笑，生怕老太太不满意。

这妥妥是丈母娘了。看来这是嫌弃女婿不上心，老人家自己来了。

老太太一张口，就是恳求我再去会见一次，“问问彩霞到底怎么回事啊？在里面过得好不好？”

老太太说，从王彩霞进去，两个来月家里一共打了四千多块，但彩霞总共就花了二百块钱，账户里剩下的一分没动。

我不禁在心里默默感叹，要说知道疼女儿，这还得是自己妈。看在老人家的份上，我又硬着头皮去见了一次王彩霞。

她看到我的第一反应依旧不够友好，问我进来见她一次，多少钱？

“免费，因为你可怜。”

我本就是调侃她一句，没想到这句话一出，却让对面的女人泪光滢滢。

“告诉家里人不用管我，钱留着给孩子上学，给公公治病。”一提起家里，王彩霞就像被按下了开关的复读机，立马开始念叨，中心思想就一个：家里没钱，别救我。

我赶紧借机打断，提醒她既然家庭不富裕，那咱就互相配合，免得会见费打了水漂，让她抓紧跟我讲讲案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招还真管用，王彩霞终于跟我说了自己的入狱经过。

她说自己是京郊农村人，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紧巴巴。她本来经营着一家小店，因为生意不太景气，就把一小部分房间隔出来租了出去。

这个租户的身份挺不简单，一位来自索马里的黑人小哥。

有一次，这个黑人小哥请王彩霞帮个忙，说有一笔贸易资金需要用中国人的银行卡才能汇出，要借她的银行卡用一下。

王彩霞警惕性蛮高，担心黑人小哥用她的银行卡干坏事，但黑人小哥用一笔不小的好处费，顺利解决了王彩霞的怀疑。从那以后，黑人小哥就时常借王彩霞的银行卡，每次用完都给她一笔好处费，这比王彩霞开店的收入可高多了。

就这么获利几万块之后，这位黑人小哥突然消失了。

2019年夏天，公安机关找到王彩霞，以涉嫌诈骗罪将其逮捕，并羁押在我市的看守所。

从警方掌握的信息来看，黑人小哥叫卓罕，确实来自索马里。他发现了一个在异国他乡的生财之道——和中国大姐谈恋爱。

卓罕加了很多女性的微信，筛选之后留下一些大龄、单身的，然后跟这些大姐说，自己是一名雇佣兵，患有战争创伤综合征，目前已经退役，还有一大笔补偿费。

他总能跟这些大姐聊得特别投缘，说自己受伤的心灵在姐姐们那儿得到了治愈，想要与之共度后半生。大姐们在卓罕的要求下纷纷往王彩霞的银行卡里转钱，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卓罕会告诉姐姐们，想要把自己那笔战争补偿费拿到手，需要交一笔税钱。

任何不符合常识的鬼话都很容易被拆穿，唯一的例外就是，当事人爱的死去活来的时候。

卓罕靠着这一招成功骗到了70多万，他把钱借由王彩霞的银行卡转到自己索马里的账户中，再拍拍屁股走人，剩下拿了几万块好处费的王彩霞直接被捕。

她也因此得了“被骗应激综合征”，看谁都是要骗她的骗子，比如我。

“我真不知道这是犯法，要不我肯定不能帮忙。”王彩霞急着为自己辩解。

我告诉王彩霞，不用跟我辩解自己有罪还是无罪，我只是站在律师的角度告知她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你就算只分到200块钱，都算诈骗罪的共犯，别说你还拿了几万块。”

“那就更不要给我请律师了！”王彩霞说着又开始啜泣，不停嚷嚷家里人根本不懂法，都是没见过世面的农村人，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花钱，只要把家里照顾好她在里面就放心了。

“反正几年时间，很快就熬过去了。”我见的女性嫌疑人中，有很多都是这么“大无畏”，她们时刻准备为家庭牺牲掉自己。

会见的最后，王彩霞除了关心女儿学习、公公病情如何，就是一再让我嘱咐她家里人，“千万不要被骗了律师费。”

她意思就是这案子没希望了，别再有什么投入，让家人省钱起来过日子。她这情况，保守估计也要蹲三年大牢，都什么情况了，也不想想自己。

我无功而返，老太太和一道来的女婿哭成了一团。

“我这家里老的小的可都指着她呢，她要是判那么长时间，我们可怎么办呀？”

可这案子我还真不敢接，没有一个律师希望每次会见的主题，都是当事人让你代为转达：把律师费退还——光想想都够糟心的。

“王彩霞不让请律师，怕你们被骗了律师费，你女婿也说你们家有亲戚是律师。”

但老太太随后的话让我狠吃了一惊，她示意我，自己身后站着的男人是儿子，“彩霞是我儿媳妇。我这儿媳妇为了这个家，不容易，我不能不管她。”

我惊呆了。

我跑官司见惯了婆媳矛盾，而在女犯人会见期望名单里，父母之后是成年子女，最后才是丈夫。而公公婆婆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名单里，同样，我从业那么多年，也没见过公婆来看望的。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为了儿媳跑前跑后的婆婆。

让我更吃惊的事儿发生了。老太太看我犹豫，直接“扑通”一声对我跪下了。

“闺女啊，我们那亲戚就是嫌给的钱少不愿意管，您就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赶紧把老太太扶起来，眼前这个满头白发、泪眼婆娑的老人微微直起身，把手伸进棉袄的贴身口袋里，从里面缓缓掏出一个绿色塑料袋——从那个形状看，是钱，从那个厚度看，肯定不到一万。

“闺女，我现在就把律师费交了，您得帮帮我们孩子。”老太太把这一沓钱推到我面前，“闺女，您数一下，这是五千块钱。”

这一沓带着体温的百元大钞就是我的律师费，我深知，这还不够一个阶段的费用。刑事案件分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五年前的指导价格就是每个阶段不低于八千块。

老太太也面露愧色，问我，“我家里就这些钱了，够不够？”

我是真怕这五千块钱一接，王彩霞就会到处宣传我“骗”了她的律师费。

但“不够”这两个字，我始终说不出口。

老太太仍不放弃，“我们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懂，怎么会不想请律师？我那儿媳妇就是怕请了律师也要判刑，她心疼钱。没办法，穷人家做什么都要衡量钱花的值不值。”老太太说着，眼泪又溢了出来。

“那结果不如您预期的呢？”

老太太使劲攥着我的手，温热的泪水滴在我的手背上，嘴角轻微抽搐，“她为这个家都犯罪了，我不能寒了她的心呐。”

我竟一时没法把看守所里歇斯底里的王彩霞，和老太太口中这个全心全意只对家里好的儿媳联系起来。

老太太告诉我，王彩霞就是她的“小司令”。

彩霞读过大专，是家里实打实的主心骨，家里大事小情都是她说了算。

当年这个家庭是负债娶的王彩霞进门。彩霞的婚后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这个家开始还债。她发现，公公婆婆只是经营家里的几亩地，收入太少了。地不多，但是春播秋收几乎牵扯了两个老人全部精力，倒不如把地租给别人，自己出去打工。

公婆两人听了王彩霞的话，毫不犹豫的就把地租出去了。但是限于年龄、工作经验等等，他们俩只能做保洁。但这对两个年过半百的人来说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反而很乐意接受。

因为老两口发现，儿媳妇的到来，让这个家里开始井井有条。在过去，这个家里很少有人能做主规划，以至于儿子结婚都要欠下大笔债务。

“我儿媳妇好面子，啥事儿都要强，更不愿意欠着别人钱。后来我们听她的，把田给别人种，自己哪怕是干保洁都比过去借钱要更有面子。”

王彩霞安排丈夫去工地打工。张健没有学历，在家附近工作的收入不够一大家子的支出，所以就到工地上做力工，收入相当可观。而她自己就在家开了个小店，一边带孩子，一边给公公婆婆做饭。

王彩霞迅速的带着一家人还清了债务。代价是，这几年王彩霞没去商场买过一件衣服，夏天的T恤十五块，一个棉袄穿了五六年。

全家人都看到了王彩霞的付出，全家人也对她越来越信任。家人里依赖彩霞的，也最被激起干劲的就是婆婆，她觉得自己才五十多岁，保洁这个活儿她还至少能干十年，说不定还能帮小两口买套房。

回忆起这些，老太太像是在说个宝一样：“我总觉得，儿媳妇能带我去过一种新生活。”

她怎么也没料到儿媳妇会被卷入横祸。

还完债好景不长，彩霞的公公得了脑血栓。“这几年老头又得了脑血栓，常年卧床吃药，家里确实不好过，儿子也是跟着工地跑。”

老太太说王彩霞嫁过来这么多年，所有的事儿都自己扛，性格要强得不行，就有一次遭了白眼——跟亲戚借钱给公公看病的时候。

而彩霞会卷入这场横祸，也是因为当时拿的那些好处费，能够暂时治疗瘫痪在床的公公。不然她怎么都不敢犯这种错误。

老太太说，这也是要强的王彩霞的心病，自己争强好胜小半辈子，结果因为贪小便宜吃了大亏，这一次的牢狱之灾给了王彩霞很大的打击，“没法抬头做人了。”

她越说越心疼，“我身上棉袄是儿媳妇给买的，手机也是，老伴的药儿媳妇给备了好几个月的。” 老太太念叨着儿媳妇的好，说着说着又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刘姐，我跟您说实话，我是真想我老婆。”

这种话居然能从王彩霞的老公嘴里说出来，着实让我也有些吃惊。他现在只能拼命去工地挣钱，至于这些钱到底留起来生活，还是救妻子，再没一个小司令帮他做主了。

甚至，这家人最后接到小司令的“指挥”，就是放弃救援，把钱留下好好过日子。

不过看今天婆婆和老公找上门来的样子，我倒是很欣慰。那个一心想要牺牲自己，保全家里的女人，她护着的小家这次并不想让她就这么如了愿。

他们想接自己的司令回家。

人呐，一冲动就容易乱做决定，看着这一老一少，我决定试一试。

很快我就发现，我可能被我的冲动欺骗了。

我去检察院阅卷的时候，案卷材料打印出来都快有我高了，我一边打一边心疼，生怕收的那点律师费还不够我买打印纸和墨盒的。

我问检察官，怎么才能让我的当事人出来，检察官看了我一眼，“刘律师别闹，请正经一点跟我们沟通。”

也不怪人家这个态度，王彩霞这个犯罪数额，我还跟检察官提要求说要放人，确实有点像开玩笑。但家属的诉求就是这个。

检察官看我一脸正儿八经，终于开了金口，指了条明路，“那只能是拿到被害人的谅解。”

“那我是不是得给这些人都赔了？七十多万啊领导。”我还有下半句话没说——我律师费才收上来五千，而且可能现在在我的当事人那里，我都还是个“骗子”。

检察官没能等我太久，或者说他也不太相信一个总共获利三万多的人，能拿出70多万去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尤其是这嫌疑人还一个劲在笔录里强调自己家有多么穷。

检察官把案子公诉到了法院，我也把“赔钱”，这唯一的办法通知了王彩霞的丈夫和婆婆。

老太太星夜兼程从北京赶来，她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要我一句准话。

“是不是只要把这70多万还了，彩霞就能出来？”

几天没见，老太太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我看了她的身份证才发现，面前的女人其实也不过才五十出头。“闺女，我没有一天不在上火，我这眼睛现在看东西都是一片模糊。”

可我给不了这句准话。

我跟法官商量，能不能让王彩霞把她那三万块好处费退了，给判个缓刑，让她避免牢狱之灾。

作为一个做了多年刑事辩护的律师，我当然知道跟法官说嫌疑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这种事根本不会影响量刑，但我还是要说。

法官被我气笑了，“刘律师，虽然她只分到了三万多，但这个共同犯罪的数额是七十多万啊，你说她退三万块钱能不能缓刑？”

“那怎么才能缓刑，您千万别告诉我是拿到谅解，我要是不给这些人的损失弥补了，谁能给我出谅解？”

我开始“耍无赖式沟通”，法官笑而不语地看着我。其实我自己也清楚，即便拿到谅解，王彩霞也不一定能判缓刑，她的刑期肯定在三年以上，按司法实践是不符合判缓刑的条件的。

但我满脑子都是王彩霞婆婆坚定的脸。

我了解案件情况后第一时间问过她，“你从哪弄七十多万？”

我不是没有担心，跟检察官、法官沟通只是第一步，如果到时王彩霞家里拿不出这些钱，前面一切都是瞎忙活。

我隐隐的担忧老婆婆借不到七十万。曾经她为了张健的婚事去借钱，会有亲朋借给她是因为能看到还钱的希望。如今这个家里的支柱身陷看守所，剩下瘫痪在床的残疾人和学龄儿童，唯一的劳动力就是张健，他挣的钱刨除家用，还这七十多万几乎是天方夜谭。

但老婆婆告诉我，她不打算出去借钱。

“我儿媳妇那么要强，要是亲戚知道她贪钱被抓了，她以后怎么过。”

我问那怎么办。我实在想象不到这家人还能怎么来钱了。

“我自己卖房卖地也要让我们孩子出来。”王彩霞的婆婆紧紧握着拳头，浑浊的眼睛里凝满泪水。

我清楚这个家的状况，全家五口人，只有一套民房，如果卖掉，他们得带着一个瘫痪的老头子出去租房，每个月又多了一笔房租支出。他们虽在京郊，但说不好哪天就拆迁了，村里很多人买了楼房之后这里的老宅子也不会卖，就是为了等拆迁。

而眼前的这位婆婆却毫不动摇要卖房救儿媳。

老太太尚且愿意做到这个份上，我没有理由不帮她使劲。我把王彩霞的情况以及我在卷宗中了解到的一起跟法官做了汇总，我也很坦诚地跟法官说家里需要这个人，她的婆婆正准备卖房卖地把钱赔给受害人们。

而我需要一个确切的答复，来让这一切发生。

情急之下，我甚至直接跟法官亮了底，“律师费三个阶段我只收了五千块钱，有发票的！我不是多收了律师费才这么卖力气做工作的。”

很多律师收了高额律师费糊弄不明就里的家属，看似在做工作，其实是无效的工作，最终再把事情办不成的原因推到法官身上。我必须在这个关头向法官表明心迹，表明我要拿下这个案子的决心。

虽然王彩霞是这70多万诈骗案的共犯，但是因为其获利很少，可以作为一个降低量刑的参考条件。

法官想了想，问我，“你跟检察官沟通过没有？”

在刑事审判中，法官负责量刑，检察官作为公诉人有权对法官的量刑发表异议，可以通过抗诉的形式提出。见法官的态度有所松动，我赶紧顺水推舟，“要不您俩现在沟通一下？如果都同意缓刑，我马上就去落实。”

下一秒，法官真拿起电话开始跟检察官沟通了，我承认，我心跳的速度全程不亚于刚谈恋爱时男朋友邀请我去他家看电影。

放下电话，法官目光灼灼，“开庭之前不能拿到谅解的话，咱们就按照正常程序判了。”

我等到了那句准话。

出了法官办公室，我就给王彩霞的婆婆打电话，对面传来老太太满含着喜悦的哭声，“闺女，真是谢谢您，我这就去联系卖房子。”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卖房卖地救儿媳还这么开心的婆婆。

我从一米多高的卷宗里统计诈骗的受害人，眼睛看得都快瞎了，一共四个，我们当地一个大姐被骗了十几万，就是这个大姐报的案。上海一个大姐被骗了三十多万，还有一个北京大姐被骗了十几万，最后一个是广西的，被骗了两万。

我先给我们当地的大姐打了电话，我自报家门之后说要把她被骗的钱还给她，但需要她配合我们到检察院做个笔录，对面直接回我，“我是不是还要先给你打一笔钱你才能把我被骗的钱还给我？”

我直接被气笑了，这算是吃一堑长一智了，但凡早有这个精神头儿，哪至于被骗十几万。

我把我的律师证给大姐发了过去，过一会儿大姐就把电话给我打回来了，“我什么时候，在哪领钱？”

我让大姐随时保持电话畅通，我准备把这几个受害人一起聚到检察院，这样既方便王彩霞的婆婆过来送钱，又方便检察官做笔录。

上海的大姐电话怎么都不接，我只能给她发信息：我是王彩霞的辩护律师，您被卓罕骗的钱我们足额偿还，收到请联系。

第二天，上海的大姐把电话打过来，娇滴滴地问到，“被骗的钱还能换回来？哎哟我还真的是不敢相信。你怕不是骗子吧？”

好家伙，一个两个被骗的后遗症都挺严重。

“你要是当初也有这个警惕性，就不会被卓罕骗了。”我忍不住怼她。这案子我做的是真不容易，骗人的和被骗的都觉得我才是骗子。

电话那端陷入了沉默，看在王彩霞婆婆的份上，我决定不揶揄她了。我把王彩霞婆婆要替儿媳赔钱的原因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给她讲了一遍，结果对面居然说：“你把钱给我打过来吧，我告诉你我的卡号。”

我对这位“小公主”真是一点办法没有。我耐着性子告诉她，必须得本人过来我们才能给钱，因为需要她配合到检察院做一份笔录。

小公主立马表示，“不可能的啦，我要出国的，去不了啦。”

“从上海过来一天足够了 ，你上午过来，完事儿就能飞回去，不影响你出国，出银河系都不影响。”我自认考虑得非常周到，但这位小公主说要思考一下到底要不要过来拿钱。

我这下也算见识了有钱人，打个飞的千儿八百块就能挽回三十几万的损失，竟然还要考虑一下？

另一位北京的大姐在跟法官验证我的身份之后很痛快地表示，随时可以听从安排过来领钱。

但广西那个号码成了空号。

为此，我不得不再次跟法官确定怎么办，如果因为这两万块钱找不到人赔就不判缓刑，那对王彩霞确实太不公平了，“要不我们退赃，把这两万块退到公安机关，让公安机关去找这个受害人。”

法官想了想，也觉得这两万块钱不能否定犯罪嫌疑人积极赔偿的态度，同意实在找不到受害人的情况下可以先不进行赔偿。

最后，问题的关键落在了那位“还在考虑中”的小公主。王彩霞婆婆已经联系好了房子的买主，只等小公主点头了。

这边是为了儿媳妇不惜把房子贱卖的王彩霞婆婆，一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每个电话还都要哭一通，另一边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考虑好的小公主。

开庭的前两天我跟小公主商量来拿钱的日期，小公主还是在犹豫。

“这样，我给你买机票，你来吧。”法官给我说审限要到了，不能继续等我了，我绝不能允许这个作精成为王彩霞婆婆梦碎的导火索。

我给小公主发了一条短信：

王彩霞的婆婆为了救儿媳妇把家里五口人唯一的一套住房卖了，这套民房王彩霞带着一家人辛辛苦苦干了五年才重新装修了一遍。如果不是感动于这两个人，我完全没有必要这么低三下四地求你。如果因为你的一时兴起，导致王彩霞不能判缓刑，或许损失三十多万对您来说无所谓，但是这个家可能就家破人亡了。

“那行吧，哎呦，好麻烦的。”终于，这位小公主在我的殷切期盼下坐上了飞机。

王彩霞的丈夫带着老母亲和女儿提前一天就赶了过来，老太太甫一见面就握住我的手，“闺女啊，辛苦你了。”一旁的大男人也跟着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

“怎么把孩子也带来了？”一个长相酷似王彩霞的小女孩怯生生地站在老太太后面，眼神里的倔强跟王彩霞一样一样的。

“我们老头子瘫在炕上，孩子没人带，只能给带到这来。”老太太一把搂住小孙女，眼泪止不住地流。

早上八点半，我带着王彩霞一家人等在检察院门口，掐着飞机起飞的点儿给小公主打了个电话，听到关机的提示音后我的心才算放到了肚子里。

我让另外两个大姐先找个暖和的地方等我，不见到小公主之前我是不能轻易把钱给出去的，万一小公主又闹什么幺蛾子，王彩霞给出去的钱就打水漂了。

小公主落地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你们这里都叫不到出租车哦。”

天地良心，我们当地的机场只要跟着人流出来，一眼就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出租车等在载客区。我估计小公主是走错了地方，最后，我亲自去机场，接到了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小公主。

“我回去的时候怎么办呢？”小公主在寒风中一脸天真无邪地问我，“我都担心你们这里打不到车啊，小城市这都不好说的，我明天就飞出国了，可不能耽误。”

小公主在检察院门口突然又开始作妖，另外两个等着拿钱的大姐实在看不下去了，本地的那个大姐身材魁梧，看那架势，恨不得把小公主拎进门去，“来了不就为了拿钱吗？你难为律师干啥？这满大街的空车怎么能打不到车？”

为了哄这位小公主，我把出租车司机留在门口让他等着，不超过1小时二百，超过1小时四百，小公主这才摇曳生姿地跟我进了检察院。

我把小公主排在第一个领钱，好在另外两个大姐都表示理解。

“什么时候给我钱，不给我钱我是不会同意签字的呢。”小公主围着披肩坐在检察官面前，我真想一巴掌把她从五楼扇出去，“你签名的时候我输密码。”

我真有一种做毒品交易的感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恨不得交完货的那一刻就端起一把冒蓝光的加特林对她一顿突突。

小公主做完笔录后反而又不着急了，慢慢悠悠地查钱是否到账，“搞不懂这个王彩霞为什么要帮着外国人骗我们钱，真的是讨厌……”

“大姐你走吧，出租车司机还在外边等着呢。你再不走就要自己付钱了，还可能误了飞机。”我直接下了逐客令，主要是怕我控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

其他两位大姐就很配合了，迅速地签字、拿钱。

走出检察院大门的那一刻，本地那位大姐还在感叹，做梦都没想到这笔钱能拿回来，她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从一辆小破车上下来握住我的手，“要感谢你把钱给我们找回来了，这是我外孙子结婚的钱呐。”

王彩霞的婆婆带着儿子在旁边又哭成了一团，那每张被领走的票子都像是老屋的一片砖瓦，钱领走了，老屋也没了。她是在用这套房子，换回儿媳妇的尊严和自由。

但她仍握着没有赔出去的两万块钱，对我说：“闺女，我知道我们给您的律师费太少了，这两万块钱就当补给您的律师费吧。”

我始终不敢伸手去接。

“留着等王彩霞回家过个年吧。”我把钱塞进老婆婆的包里。

在整个赔偿受害人的过程中，我都没去见过她，因为每次会见她最关心的都是会见费的问题，每一笔会见费都会让她反复心疼好久。

这个倔强又要强的女人在羁押期间只花了二百块钱，用来买里面的被褥，剩下一毛钱没花，家里给她存的钱都原封不动地放在账户里。

谁知道她在里面是怎么活的。无数当事人跟我抱怨看守所里的伙食有多么难以下咽，火腿肠、苏打饼干、咸菜在里面都是要钱的。但是王彩霞从来没有抱怨过，有什么吃什么，好像味觉坏掉了一样。

她在里边用的卫生纸，都是帮别人洗袜子换来的，一节一节的换。大概是不舍得动那些钱，想攒起来给家里看病吧。

年关将近，我去见了王彩霞一次。

“你想不想回家过年？”陪着老太太走了这么一遭，我突然很想跟王彩霞温和地聊一聊。

王彩霞可能也没料到，一下泪如泉涌，开始絮絮叨叨地说着女儿过年衣服也不知道买没买，婆婆买的可能不够时尚；自己出了这么严重的事情，也不知道会不会加重公公的病情；老公应该在家看店吧，这样才能更多照顾家里，但是去工地上收入更多。

听她碎碎念伴随着啜泣，我算是知道，为什么老太太会喊她小司令了。

也是在那次会见，她跟我说了好多心里话。

她告诉我，自己近乎是被卖到丈夫家里的，当年的三十万彩礼，她亲爸妈一分钱也没留给小两口。眼睁睁看着自己女儿到夫家去还债、过苦日子。她也倔，既然父母像是卖女儿，那么她索性就把婚姻当做人生的另一个起点，带着夫家的人，去过好日子。

“这日子是过给自己的，和我爸妈没关系的。”

我听到这时才反应过来，王彩霞进看守所以来，她爸妈从来没探望过一次，甚至连简单的一句关怀都没有。如今拼命在救王彩霞的人，反而是她的婆婆，拦都拦不住。

我告诉王彩霞，老太太一直在为这事儿奔走。她也好愧疚，担心老人家太累了。

我看着她，仍觉得面前这是一个傻女人。

总是付出再付出，最后为了这个家身陷看守所，结果家人为了营救自己还要奔东走西。在当代人心中应该步步为营，精心算计的婚姻，被她整成了无私奉献，还顺道感染着婆婆也为了自己奋不顾身。

不知道，有个瞬间，我觉得她好像也没那么傻。

那次会见的最后，这个要强的女人第一次跟我坦言不该贪小便宜。她不敢想自己服刑这几年会对家里造成什么影响。

影响就是卖房卖地——当然这句话我始终没有勇气说出口，我不敢想象说了这句话之后她回到监室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确信，那会把她折磨疯掉，所以最好的结果就是，等她回了家，让她的家人跟她说前因后果。

开庭那天，王彩霞还在为自己的贪小便宜辩解，我跟审判长申请最后跟她聊一次。

王彩霞低头不语，似乎在她看来咬死不承认才会为自己争取更低的量刑。

我告诉她认罪态度良好也是法官量刑的一个重要考量情节，“坦诚认错吧，家里为了你已经凑不出来看你开庭的路费了。”

我依旧没敢说卖房子的事，我怕王彩霞在法庭上失控。

王彩霞沉吟良久，终于端正态度，红着脸回答了法官的提问。

新年越来越近，也是法院比较忙碌的时候，我成了讨人嫌的那种人，隔一天就给法官打一个电话，催促法官赶紧写好判决。

说实话，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我一度有些焦虑，常常后半夜两三点突然醒来，猛然间开始怀疑王彩霞的案子是不是生了什么变化，这要起了变化这一家子人可怎么接受这种后果。

越想越担心，越担心就越清醒。最神经的一次是，我梦到王彩霞被判处实刑，说这是刑委会研究的结果，直接给我吓醒了。

年前，判决终于下来了，但我的心依旧悬着。

最后一步，放人——得法官助理拿着判决书去看守所交接。他们会不会把王彩霞安排在年后呢？

为了让王彩霞回家过个好年，也为了让我自己能睡个踏实觉，我天天死皮赖脸地求法官助理赶紧去放人。

这种情况之前从未有过，看来王彩霞老说我骗她律师费，这事儿已经对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这我决不允许，所以越发玩命地催。

确定放王彩霞那天，王彩霞的老公带着老母亲早早就来到看守所。在放人之前，我去会见了王彩霞最后一次。

“律师费真的只有五千？”

“你知道你要回家了吗？”

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同时发问，我点头，确切地告诉她，律师费只有五千。

王彩霞却呆住了，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特保数次提醒她坐下，她都没听进去。

“你今天就要走了，一会儿就来放你了。别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是你婆婆为你做的工作。”王彩霞泪如雨下，不停地摇头，不知道是不相信这样的结果还是不同意家里为她这么做。

我想跟她说，回家了好好做人，好好挣钱，好好过日子，但是又说不出口。

这样的话对于用卖房卖地为自己的错误埋单而言，太苍白无力了。

出了看守所，我看到在风中焦急等待的那对母子，示意他们，“马上就放人了，半个小时就办完释放手续。”

老太太拉着我的手，“闺女，我还是得给您点钱，律师费给少了不说还让您搭钱了，您比我们自己家亲戚还上心。”老太太只要说起儿媳妇，眼泪就没断过。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好的婆婆，所以我才只收五千块钱律师费的，希望天底下都是你这么好的婆婆。钱留着给王彩霞过日子吧，以后过好了再感谢我。”

王彩霞的老公也抹起了眼泪，这次是媳妇儿要被释放的喜极而泣，“刘姐，以后我们日子好点儿了一定再报答您。”

我没指望这话能兑付，但三十几岁从头开始，确实需要金钱和勇气的支撑。他和王彩霞还得牵扯着这个家走更远的路，此前的那一点小狡黠我也能原谅了。

大概半年以后，我看到王彩霞的老公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王彩霞的照片。照片里。女人的头发已经长长了，笑容依旧倔强。

我抬手删掉了男人的微信。

作为曾经了解王彩霞那段过往的人，这是我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成全一个女人开始新生活的倔强和要强。

办完这案子，我问侠女，有没有让你对婚姻有点信心？

侠女说，她倒不会因为一个人就相信爱情或者不信，她只是觉得王彩霞比她想象的勇敢。

“这个女人的勇敢在于，她没有那种嫁个有钱人，一劳永逸的想法，而是包容着新家人的小缺点，接纳着这个小家带给她的喜和忧，然后不离不弃，共同进步。”

“其实幸福与否，不是在于要不要相信爱情和婚姻。”

“而是看你能不能接受自己选择的人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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