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现场几百个脚印，还撒满面粉，5年痕检专家遇到了最棘手的案子丨踏血寻痕01

  

就在昨晚，我上线了一个全新的系列故事「踏血寻痕」。

这个系列的亲历者是刘神隐，他从事的职业非常稀缺：痕迹检验工程师。

他不是警察，却要破案，而且要破难的——那些警方找不到线索的悬案。

他得找出现场所有痕迹：大到鞋印，小到汗毛，一点都不能漏。每次搜集痕迹，都是一场智商博弈——他要在痕迹消失之前，找到通往真相的钥匙。

别人一辈子遇不到几次的离奇现场，没有他一年见得多。

然而这一次，他碰上了从业以来最无解的现场：

柜子上、床上、电视机上、甚至被害人的尸体上，屋里每个角落都洒满了白花花的面粉。

屋外的状况更糟，前夜下过的大雨将一切痕迹冲刷得干干净净。

村里公认的大善人，82岁的沈奶奶被人杀害在自己家里。背后，一刀。腹部，一刀。

沈奶奶热情，善良。谁家临时缺个三五百，她都是有求必应。村里很多人都欠着沈奶奶的钱，多则万八千，但她并不计较还与不还。

沈奶奶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结婚。16岁那年，沈奶奶和同村一个小伙子相好，两人相约去山里，不料沈奶奶崴了脚。小伙子把沈奶奶偷偷背回家门口，说他这就去买药，明天回来。结果就再也没回来。有人说小伙子是被抓了壮丁，死在了战场上，但沈奶奶不信，愣是等了一辈子。

沈奶奶无儿无女，但她每年都会拿出自己攒的钱，资助村里家庭困难、上不起学的孩子。

有人和沈奶奶讲，这辈子积德行善，下辈子一定会更幸福。

但谁也想不到，沈奶奶竟在自家屋里被人残杀了。

沈奶奶的平房周围，拉起了警戒线。

我一进院子，几个民警齐刷刷地看向我。我感到一丝无形的压力。

我把手里两个重达40斤的勘查箱放下，拿出鞋套正要穿，一个民警和我说：“不用了，您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是一名痕迹检验工程师，我的职责就是协助警方在最短时间内，给没有头绪的案子找到一个可能的侦查方向。

走进屋，我心里立即暗骂一声——屋子里像下了雪，白白一片。柜子上、床上、电视机上、甚至沈奶奶的尸体上，屋里每个角落都洒满了白花花的面粉。地上的面粉中间还叠着乱七八糟大大小小的脚印。

面粉的粉尘和屋内的血腥味夹杂涌来，呛得嗓子发痒，我赶紧戴上口罩。

沈奶奶侧卧在卧室地上，头朝门方向，腹部、后背被刺了两刀。她的衣服已经被血染成了红色，尸体周围的血迹和面粉混在了一起，印泥一样。她眼睛微闭，嘴半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沈奶奶身前没有面粉，背后却被面粉撒满。显然她遇袭倒下时是趴在地上的，应该是邻居们发现后翻动了尸体，变成了侧卧。

沈奶奶手边有一个饼干盒子，上面也被洒满了面粉。我戴上手套，打开盒子，里面还有大半盒饼干。

用饼干招待对方？我的第一反应是，大概率来的是熟人。

洒满面粉的地面上，单独的、叠加的足迹密密麻麻。

鞋，是一个人的密码。作为痕迹检验工程师，足迹是我最可依赖的线索之一。不同的身高、体重，不同的年龄、性别，甚至不同的走路姿势，都藏在足迹里。

面对地上这些杂乱的足迹，我的眼前慢慢闪出一个个身影：看这边，靠近墙根那个脚印的主人，一定是个在旁边端着下巴看热闹的，也可能是胆小，躲得远。这个鞋号的男人一般不高，可能160cm左右；看那边，门口那个脚印来来回回好几趟，它的主人一定很焦急，很可能是个帮忙的，170cm上下。

这些足迹基本是发现现场的村民在惊慌中留下的。

我把尸体尽量还原到邻居搬动前的样子，叫技术队进来拍照。

来的路上，我就非常不安。通往沈奶奶家的小路被昨天夜里的大雨浇得泥泞不堪，再加上村民、牲畜，来来往往，已经破坏了案发现场的大部分痕迹。

我的工作讲究一个快，一个准，越短时间里找到案件突破口，越有价值。但这一回，我遭遇了从业以来最无从下手的现场。

我感到周身被目光包围着，在场的其他警察仿佛屏住了呼吸，所有人都在等我说点什么。

就在这时，现场一位技术民警递给我一个小本子，本子最外延有一圈灰烬，没烧透的地方被熏得焦黄，烧了大半，只剩掌心大小。火应该是从下点着烧上去的，小本只剩下每页顶头部分，“欠条”两字非常醒目。

民警说，小本是从沈奶奶烧柴做饭的灶坑里掏出来的。

会不会是为财杀人？毕竟沈奶奶借出过几笔“大钱”。  

犹豫中，我突然想起师父小黑哥的话：有时候，有用的痕迹不一定在现场。因为嫌疑人在现场会加倍小心，但在离开现场后往往会放松，这时最容易大意，会犯错。

我要抓住残杀沈奶奶的凶手犯错的“那一下”。

我将目光投向凶手离开现场的必经之路——沈奶奶家的院子。

黄瓜、西红柿、辣椒，沈奶奶种了很多蔬菜，它们都被昨天夜里的雨洗刷得干干净净。菜地里没有一丝杂草，垄沟修得笔直。菜地旁用树枝围了几个鸡窝，树枝被削剪得很齐。

82岁的沈奶奶非常勤快能干。据村里人介绍，她身体硬朗，家务自己干，田地，从撒种到浇水施肥，再到采摘，都是她一个人忙活。

我一株株菜苗看过去，沈奶奶心很细。她摘菜不是用手拔，而都是用剪子剪，断口很整齐，没有硬拽的痕迹。沈奶奶窗户台上的剪刀就能证实，刀刃口还有绿色植物的残汁。

突然，我发现有一株靠近过道的西红柿显得格格不入。它肯定是被人硬拽下来的，一根枝叶是被扯断的，应该时间不长，明显有人由下向上用力拽走了一个西红柿，顺带着一截枝叶。

难道凶手临走摘了个西红柿吃？吃剩下的芯儿扔在哪了？杀人后凶手的心态为什么如此放松？

一地面粉，说明凶手作案手段反侦察能力一流，一个西红柿，证明他的心理素质极好。

我还钻进鸡窝勘察，几只母鸡蜷缩着与我打了个照面。

技术民警似乎想和我说点什么，又怕打扰我。等我勘察完院子，一个民警走来递上一根烟，“刘工，现场成这样了，还能有线索吗？”

按纪律，现场勘查不允许抽烟。之前就闹过一次笑话，从现场提取烟头回去化验DNA，最后竟然发现是自己同事的。但此时给我这根烟，说明民警们对从沈奶奶被害现场获取线索不报任何希望了。

我接过烟，没有点，也没答话。我从不相信世界上有完美的犯罪，每个人做过的事都会留下痕迹，只是暂时没有找到而已。我给自己打气，去你大爷的，老子就不信了，我就是把面粉吸干，也要找到你。

我开始一点点再次进行勘察。每一寸地板，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一道砖缝儿，我都要拿探照灯照一下。连柜子底下的硬币，黄豆，我都翻出来了。

就在所有人的信心将要消尽时，我的心跳突然加速——

嫌疑人好像犯错了！

紧贴着门槛的地方，有一枚“断了”的足迹！

足迹的前脚掌被其他进出大门的足迹盖掉了，只剩脚后跟那半截。

下过雨的泥地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显出了好处。大门外，围观村民们的足迹带起的泥颜色很深。这是刚踩出来的足迹才有的特点。而靠近门槛的这半枚足迹，颜色稍浅，这意味着，这个足迹的主人来到现场的时间，比这些围观村民更早。

这就好比一个苹果，前一天咬一口，第二天再咬一口，两个咬过地方的颜色，和“新旧”程度，肯定不一样。

我跪在地上，脸贴地，最大限度凑近这半枚足迹。我发现凹进去的花纹里还存有雨水，基本可以判断，这枚足迹的主人在昨晚下雨时到过命案现场。

这个发现让我兴奋，但同时，这半枚足迹也给我出了个难题：足迹留存的部分越少，里面包含的信息就越少。

鞋里藏着很多秘密。如果在现场能提取到一个人相邻的两枚完整足迹，我可以从足迹的长度和宽度，推测出足迹主人的身高；

从足底花纹磨损程度，判断他的走路姿势和特征；

从着力点，判断出他的大概年龄。

但眼下只有半枚足迹，还是脚跟，仅靠肉眼，甚至分不出左右脚。我只能依据经验，极尽所能破译这半枚足迹中的秘密。

我用水平尺在足迹的上方和周围测量，水渍明显偏向左侧，这说明足迹左侧的凹陷较深，因为一般没有人站立时会右脚内侧用力，我基本可以断定，这半枚足迹是左脚脚跟。但为了谨慎，我又看了下足迹的位置，紧贴着门槛，符合人站立时左脚的位置。

起身时，我发现门框上竟然沾着一丝面粉。我赶紧测量了地面到面粉之间的距离，大体确定了足迹主人的身高。

反复亲身比量之后，一个170cm左右，在雨夜拖着面粉袋子，徘徊在沈奶奶家门口的人影渐渐清晰起来。

我顺着院墙继续搜索，发现了一小撮面粉。面粉颜色很深，与地面颜色接近，应该是被雨水淋过，不凑近看很难发现。这提醒了我，面粉袋子去哪儿了？

我转头回到屋里，在厨房柜子的第一层，一圈浅浅的、洒落的细碎面粉，还原了这袋面粉原来的位置。但袋子已经不见了。

这一小撮面粉仿佛是一个箭头，我和技术队民警顺着它的方向，开始搜索。最终在距离现场五十米外的垃圾堆，找到了一个面袋子。

为了确认就是命案现场的那个，我拎起面袋子的一角，仔细闻了闻。

有些现场勘察技术书本上没写，很多也是生活常识。一个物件被扔进垃圾堆里很久，会与周围的垃圾“融为一体”，而短时间扔进来的，色泽、味道、本身散发出来的“气息”都不一样。就像一个北方人刚到南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和当地人气息不一样，但在当地待一段时间，这种气息就会被抹平。

我抬头朝垃圾堆四周望了望，试图判断凶手离开的方向，但垃圾堆周边小路交错，我不能确定。

线索到这儿似乎断掉了。

我闭上眼睛，深呼吸，脑子里一点点还原着凶手的所有可能信息以及现场的情景——

凶手应该与沈奶奶认识，甚至可能关系很好，沈奶奶给他开了门，把他迎进屋里，转身拿饼干招待他。

杀害沈奶奶之后，凶手先把鞋脱在门外，然后抱着面粉袋子开始掩盖痕迹。面粉一点点铺满整个房间，看伪装得差不多了，他拿着袋子准备离开。

在门口穿鞋的时候，抓着面粉袋子的手自然地扶在门框上。他先给自己的左脚穿上鞋，穿右脚的时候，身体自然地向左侧倾斜，重心落回左脚，左脚外延在门槛附近，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凹陷。

凶手极为缜密，但唯一松懈的“那一下”，正是这半枚足迹！

我小心翼翼地拿出针管，将半枚足迹里少量的积水吸出来，足底的花纹慢慢显现——

脚后跟上方正中的位置，有个大写字母“F”。

“F”的两边，排列着八个拇指指甲大小的不规则多边形。看上去，像半截残缺不全的密码。

我喊来技术民警，让他们用专业设备赶紧提取，提取之前再三嘱咐要小心，别破坏足底花纹。民警脸上写着不解，这么多足迹，为什么单单提取这半枚？

我知道这密码里，很可能写着凶手的名字。

我和一个老刑警站在县城商业街对面抽烟，望着我们的目的地，脑袋发懵。

按照经验，这个大写的“F”，应该是品牌的商标或者名称，这种图案大多是运动鞋。

村里村民们的穿鞋风格我留意过，老人大部分是平底布鞋和拖鞋，中年人则是以皮鞋为主。穿运动鞋的很少见。这是个好消息，但仅从鞋的类型上筛选，范围依然大得吓人。

我的面前有两个大商场，一个有二层专门卖运动鞋，一个有三层。商场间还有一条步行街，两侧都是卖鞋的小商店。视线看不到的地方还有地下商城，几乎每家都卖运动鞋。

从成千上万双运动鞋里，找到那双鞋底带F图案的，困难程度无异于在茫茫人海中，找一个脸上有痣的人。

“捞针”也有讲究：靠运气，更得先考虑清楚。

凶手烧掉了沈奶奶的欠条本，可能欠沈奶奶不少钱，既然缺钱，就买不了太贵的鞋。村里人生活大多简朴，对穿戴没有特别的追求，买鞋基本都是耐穿、便宜为主，不认牌子，不大可能去大商场专柜买名牌鞋。

而地下商城里，鞋的种类多，又便宜，关键是还可以讲价，应该是村里人买鞋的首选地点。

我和老刑警猛吸一口，丢掉烟头，一头扎进地下商城。

一眼望去，柜台里的鞋层层叠叠，潮水一样，根本看不到头。耳边不时传来买卖双方来回砍价的声音，鞋油味、廉价皮革味混合着胶水味，在通风不好的空间里直呛眼睛。

面对这样的工作量，这样的工作环境，我俩不自觉就加快了频率。

我们两个老爷们把样鞋一个接一个拎起来，专看鞋底。我们这诡异的举动引来周围摊主好奇的观望，偶尔有人从我俩身边经过，嘟嘟囔囔，“这俩人是不是有病？”，“哪有买鞋只看鞋底的？”

一直翻到地下商场关门，我们才晕乎乎回到地面。看了一整天的鞋底，没发现“F”。

队长那边也不顺利，他负责查沈奶奶欠条本上的债务人。

村长一听谁在沈奶奶那儿借过钱，就直挠头，“少说也得有几十个”。村里有上千户村民，找出这几十户并不轻松，为了防止走漏风声，队长只能先排查村里身高在170cm，有和现场那半枚足迹相同花纹运动鞋的年轻人。同样难上加难。

两条路双双受阻，我心里打鼓，会不会我的判断有误？

我和老刑警把阵地转移到了县城步行街上的小店。这些小店价格稍贵，其实不太符合村里人的消费习惯。

我心里没抱什么希望，也有些焦躁了。是排查的范围还不够大吗？哪里有遗漏？难道是在夜市买的？这么查下去，案子可能会成一个无底洞。

看着步行街街尾几家还没关门的鞋店，我拖着僵硬的双腿，硬着头皮走过去。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吧。

就在我精疲力尽，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我随手抄起一只鞋——天！鞋底，一个清晰的“F”赫然出现！

没等我和老刑警俩兴奋劲过去，我顺手翻了旁边几双，发现鞋底也有F。

我反应过来，一些小鞋厂的鞋底都是别人代工的，因此不同牌子的鞋样式不一，但只要用的是同一家代工工厂的模板，鞋底就可能是一样的。

这家小店，和那半枚足迹花纹相同的运动鞋还有另外五六款，算上各种颜色，有几十种。

我给队长打电话汇报情况，队长直接说：“牛X，全带回来！”

当天下午，技术队办公室的大案台上，密密麻麻摆了四十多只鞋。

我先用专业三维立体设备扫描了一遍现场提取的半枚足迹，拓印出脚跟模型，再用一只鞋前脚掌的部分扫描出另一半，拼出了一个完整的“足迹”。

从脚跟与脚掌的衔接连贯性确定，现场那半枚足迹鞋号在40码左右。

凶手基本可以确定是男性。这帮我们排除了所有女鞋，鞋样数量减少了一半。

剩下的二十多种男鞋里，我把每种款式各拿出来一只，鞋底朝上，用高精度卡尺在鞋底的细小图案上反复测量，再与提取的现场模型进行比对——

这里线条粗了，排除；

这里大小不一样，排除；

这里间距对不上，排除……

当然，代工工厂也不会只有一副模板，模板之间其实有细微差别。就像双胞胎长得一样，但指纹也不同。

细细研究，半枚足迹的左侧有三根不同层次的线条，而面前的鞋样里，有四款鞋线条对得上，但其中一款三根线的间距不符。

又排除了一个！

比对完这40种鞋样已是凌晨。我起身站在窗边，对面居民楼亮灯的住户寥寥无几。我想，现在的案子线索也像这灯光，亮的少，还随时可能灭掉。

我不敢耽搁，把排除掉的鞋一把推到地上，桌上只留下达标的三款鞋样。

我坐到电脑前，屏住呼吸，尽量控制自己不要眨眼。我将那半枚足迹局部放大，每个图案都单独提出来定好比例尺，一点点比对。

“包围圈”在一点点缩小。

几近清晨，8个小时过去，我的桌上只剩下最后两款鞋，加上颜色区别，一共6双。

天刚刚泛白，队长就迫不及待地拿着6个鞋样的照片，带我直奔村子。

之前排查时，队长翻遍垃圾堆，都没有发现现场的鞋被人扔掉。我们都抱有一丝希望，嫌疑人还没有离开本地，甚至，鞋还穿在嫌疑人脚上。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们去了比较了解情况的治保主任家。

治保主任正在院子里修农具，油黑的手拿过6个鞋样的照片，手指碰到的地方都留下了黑黑的指纹。他一边摇头，一边再翻看下一张。我注意到，他一直皱着眉，直到一张红色运动鞋的照片出现时，他眉头松了，眼神明显聚焦了一下，只是很快又飘向一边。

我确定，他见过这双红色运动鞋。

十几秒后，治保主任的眼神松懈下来，像是放弃了，“好像见过哪个娃子穿过这双鞋，红色的嘛，很扎眼嘞。”我赶紧追问了一句，“一个人也想不起来了吗？”

治保主任还是摇了摇头，队长不想耽误时间，和治保主任道谢，带着我们要往出走。

“等一下哈大队长，我问问我家小子见没见过。”说着，治保主任就推门进屋，把还没起床的儿子拉了出来。

男孩头发乱糟糟的，眯着眼，在6张照片中只扫了一眼，就指着红色运动鞋那张定定地说：“这是文仔的嘛！”

“你个混蛋可得看好了，这几个是公安叔叔，可不敢乱说！”治保主任拉住儿子说。

儿子甩开他的手，一副不耐烦的表情说，“错不了，文仔买不起这种鞋，是大虾给他穿的。”

文仔？大虾？男孩嘴里一瞬蹦出的几个名字，让我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涉案的人数可能会增加，每个民警的脸色都变得很难看。

治保主任告诉我们，大虾也是同村的，住得不远，“和我儿子他们都是同学。”

队长赶紧让治保主任带路，敲开了大虾家的门。大虾承认这双红色运动鞋是他的，但是几天前，文仔在学校替他受了处分，他就把这双鞋送给文仔了。

还了解到，文仔是沈奶奶资助上学孩子中的一个，最近这两天没在家。

案子到这里似乎清晰了许多，我心里的一些疑问可以被解答了：十几岁的孩子，正是爱臭美，爱攀比的年龄，自然不会像村里人那样，图便宜在地下商场买鞋。而且之前我们忽略了一点，有170cm身高的男性，除了三十岁左右的壮年，还可能有十六七岁的孩子。

大虾的说法越对得上，我心里就越不安。我打心眼里不愿意相信，十几岁的孩子干出了这么残忍的事。

队长回到车里，立马布置了下一步行动方案：来一次暗访，我假扮成来资助文仔继续上学的城里人，让村长带我去文仔家探探动静。

车停在文仔家门口的时候，我没有第一时间下车，手使劲握了握方向盘。

现在这双鞋只能证明，在沈奶奶被害的时间段里，文仔去过沈奶奶家。他有嫌疑，但还需要其他证据。从伪装现场的情况来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会有这么丰富的反侦察意识。而且，对方是资助他上学的沈奶奶，怎么下得去手呢？

我甚至希望是自己找错了人。

还没进文仔家大门，村长就扯着嗓子跟屋里的人打起了招呼，一个男人应了声。我跟着往屋里走，一股不轻不重的霉味迎面飘来。

男人少了半截腿，裤管在半空挽成一个结，跟着他的动作一摇一晃。听见村长喊，正拄拐要起来迎我们。

这是文仔的大伯。虽然我来之前做好了思想准备，但第一眼见到的时候还是惊了一下。

大伯长脸，皮肤很黑，一双胳膊干瘦，就像只有皮和骨头，没有一丝水分。双手指关节突出，跟我握手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对方手上厚厚的老茧，像砂纸摩擦着我的掌心。一看就没少做工。

村长按着先前商量的说辞讲明来意。我问文仔在不在家，大伯说孩子这两天出去打工了，人在县城。“为什么不上学了？”我继续问，大伯叹了口气，“这孩子命苦啊。”

文仔是弃婴，是“大伯”在土地庙里捡回来的。大伯不让文仔叫他爸爸，只叫大伯，因为大伯自己也是个孤儿。

小时候，大伯和爸妈赶牛车，翻下了山，爸妈被牛车砸在下面，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大伯推了出去。大伯捡了一条命，但一条腿被牛车轧断了。大伯最清楚没有父母是啥滋味，他总想着有一天，文仔能见到亲生父母。

大伯没读过书，但明白想有出息就得上学，所以给孩子起名叫“文仔”。因为腿脚有残疾，大伯只能给一些制衣厂打点零工，勉强糊口。文仔虽然成绩不算前茅，但也说得过去，幸好有沈奶奶的资助，才能一直上学。

可现在，沈奶奶不在了，文仔也没法上学了。

我点点头，站起身环顾四周，眼睛落在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上：一个长相清秀的男孩，没有任何表情，但眼睛里透出一股与年龄不相符的疏离。没有稚气，没有仇恨，却让人觉得这双眼睛的主人藏着很多心事。

是文仔。

角落里的一个柜子上堆满了破案故事的杂志，我走近看了看，这些杂志明显被翻看了很多遍。一丝异样在我心头划过。我随口问大伯，大伯说都是文仔的。

“这孩子就这么点爱好，有时候攒好几天的饭钱，饭不吃也要买这些。想当警察哩。”我顺着问下去，“总不吃饭，孩子长身体能行吗？多高的个子了？”大伯回答我，也就将将够一米七。

一米七？我脑子里像有个铃铛被人触响了。

我让同行的民警继续和大伯聊，起身进了外屋厨房。一进去我就心头猛地一紧——

柜子上，静静放着一个带着枝叶的西红柿。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转身到院子里观察各个角落，突然发现，一处杂草附近有被翻动的痕迹。

我快步走过去，戴上橡胶手套，随手拿起一根木棍开始挖。每挖一下，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越跳越快，挖了没几下，一个硬硬的触感从手上传来——碰到什么东西了。

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打开来，里面包着一把匕首，上面还带着血。目测尺寸与沈奶奶两次刀伤吻合。

我心底最不想看到的事要应验了。

刑警队拿的人，有借着酒劲在公安局里大哭大闹的，有刚刚溜完冰，幻觉还没过去，把警察当怪兽的。各类人在警察眼里早已经见怪不怪。可当17岁的文仔被抓回来的时候，局里很多警察都放下手头的工作，从办公室围到了大门口。

其实也不是想看他长什么样，就是对一个刚满17岁，却想到用面粉掩盖现场的少年感到好奇。大家想不明白，沈奶奶资助文仔上学，明明有恩于他，为什么这孩子要痛下杀手？是为了钱吗？

每个人都感到愤怒，但更多的是不解。

警车停在了公安局门口，我在人群的后面，没有看清来人的脸，但目光径直落在他伸出车门的脚上——一只红色运动鞋。

就是他。

文仔被抓时正在网吧，戴着油腻的耳麦，在看一部很老的电视剧，《重案六队》。撒面粉这一招，是他从破案杂志上看来的。文仔对此很有自信，觉得警察找不到他头上，所以压根没藏，在网吧上网用的都是自己的身份证。

办案民警在给文仔采集指纹和DNA信息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死死盯着他。我想通过这张脸看出他内心的想法。

文仔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很配合，态度顺从，偶尔做错了，还会尴尬地笑一下。他的身上有孩子的天真，但与人对视的眼神，又冷酷得不像个孩子。

我把文仔衣物上的血迹，尖刀上的指纹，还有脚上那双红色运动鞋的花纹都拿去跟已有证据比对，全部吻合。

文仔掩盖现场的手段再怎么难搞，说到底也只是个孩子，进到审讯室，没等老刑警的目光和自己对上，就全说了。

“我恨自己没有父母，恨大伯没有钱。”

因为父母不要他，自己大伯还是残疾人，文仔总是被村里的孩子欺负。在学校，因为交不上学费，总挨老师白眼，被同学笑话。

他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春节，一群孩子在村里放鞭炮，把他的棉衣炸坏了。他哭着跑回家，大伯只是默默地给他缝补好，却不敢去炸坏他棉衣的孩子家评理。因为那家人给过文仔旧衣服穿。

“拿了别人的就手短。”大伯经常跟文仔说这句话。那年春节，文仔是哭着过的。

从那以后，文仔就什么都藏在自己心里，脸上慢慢显示出与年龄完全不符的“成熟”。直到他看到了“警察”，他觉得自己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

炸坏他棉衣的那家男主人，喝完酒，把人打伤了。警察去家里抓人的时候，文仔眼巴巴地看着警察用手铐把男主人铐走，塞进了警车，全程牛哄哄地没说一句多余的话。而那家欺负过他的孩子，只能无助地哭。文仔心里特别解气。

从此文仔就告诉自己，要当警察，不让任何人再欺负，再瞧不起。

自从这个想法钻进心里，文仔对自己的未来第一次有了期待。

和小孩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他都强烈要求扮演警察，带着大盖帽，用根麻绳系在棉衣外面代替武装带，手里拿着一把木头手枪。那是大伯给他做的。

文仔去初中报到的那天，大伯拄着拐，手里攥着费用清单，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恳切和乞求，对文仔的老师再三保证，一定尽快凑齐。文仔看着大伯佝偻着脊背，面对比自己小二十几岁的老师还要卑微地乞求。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文仔的眼睛有些湿润，望向门外，五官拧在了一起。

报到回来那天，他们在村口遇到了沈奶奶。

沈奶奶平时帮衬过他和大伯，听大伯说交不起学杂费，当晚就把学杂费给文仔送了过去。大伯激动地张大了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沈奶奶把文仔拉到身边，抱着，说孩子，苦了你了。文仔低着头不说话。

文仔也说不出话，但那一刻心里竟然有两种情绪——一种是对沈奶奶的感谢，一种是丝耻辱。

沈奶奶资助他后，他经常去帮沈奶奶干活。在地里，文仔从不吝啬自己的力气。沈奶奶也喜欢他，每次去都给他拿好吃的。

文仔最喜欢沈奶奶菜园子里的西红柿，用手掰开，表面跟着起一层沙，咬上一口，满嘴都是西红柿酸甜的汁水。这时候，沈奶奶总爱舀一勺白糖，放在他还带着牙印的西红柿上，文仔就觉得，那是自己最幸福的时候。

单从和沈奶奶相处来讲，他说自己很感激沈奶奶。说到这，文仔像是自言自语了一句，“她不该逼我去上学。”

“怎么让你去上学还是害你了不成？”老刑警打断他。

文仔突然身体前倾，挣扎着要站起来，双手攥成拳头，想挥起来却被手铐拉回了座位上。他像被困住了的野兽，一改面无表情的脸，眼睛瞪着老刑警，鼻孔随着急促的呼吸一张一合，“我眼睛瞎了！你们谁见过瞎了一只眼睛的警察！”

老刑警呵斥文仔让他冷静。文仔慢慢低下头，用带着手铐的手捂住一只眼睛说：“知道吗，现在你们在我面前就是两个影子，没有颜色的影子。”

变故发生在一年前，文仔平时住校，周末的时候会赶回来给大伯劈柴，劈够大伯一周用的。不料那次干活时被木头崩到了眼睛。大伯没钱，只是把他送到村里的卫生所简单处理了一下，结果落下了残疾。

文仔的理想是当警察，他清楚，警官院校对视力有硬性要求。他没希望了。他感觉自己的未来就像那只眼睛传递给大脑的影像一样，只有影子，没有颜色。“这辈子都完了，上不上学没什么意义。”

文仔没犹豫什么就放弃了上学，也不再去沈奶奶家帮忙了。沈奶奶过来看他才知道了情况，怪大伯不早点告诉她。

文仔看着他们，感到无比的失望。他觉得眼前的两个人根本就不懂他，听不到他内心痛苦崩塌的声音。他们的关切简直更像是刺瞎他眼睛的那根刺。

沈奶奶开始频繁地去文仔家，给他带吃的、穿的，还要带他去看眼睛。文仔拒绝了。

每次来，沈奶奶看着文仔都会抹眼泪，嘴里念叨着，“多好个孩子，怎么就摊上这样的事。”每次来，沈奶奶也会劝文仔，“回去上学吧。”

文仔始终以无声作反抗。

沈奶奶看实在劝不动文仔，就退一步，让文仔去上技术学校，“学点手艺养活自己，以后才饿不着。”

“饿不着！”文仔一听这三个字，过往所有屈辱的回忆都倒灌回他的脑子里。

饿不着！就为了饿不着，他就得比别人矮半头？在村里被人瞧不起，让人欺负了也不能反抗，大伯说了一辈子“吃别人的嘴软，拿别人的手短”，现在还要让他也这样，一辈子活在别人怜悯的目光里，活在被人施舍的耻辱里！

文仔火了，他冲着沈奶奶大吼，“我就是饿死了也不关你的事！”

沈奶奶一下子愣住了，她没想到，这个平日里乖巧懂事的孩子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她转过身，嘴里念叨着，和我没关系，是没关系。

沈奶奶一直把文仔当自己孙子看待，有时候沈奶奶看着文仔帮自己干活的身影，再联想到文仔的身世，总不自觉地想，文仔是不是就是那个自己等了一辈子的小伙的后人？想到这些，沈奶奶就更心疼这个孙子，也更希望文仔能上学，有出息。

在文仔的心里，沈奶奶一再逼他上学，则是在一次次揭他的伤疤，用一个他这辈子再也做不到的事羞辱他。

大伯赶紧和沈奶奶道歉，想打文仔，又站不起来，一生气，抄起拐杖扔向了文仔。

文仔站在那一动不动，任凭拐杖砸在自己身上。他说，那个时候他感觉不到疼，只有第一次反抗的快感，“比吃带白砂糖的西红柿还要舒服！”

都是沈奶奶的错！

甚至这种反抗的快感，让他上瘾，他要摆脱这种“拿别人手短”的痛苦。

沈奶奶走了，大伯让文仔去给沈奶奶道歉。

文仔出了门，没一会又折回家去。再出门的时候，文仔的手上鬼使神差地多了一把刀。

沈奶奶见文仔来了，早就不生气了，招呼着去给文仔拿饼干，嘴里还在问，怎么下这么大雨过来，吃饭了吗。

文仔趁沈奶奶转身进屋，从背后一刀刺进去，沈奶奶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回头正要说什么，文仔有些害怕了，又在沈奶奶胸前刺了一刀。

这下再也不用看到沈奶奶了，她再也不会来家里逼自己上学，再也不会因为出了几个钱就对自己管东管西。自己也不用一看到她，就觉得抬不起头了。

倒在地上的沈奶奶，用最后一丝力气挤出来一句，“文儿，文儿，要上学……”沈奶奶胸口破开的洞汩汩流着血，渐渐不再起伏。

文仔觉得，缠着自己的所有屈辱都结束了。

他把刀拔出来，在地上呆坐了好久。身上的雨水和血混合在一起，顺着刀尖滴下来。他张大嘴，吸了好几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他想到了一个隐藏自己的好方法。

以前来沈奶奶家，他见过有村民向沈奶奶借钱，知道沈奶奶钱放在哪，也知道欠条本子在哪。他把钱放进自己口袋，抄起厨房的打火机，想制造一个“图财害命”的现场。

欠条本有些潮，打火机火苗很小，文仔点了好几次才勉强点着，他没什么耐心继续盯着，就顺手把欠条本扔进了灶台里。

强烈的情绪起伏和体力的消耗，让文仔有些眩晕，他本来想在厨房找些东西吃，但翻到厨房柜子里的面粉时，有了主意。他把面粉袋子从里面拖出来，均匀地洒在地上。他把鞋底冲干净，脱了鞋在手里拎着，直到门口才穿上。

走到院子里的时候，他看到地里带着水珠的西红柿，忍不住拽了一个。这么好吃的西红柿，以后可能再也吃不到了。

回到家，大伯问他和沈奶奶道歉了没有，他没吭声。大伯又不放心地追问，沈奶奶还怪他不？文仔说，沈奶奶再也不会怪他了。

大伯没有听出话里的意思，放心地躺下，嘴里还是念叨着那句话，“那就好，拿了人家的手短。”

文仔讲完了杀害沈奶奶的全过程，他抬头看了看审讯自己的老刑警，嘴角上扬，“如果不是眼睛瞎了，没准几年后还能和你做同事。”

老刑警气得站起身，快步走到文仔面前，瞪圆了两只眼睛，用手指着文仔，“就你这样的还他妈想当警察！”

老刑警这一声吼，穿过审讯室隔音墙，传出来好远。队长把老刑警从审讯室拉出来，老刑警脸色通红，甩开队长的手，对着审讯室的墙狠狠打了一拳。

一声闷响，震得人心口难受。

队长递给老刑警一根烟，说：“在一个十七岁孩子面前这样，至于吗？你从警二十多年了！”老刑警昂着头，扯着嗓子喊，“他X的！换做二十年前，我早打废他了，都用不着审判！”说完要点烟，却怎么也打不着火。他的手抖得厉害。

老刑警和我讲，文仔和他碰过的那些内心凶残的杀人犯不一样，“说不上来，就是觉得看着那孩子就背后发凉。”

那半个鞋印，这个孩子，也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之后很多时候，碰到难搞的现场，我都会想起一地的面粉。碰到心理扭曲的嫌疑人，脑子里会毫无征兆地浮现文仔那看不出情绪的眼神，还有他那句“她不该逼我上学”的杀人理由。

指认现场那天，文仔依旧面无表情，没有任何忧伤和悔恨。

记忆中那么好吃的西红柿，文仔再也吃不到了。

文仔的案子像根刺一样，一直扎在刘神隐的心里。

一个想当警察的孩子，一个资助孩子上学的奶奶，他们的故事怎么都不该是这样的结局。但作为一名痕迹检验工程师，他在这个17岁的孩子身上，又看到了太多指向这个结局的痕迹。

文仔受困于自己的身世，在他的记忆里，旁人的关心和善意都是因为怜悯。他们可怜他，这让他觉得耻辱，抬不起头。每当想要挣脱这份耻辱感的时候，大伯的话像是在提醒他，让他在自卑的漩涡里越陷越深。

所以当沈奶奶想要走近他，给他关爱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反抗。

17岁的文仔不知道什么是“爱”，也就更无法从爱、怜悯、可怜以及羞辱之中识别出那个本应属于自己的“爱”。

刘神隐经历过很多极端的现场，大多数痕迹都留在表面，残忍、血腥。但文仔的案子让他明白，那些看不见却留在心里的痕迹，往往更加触目惊心。

它们可以从内里摧毁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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