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肾换老婆，菲律宾隐秘的角落

‍‍‍‍在马尼拉一个叫作巴塞科的地方，在马尼拉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甚至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可以到达。这里住着5万穷人，它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名字——“卖肾街”，因为这里大部分人都只有一个肾。但实际上，这里离马尼拉市中心的黎刹公园只有5分钟的车程。

巴塞科的居民主要是码头工人、家属和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都是自己动手在码头边搭建一些棚屋，作为自己的“家”。他们主要以鱼和米饭为主粮。生活就靠在码头打短工、捡破烂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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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镜头，几十个男人侧着身站成两排。

他们掀起身上那些破旧的、褪色的、被汗渍一遍又一遍浸透的上衣，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挺起在炎热阳光下锤炼出的黝黑皮肤，展示出腰侧那道养活了一家老小的荣耀伤疤，蜈蚣一样的痕迹匍匐在肚皮上——

那是卖肾留下的伤疤。



图片来源：纪录片《人体器官交易实录》

通过卖掉肾脏来改善生活的做法在当地男性之中蔚然成风，他们甚至组成了一个互助团体，聚会时，互相炫耀卖肾带来的所谓「好生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幸运的一批人。因为在他们身后，还有更多人等待着配型成功，以便尽早卖出自己的肾脏。

一个贫穷的人，至少还有自己可以出卖。

由于这里的生活的人们不惜以卖肾换取金钱，从而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这一切的程序都是秘密进行的。需要卖肾的人先通过中间人登记名册，接着去做体检。体检合格以后，就可以去指定的“医院”去做手术。往往一个肾可以卖12至15万披索。

一般这些肾脏都被移植给了日本、韩国、加拿大、阿拉伯等有钱国家的人。



但巴塞科的穷人们卖肾以后，并不是拿这些钱去做一些改善生活条件的事，而是去喝酒、赌博，想要一劳永逸。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无所有。没有一个人因为卖肾而变得富有。

他们的腹部往往都会有一个二十厘米长的疤痕。摘肾的手术一般都不会选择在正规医院进行，毕竟是非法活动。所以卫生状况也十分堪忧。所以很多人在卖肾以后会出现各种并发症，甚至死亡。

如今，随着疫情的持续，这里失业的人口大幅度增加，卖肾的人也越来越趋向于低龄化。菲律宾大学曾经做过一项调查，据说每一万人口中就有上千名卖过肾或参与过卖肾的交易。

上个世界90 年代中期，随着北美和欧洲的终末期肾病（ESRD）患者数不断增加，贩卖肾脏变得愈发流行。菲律宾凭借全球最低价的肾脏移植一条龙服务，备受有意购买肾脏的 ESRD 患者青睐。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将菲律宾列为全球五大器官出口国之一。2006 年，菲律宾的活体肾脏捐赠者为 654 例，在短短一年之后，这个数字飙升至 1017 例。

为了消除来自国际社会的质疑，菲律宾曾多次出台、修订法律，以治理日益猖獗的器官黑市，但收效甚微。明显的法律条文漏洞，让有心之人依旧有机可趁。菲律宾的《反人口贩卖法》严格限制器官「无关捐赠」。也就是说，法律允许在特定亲属关系之内的家庭成员互相捐赠器官。如果要向非血亲捐赠器官，那么捐献者必须完全出于利他而非盈利的目的，且与接受者之间有「长期的情感关系」。

例如，男朋友可以给女朋友捐献器官，彼此认识十年以上的同事也有资格进行移植。

不过，这项审查相当敷衍。

尽管早在2002 年，菲律宾成立了国家移植伦理委员会，负责确保器官移植合法地在全国 18 个有资质的机构里进行。而伦理委员会审查捐赠资格的方式，就是与捐献者、受赠者面谈，以确认两者之间的关系。

但中介会在面谈前指导双方如何通过审查。例如，要求两人假装恋爱关系，并在一次次的问答练习中逐渐熟练，确保两人在面对医生、政府工作人员的询问时不露马脚。

一方面法律条文允许器官获赠者给予捐献者一定的「酬金」，比如几个月的收入补偿、人寿保险或是为期 10 年的人寿保险等。补偿与出售的界限不清，导致出售器官在某种意义上变得合法化。



                             菲律宾《人体器官捐献法》支持捐献者获得一定报酬

另一方面，部分监督者监守自盗。配型机构、医院、基金会等合法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同时也在器官贩卖黑市中牟取利益。凭借合法的身份，他们能够更容易地帮助器官中介和非法捐献者绕过禁令。

更可悲的是，尽管菲律宾政府加大了打击器官黑市的力度，试图保障器官捐献者的权益，但绝大多数器官买卖黑市的参与者并不领情，因为菲律宾穷人太多了，在利益面前，很多人选择铤而走险，甚至不惜生命健康。

打开Facebook我们看到不少像Carlos发布卖肾的帖子。



Facebook 上出售肾脏的信息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贫困的绝望驱使着无数像 Carlos 一样的穷人以卖肾的方式纾解困顿，却给众多富裕的肾病患者带来了希望。

富人们并不愿意纡尊降贵亲临贫民窟，寻找合适的肾源，他们最关注的，是如何跳过等待合法捐赠肾脏的漫长名单，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一个健康、鲜活的肾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

穷人们则空有卖肾的念头，却不知如何付诸实践

因为有利可图，就此催生了这条肾脏买卖中介产业链。他们连接起从肾脏提供者到医疗机构、接受者的网络，维持黑市蓬勃发展。

这些中介同样来自于菲律宾的贫困社区，熟悉当地生活的人群，并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他们的日常工作，就像猎手一般在猎场上四处游荡，精准狙击那些迫切需要金钱的穷人们，并将目标猎物一步步引上手术台。只要将有意捐献者带到医院进行体检，中介们就能获得一笔小额酬金。

完成一例手术后，肾脏接受者大致只需要花费 200,000～300,000 比索（约合人民币 26810～40216 元），捐献者大约能获得 120,000 比索（约合人民币 16086 元）。

Reyna 是众多中介之一，她的丈夫多年前已经卖掉了一个肾，使用丈夫的例子现身说法，效果很好，她了解所有「捐赠者」的心态与背景，并巧妙地运用各种话术：「是『梦想』促使他们答应捐献器官。他们也想住得起房子，买一辆车，过上安逸稳定的日子。」



它向所有尚在犹豫的穷人们呈现了一个代价不高却看得见、摸得着的「光明未来」。似乎只要经历一场手术、身上多一道疤，不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就能带来翻天覆地的美好生活。



肾脏中介教「卖肾者」逃避审查

图片来源：网络

在这样巨大的诱惑之下越来越多的穷人接下了肾脏中介抛来的橄榄枝。

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菲律宾 2018 年的人口约为 1.05 亿，贫困人口却占 21%，这是一个庞大到我们无法想象的数据比例。穷人们往往通过中介牵线搭桥，但信息不对称使得他们能够了解的只是漫长器官贩卖链条上的窄窄一端。加上肾脏资源相对丰富，菲律宾的器官黑市，是完完全全的买方市场，穷人们的肾脏就像是菜市场砧板上肉一样被挑挑拣拣，等待售出。

在以色列，一个肾可以卖出 1 万至 2 万美元，土耳其 7500 至 8000 美元，巴西 6000 美元，但菲律宾肾脏捐献者最后可以收到的酬金，中位数约为 2133 美元。

换言之，菲律宾的肾脏售价本就远低于其它国家的平均水平，中介的层层盘剥使得本不丰裕的卖肾酬金更加少得可怜。

然后卖出了肾，生活就能真的奔着康庄大道一去不返吗？

未必。

有研究跟踪调查了卖肾者在获得这笔「巨款」之后的生活状况，结果相当讽刺。

当研究者询问这笔酬金是否改善了他们的财务状况时，否定的回答占接近 90%。

相反，超六成的捐献者在高强度的劳作中，出现了各种身体不适的症状。

焊工 Danilo 曾经可以连着工作几天，但卖肾之后，举起重物对他而言，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说：「如果我还能再选一次，我一定不会卖掉肾。我宁愿不停地工作，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而住在马尼拉港口的卸货工Joey Rosco于1991年卖肾之前，一直在马尼拉市商业血库以9毛每升的价格卖血。91年他将自己的一颗肾脏卖了4000美元。对他来说是个好价钱，在贫民窟里这足以称得上巨款。但当初这笔钱让如今51岁的Rosco除了一个老婆和五个孩子外什么都没有多出来。

Rosco现在居住的地方不仅破旧，而且黑帮横行。屋顶是垃圾站捡来的锡板拼的，在一处边角还清晰可见几个弹孔。

所以卖肾并没有让这些人们过上想要的生活，这个黑暗角落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注，当地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从根本上改善这些人的生存条件。我们希望他们能拥有更多作为人的选择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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