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儿死了，全国媒体都说：怪她性观念太开放 | 天才档案11

  

我差点被吓死了。

昨天东京奥运会开幕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是奥组委在几天前线上举办的节目，表演过于瘆人。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些表演，是演员们轮番以代表太阳、水、风、云、木、花、黑暗、雷电寓意的道具服，用身体表达自然万物。

日本与中国是邻国，文化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很多时候就像这个节目，他们会以我们不理解的方式做一件事。

再举个例子，日本几乎所有新闻媒体都在“互相模仿”，并且以此为荣。据调查，日本全国性报纸新闻内容雷同的将近七成，报道风格一样的也将近七成。

这是因为日本新闻圈里有一个叫做“记者俱乐部”的东西，只有精英媒体才可以加入，加入后才可以采访政府，而最后用什么口径发什么新闻，都由俱乐部（实际就是日本政府）做主，敢有违抗的就会被开除。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报道偏差，将会出现可怕的后果，甚至可能会“杀人”。

当年的报道：喜爱名牌的女大学生

2002年，日本著名调查记者清水洁在进入日本电视台半年之后，给同事们准备了一次报道伦理的学习会。

那天，会场里来了两百多名记者，但是被请上台发言的，却是一对毫无媒体从业经验的中年夫妻。

清水洁对这对夫妻说：“今天，你们就把日本电视台干过的坏事都说个遍。”

（以下主要来自清水洁叙述）

对于社会记者来说，手机一响，假期泡汤。

“清水，有消息称埼玉县桶川站附近有个女人被杀了”，电话那头传来了老搭档的声音，“似乎是随机杀人”。

1999年，日本陆续发生多起杀害事件，遇害的都是与凶手非亲非故的一般民众，甚至有报纸提到，今年的关键词可以是“连环随机杀人”。

我顾不上抱怨难得的假期就这样没了。我知道案子迟早会落在我的头上，因为不久前我就报道了两起同类案件，隔了才不到三周，这又发生一起。

我任职的《FOCUS》周刊是媒体鄙视链最底端的八卦周刊，没有资格加入“记者俱乐部”，就算去采访警方也不会理睬。

“记者俱乐部”本来是媒体为了采访便利而建立的团体，但现在只是方便政府筛选媒体，进行舆论管控的道具罢了——日本政府通过俱乐部指定报道方针、统一口径；如违背其中的规则，则会被取消参加该俱乐部的资格。

我花了两天从街头和其他媒体报道中得知，1999年10月27日中午12点50分，21岁的女大学生猪野诗织，穿着“黑色迷你裙”、“厚底长靴”、“普拉达的背包”、“古驰的手表”等奢侈品，从桶川站出发上学。

诗织的古驰手表

在停放自行车时，她被凶手从背后刺中腰部，又在胸口补了一刀。凶手笑着逃离了现场，警方不排除随机杀人的可能。

媒体对此争相报道背后是有原因的：年轻的女大学生穿着暴露，爱用奢侈品说明还很拜金。

但我捕捉到的信息却是另一副样子：“年轻女子”、“受害者只有一人”、“凶手笑着离场”。

随机杀人是犯人会发了疯似的不分对象进行砍杀，受害者大多是行动能力弱势的老人孩子，而在大白天闹事杀害一名年轻人，不太符合这类犯罪的特征。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同行给我带来了更加劲爆的消息。

在采访死者家属的时候，弟弟得知姐姐身亡的消息后，说出了让所有人都僵住的话：

“姐姐果真被杀了？”

若非早有预期，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这真的是一场随机杀人案吗？

隔日的报道证实了我的猜测，报道说，诗织死前曾向警方求助称被前男友跟踪骚扰。

联系到诗织弟弟的反应，这起案子绝对和前男友脱不开干系。

我想要线索，但身在记者俱乐部的高墙之外，让我无法直接访问警方。我想到了专门跑警察线的死党同行，他应该会知道些什么。

我打电话请教他，短暂的沉默后，他说，跟踪狂也就是前男友名叫小松和人，27岁，职业住址不详。

眼看着截稿日逼近，我等不下去了，只能采取最笨的方法——寻找诗织身边的人，看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前男友的事情。

我去到了案发现场和每一个献花的人攀谈，接着联系到了诗织的高中同学，甚至要到了同学录。

但电话越打我越发觉得不对劲：所有人都对关于小松的事情三缄其口，越是和诗织亲近的人，表现越敏感。

当时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如今回想，那是恐惧，和后来包围我的恐惧一样。

人们在诗织的出事的现场献花

隔天，我终于找到两位愿意接受访谈的诗织朋友。

“不能用电话讲吗？”诗织朋友不断要求，但是对记者来说，面对面与透过电话采访，得到的成果是天差地远。

到底是什么让诗织的朋友警戒成这样？如果说真的像其他媒体报道的那样，是一个拜金女被跟踪情杀的猎奇案子，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戒心才对。

如果说招摇的外形是被杀的原因的话，我会把它如实写下来告诫女孩子，小心那些别用心的人；但如果不是，我应该还她清白。

我不断加码条件，不写出姓名、不拍照，写成报道的时候，绝对会尽可能细心留意，让文章内容看不出是谁说的。

对方总算答应了我的请求，“不晓得会被谁看到还是听到，太危险了。”

我内心有些傻眼。吓成这样，到底是在担心什么？

最后我们约在了一家KTV的包间。采访那天，我还没完全坐下，就看见诗织朋友的双拳握得死紧，在膝上微微颤抖着，劈头便说：

“诗织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诗织与小松认识的那一天，是还沉浸在新年气氛的1月6日。诗织正在街上和女性朋友拍大头贴，可是正巧机器坏了。就在这时，小松出现了。

小松对诗织一见钟情。他自我介绍说，是从事汽车销售的23岁青年实业家。诗织没有怀疑，就这样相信了，几个人一起去了KTV唱歌。

之后，两人的感情进展得很快，还一起去冲绳旅行。诗织记得，小松最喜欢冲绳。

小松还喜欢用奢侈品给诗织打扮，可诗织从不喜欢名贵物品，只有在和小松约会的时候才会穿上这些。她有些不安，说“我已经收了你将近十年的生日和圣诞礼物，不用再送了。”

小松突然暴怒，说这就是自己的爱情表现。诗织不知所措。在另一次经历后，两人的关系变质了。

那天，诗织去小松的公寓玩，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房间里放了一台摄影机。

诗织随口问道：“怎么会有摄影机？”结果小松当场抓住诗织的手，把她拖到隔壁房间去了。

“啰唆什么！”小松瞪着惊吓到一动也不敢动的诗织，拳头“砰砰砰”地重捶在墙上。

这番言行，难以相信是出自于刚交往时斯文体贴的小松。小松威胁她，如果不听话就去她家里闹。家人恰恰是诗织的软肋。

“你只要照着我说的，乖乖听话就是了。”从这天开始，诗织的生活完全被小松控制了。

小松开始逐一检查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隔三十分钟就打她的手机，如果她没接，甚至会打到她家或朋友那里，所以诗织不敢关掉手机。

诗织的身边开始出现奇怪的男人，有疑似征信社（日本的非法私家侦探）的人一整天监视着她的行动。

小松则若无其事地在诗织面前细数每一天她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并电话骚扰威胁诗织的每一个朋友。

诗织一直默默忍耐，可小松越发变本加厉。

他先是用人脉威胁诗织说，要裁掉她的父亲，又是逼迫诗织下跪。“我想杀你，甚至都不用亲自动手。”

多次死亡威胁后，诗织濒临极限了，就和家里人坦白自己和小松的关系。在家里人的鼓励下，诗织决定报警。

其实，在最开始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朋友就建议过诗织录下每一次会面的声音。可没想到，即使这些录音也无法拯救她。

6月16日，诗织一家拿着录音带前往上尾警察署报案。然而警方的反应十分冷漠，甚至还对诗织一家人说出难以置信的话：“收了那么多礼物，才说要分手，这种男女问题，警察是不能插手的。”

而这些录音带里，不乏小松的威胁：“我要把你逼到家破人亡，你等着去卖身吧。”

听到这些录音，上尾警署的那名刑警仍说：“跟这次的事无关。”

在日本，警方处理案子目的是“解决案子”，立案了一定是有罪的，所以只有符合标准才立案，小松没有犯罪，只嫌疑还不够。

男女关系到底能不能立案，全凭办案人员的主观意愿。

报警无果，诗织把那些礼物全部寄回小松的公寓。之后的一个月，表面上风平浪静地过去了。

7月13日，诗织家附近的招牌、电线杆、石墙，都贴满了以她的照片制作的招嫖传单。与此同时还发现了印着诗织照片和电话的卡片，写着“等你来援交”。

诗织越来越害怕，和朋友提起会被小松杀掉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家人和朋友都鼓励她，只要她能刑事告诉，警方就不得不行动起来。

“绝对不会屈服，我要努力活下去”——诗织这样对朋友说。

7月29日，警方总算是受理报案了。可好景不长，一名刑警来到诗织家要求撤销报案，理由不明。

诗织听到这件事，立刻想起小松说过好几次的话：“我在警界高层跟政治圈有一堆朋友。”

就这样在骚扰和报警中过了三个月，她以死亡结束了她惊弓之鸟般的日子，就像她一再反复向朋友诉说的那样。

听完诗织朋友的讲述，难怪说诗织是被警察杀死的。

我有些坐立难安，开始理解为什么诗织的朋友会那么恐惧了。

因为我也感受到一股仿佛怎么样都无法撤底抹去，若有似无地黏附在皮肤上的，被监视的感觉。

对警方彻底绝望的诗织，却试图让别人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而我能做的，就是书写，将知道的事实传达给世人。

我想要写，活在“我会被杀”的恐惧中，留下遗言死去的被害人，重点展示诗织遭到的跟踪骚扰。

我还有着一些小小的私心，我写下副标“死者托付给好友的凶手姓名”，以传达出我的讯息，“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为什么要逃。”

当然，还有两个关键信息需要追查：

第一，逃离现场的男子，也就是刀捅诗织的人，是身高约170厘米，三十岁左右的胖子，而诗织朋友形容，小松身高180厘米，偏瘦，显然是不同的两个人。

第二，那个来到诗织家里的，要求撤案的刑警是谁？

在一连串跟踪骚扰行为里，自从六月以后，完全没人看见小松。不管怎么看，表面上他都与这些事情毫无瓜葛。

我把这些情报告诉了死党，他说，警方搜查本部已经盯上小松了，但还没有查到踪迹。

他还告诉我，小松其实是色情按摩店老板，池袋就有6家店铺。言下之意就是，别白费力气了，店铺有警察在监视。

我只得作罢，安心回去写稿子。这是我对诗织的第一篇稿子，详细写出了诗织遭受的跟踪和骚扰，以及诗织与K（小松化名）的真实关系。

很遗憾，稿子发出之后，并没有引起多大反馈，只有同行问了几句，也没有人继续跟踪下去。

直到稿子发布一周后，编辑部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那个可怕的前男友K，是小松吧？”电话那边的人自称是小松按摩店的相关人士。和诗织的朋友一样，这个人也认为小松是个危险人物，他愿意当线人提供情报。

从他口中得知，小松的店铺主打人妻特色服务，在当地还是很有名气的。

既然小松的店铺进不去，我决定从周边入手，扮成嫖客向其他业内人士打听小松的情况。

我来到了线人提供的小松店铺所在的街道，逢人就问，我喜欢人妻，有没有地方介绍。

奇妙的是，不管我去哪里、怎样采访，都不曾碰到警察的搜查员，甚至没有人提到“有警察上门”。那些据说多达一百名的刑警到底在做什么？

在一步步暗访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不少业内人士，但小松的行踪仍然成谜。无奈之中，我捅破了记者身份，让那些业内人士有消息就通知我。

与此同时，死党带来了那个撤案刑警的消息。

警方称，据调查，该男子应是假刑警，警察不可能说这种话。当时我也觉得假冒警察这个解释是合理的，便接受了这个说法。

第二次报道，我仍然详细写了诗织的遭遇，并用在走访中得知的小松经营非法色情产业、雇佣假刑警等细节，来衬托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

但我没想到，这篇报道发出来才一个月，其他同行像是约好了一样，开始抹黑诗织是一个拜金女。

我看到媒体上，满眼都是“曾经堕入酒家的女大学生”、“迷恋名牌”，这些与命案毫无关联、大书特书被害人隐私的内容，深深刺痛着我的眼睛。

虽然报道的内容都是事实——诗织确实曾在提供酒类的店家工作过，她有普拉达和古驰等名牌用品，但这些事实却被过度放大。

诗织是在朋友拜托下才去打工，想辞也辞不掉，但那地方却被写得好像什么色情场所，甚至有媒体说她就是在那里和小松认识的。

服装也是，听到警方在记者会上描述的诗织服装时，我确实也觉得以学生来说，似乎有些招摇。但穿什么衣服，能构成一个人被杀的理由吗？

这些仿佛在说“被害人自己也有责任”的报道，令我气愤极了。

毫无疑问，写这些的媒体都是记者俱乐部的成员。由记者俱乐部控制的集团化模式，使得不同报纸新闻内容的重复率较高。

一份调查显示，日本全国性报纸新闻内容雷同的占67%；报道风格呈现“一个面孔”的占69.7%。但即便如此也没人敢不听俱乐部的，搞独家新闻，因为那会被取消参加俱乐部的资格，从而失去对政府的所有采访，比如我们杂志。

在诗织的新闻里，记者俱乐部也统一了口径和内容，将重点放在了受害者的私生活和污名化上。

我不是俱乐部成员，也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但比起这些同行，警方在记者会上的作为，更令我作呕。

记者会弥漫着一股奇妙的亲昵气氛，两名警察干部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这是一个酒家女遇害的三流案件啦”。

就在有记者询问诗织被刺伤的部位时，代理一课长缓缓站了起来，翘起屁股，手掌开始拍打自己的腰部：“用埼玉方言来说，应该就是‘腰子’这里吧，哈哈哈……”  

警察甚至批判诗织“性观念自由开放，索讨昂贵的礼物，厌恶束缚，任意行动”。

记者会上的警察嬉皮笑脸地问：“请不要提出严肃的问题哦”

如果说，被害人的特征是引发命案的原因，我会认真的报道分析，以起到警示作用。但这起案件，显然诗织被害与她的特征毫无关系。

更别说认识小松之前打工的经历了。受害者没有任何过错，跟踪狂才应该是焦点。

但我也明白，查不到加害人的案件，报道的中心经常就会偏向被害人。

我必须找到凶手。

在最开始给案件定性“随机杀人”的时候，我就怀疑过那个三十岁左右170厘米的凶手目的性太明确了，就是为了杀死诗织的。如果说凶手是在小松手下工作，很可能我的线人会有印象。

线人听了我对犯人的外貌描述，说道，杀人的胖子不出意外是久保田，小松的手下，常穿着蓝色上衣，早年是黑帮成员，11月2日前后就消失了。

时间吻合。我赶紧通知了我的死党，让他试试看警方那边能不能查到些什么。

不久后他激动地告诉我，搜查员拿着久保田的照片火速和目击者确认，下手行凶的果然是久保田，而久保田的上司就是小松。

命案完全连成一线了。

问题是，他们到底在哪儿？

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之前的某位色情业内人士给我带来了好消息。

“清水先生，小松还有一家在西川口的店正在营业。”

如果消息属实，那么小松和久保田很可能在那里藏身。我连忙动身前往，根据线报找到了那家藏在公寓里的店。

编辑部调来了搭档和另外两个同事协助我取证，我反复告诫他们，小松或久保田现身时，千万只拍照就好，绝对不追人——不能被他们察觉我们在行动，是这场监视的首要条件。

况且，这家店警方都还没有查到。被疑犯跑了是小，万一狗急跳墙，难保不会对我们下手。

监视开始了，随时放马过来吧，让跟踪狂对决跟踪狂！

监视小组日复一日盯着铁门，拍摄进出公寓的每一个人，但拍摄难度却很大。

因为看过小松照片，所以我们认得他，但久保田我们只知道他的身体特征。不仅如此，为了拍到正脸，按快门的机会只有开门的那一刹那。

监视过了一星期的时候，我决定对拍下来的照片进行“面确”，也就是把照片拿给别人看，问出身份。

我让暗房将一套照片洗成两份，逐一编号，相同的照片号码一致，把它们拿给我的线人辨认。

我们约定好，将装好照片的文件袋放在池袋西口公园的一个灌木丛里，他会在我走了之后拿回家仔细辨认，再通过编号和我在电话中核对。

交付完成后，没过多久，线人告诉我，里面没有他认识的人。

追查再一次陷入了瓶颈，我有些怀疑是不是侦查方向错了。毕竟完全没看到警方在这里有任何动作，他们真的在办案吗？

但一想到被媒体乱写成酒家女，穿戴名牌爱慕虚荣的诗织，我又觉得必须还她一个清白。

只要案件有进展，就可以拉回来媒体报道的风向。

这时，我又收到了新消息。小松的手下在池袋开了一家新店，并且有人看到了久保田最好的朋友出入。

我马上安排搭档回来和我一起监视这家店，但附近唯一能清晰拍到开门的地方，只有周围的大楼。这可让我有些泄气。

我掏出笔记本，看着里面记录的诗织的遗言、甘冒危险协助我的人们，我不能就此放弃，这个地方是久保田出没最有可能的地点。

我四处拜托大楼管理员，可在完全不透露理由的情况下，请对方提供场所怎么想都不太现实。

就在我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后，终于有一位管理员接受了我的请求，“看在你这么拼命的份上，就借给你吧。”

又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12月6日，凌晨4点，搭档的声音难得有些激动。

我有了预感。

“我们拍到了一个男人，肥胖、短发，西装底下穿蓝衬衫，这个人……” 后半我听不见了。

久保田被警察逮捕的一瞬间

我赶忙洗出照片，联系了线人，用和上次一样的方法请他辨认。

不知过了多久，我等来了扭转战局的电话：“是久保田，拍得真好。”

我们比警方更快逮到凶手了。

“我们拍到久保田了，还有他的同伙。”说完，我听到电话那边的死党倒抽了一口凉气。我告诉了他拍摄的详细地址，让他告之信任的警察，接下来就只等警方发动逮捕。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行动前，我还不能刊发照片。

在这段时间里，我打算再次拜访诗织家。先前诗织的家人完全拒绝媒体采访，因为媒体的采访及报道方式深深伤害了他们。

我无论如何都想听听诗织家的说法，最重要的是，我想告诉他们，已经锁定凶手了。

我在信箱里留下了名片和联系方式，我认定他们不会联系我，这个行为只是我的心理安慰罢了。

哪知这天晚上，手机响了，“我是诗织的父亲……”

在电话里，我告诉他我是如何追查到犯人，如何详尽地还原诗织的受害，拼命恳求如果可以，能够跟我谈一谈吗，可以接受采访吗？

我告诉他，对于逝者来说，无论我写了什么，逝者都不会再回到我们身边了。媒体所能做的，归根结底就是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如果觉得，虽然经历可能会对别人有帮助，但就是不愿意接受采访，那我也尊重这个选择。

他们答应了。几天后，我来到了诗织家里，也许是想要保留诗织生前的原状，玄关依然摆着她的鞋子。

“谢谢你没有丑化诗织，诗织朋友说你是一名值得信赖的记者。”

老实说，作为一名40多岁的大叔，我有些没忍住眼泪。我尽可能照顺序慢慢说明，把至今为止的采访过程，以及透过采访得知的事实告诉两位。

诗织的父母对小松一伙人的身分无知得令人惊讶。这个时候我才了解到，这起案件警方完全没有把任何进展告知诗织的家人。

我和他们确认了之前发生的尾随和威胁事件，全部细节都属实。从他们口里，我也知道了那段时间的诗织，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恐惧之中。

每当有陌生的车子停在家门前，她就会从窗帘缝偷看外面；也经常接到无声电话，一接起来就立刻挂断；只要有一些大的声响，全家都草木皆兵。

由于每天都是这样，她才会去向警方求救，警察却说这案子不会成立。

不过她还是努力留下种种线索。为了不给家人添麻烦，她告诉可以信赖的朋友，也留下了字条。

我不经意地提起，是否有个假警察，要你们撤销报案？

诗织的父母回答说：“不，是真的刑警，也我们报案的时候做笔录的人。”

一瞬间，我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我之前还专门想死党确认过，警方内部调查的结果，就是假刑警。那篇报道发出后，也有不少记者去和上尾警署确认，也得到的是相同的结果。

现在看来，警方撒了谎。

此前一直专注于揪出跟踪狂的我，忽略了一个事实：诗织为什么会对警方感到绝望？

带着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情，我又一次来到了上尾警察署。

路上，我想起诗织朋友在KTV包厢红着眼眶说的话：“靠警方没办法破案吗？”

没办法，这是我的结论。

长年以来，我采访过无数社会案件、事故、灾害等所谓的警察现场。每个星期都跑遍日本各地，复杂的案子也不晓得看过多少了。我曾经与凶嫌争论，也曾经证明案件被告是遭到冤枉，是无辜的。

但我从来没经历过像这样推诿案件的警署，并且最重要的“逮捕”却丝毫没有进展。据说搜查员开始监视池袋以后，久保田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公寓了。

然而我的线人却告诉我完全不同的消息。池袋的那栋公寓一楼是拉面店，据说同一天傍晚，久保田和好友悠哉地在那家面店前面站着聊天。

警察真的有逮捕凶嫌的打算吗？

到了上尾警署后，果不其然，仍在踢我皮球：“没参加记者俱乐部的，不接受采访。”

谁要采访你这种人啊？搞不好我比你还清楚这个案子。

“我是来通知你们的，下周我会公布嫌犯的信息。”

隔天我在编辑部翻看报纸，发现了一则令我脑血管爆裂的报道，“跟踪狂经营的按摩店里有一名可疑男子”。

消息来源是“侦办人员”，代表是从搜查本部泄漏出去的。他们不怕久保田跑了吗？

我有些泄气。但我还是想知道究竟是谁泄露了消息。

我立刻联络死党，他告诉我每到傍晚，上尾警察署前就会停下好几辆东京车牌的租车。

这么看警察不是不抓人，而是根本抓不到人。这不奇怪，搜查员居然特地使用东京的租车，他们的行动怎么可能不被暴露？

煮熟的鸭子都替你摆在眼前了！我连日——甚至是一天好几次和死党交换讯息，“是不是去我们的大楼上面监看比较好？”这些讯息应该也都传给搜查本部了才对。

但搜查本部根本当成耳边风。意思好像是“我们自有我们的做法”。泄露消息，就是你们的做法吗？

但事已至此，从周刊的角度出发，之前的稿子也得上了。

“桶川跟踪狂命案，本刊独家掌握实行犯”。

但是这次的情况，由于凶嫌尚未落网，也不可能刊登出真名。

基于同样的理由，照片也不能使用。搭档拍到的独家照片，久保田的脸被打上了大大的灰色马赛克，内容也不得不修改得更委婉。

刊发前，我再次打开诗织的照片，忍不住在心中呢喃：对不起，结果我无能为力。

进入深夜了，我和死党来到池袋的现场，搜查员还是一样晃来晃去。

但我发现自打告诉他们我要刊发细节之后，截稿时间逼近，搜查员的行动也开始有了变化。包围网愈来愈小，起初监视一到傍晚就收工，现在也持续到夜晚。

12月19日，今天是截稿日，我再一次来到了现场。状况和平常有些不同，熟面孔的搜查员都聚集在那栋公寓附近。

我赶忙打电话给死党告诉他现场有些不一样，但我还是在心里怀疑：星期日，久保田怎么可能在这种假日特地跑来？

回到编辑部，我削好两支铅笔，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时间刚好是一点。我把尖锐的笔尖抵在第一行，视线朝那里望去。就在这一瞬间，我的手机响了。

“就在刚才，久保田被拘提了。”

我高兴得对着电话叫了起来，一次又一次，不停叫。

现在首要任务是更换报道，我不能让那篇对不起诗织的，全是马赛克的报道刊发。

稿子交由资深记者重新写过。我打电话给已经解除待机的搭档，请他立刻赶到上尾。接着我打给诗织的父亲，他才刚从女儿的命案现场回来。

2000年的《FOCUS》第一期，封面头条是《桶川“美女大学生命案”，本刊独家掌握“实行犯”落网前全纪录——走投无路的跟踪狂》，过去累积的一切信息全都塞进里面了。

一旦知道久保田落网，小松的选项就只剩下自首或逃亡。与其让警方像这次一样拖拖拉拉，不如公开他的姓名，以征求更多的信息。

《FOCUS》决定登出小松的姓名与照片。

小松和人

意外的是，搜查本部迟迟没有公布逮捕凶嫌的消息。“久保田是谁？不是小松吗？”其他记者就像无头苍蝇似的。

隶属记者俱乐部意味着，只要警方不发表讯息，你们就只能那样手足无措。

逮捕的共犯有三名，其中一人叫小松武史。已经有电视台开始报道，“跟踪狂小松落网”。

等一下，小松武史？犯人不是小松和人吗？

我在脑海里搜寻这个名字，最后发现，他是小松的哥哥。

但据实行犯供称，小松和人在7月5日左右逃到冲绳去了，那是杀人事件之前三个月，命案当天他好像也在冲绳。

感觉好像可以听见小松和人在高声大笑：“我才不会自己动手。只要有钱，自然有人愿意替我效劳。”

既然知道逃逸地点，为什么不发布通缉令？联系到之前警方的办案效率，我只能猜测，他们是故意不抓小松的，因为久保田是持刀杀人的人，抓到他就可以结案了。

虽然杀人实行犯落网了，但不直接找到小松本人采访，还是无法进入命案深层。不过命案前3个月小松就消失了，况且我追查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小松的下落。

一通意外来电，让案件发生了转机。

“小松从五月就开始追求我”，电话里的女人自称是小松的朋友，“我想要知道小松的下落”。

事实上，目前应该只有我做过详尽的报道，她打来电话倒是没有让我意外。从口气听来，她对小松的行踪似乎也握有某些线索。

我必须要见她一面。

我们约在池袋碰面，而且是人潮汹涌的三越百货前，对面也有派出所。老实说，其实我很害怕。

我们查出实行犯，拍到他们的照片，甚至把他们逼到落网。而且，我上过电视，长相已经曝光，对于现在还在暗处的小松来说，杀掉我太容易了。

“我绝对不会放过瞧不起我的人，我要彻底把你搞垮。”他是会这样激动发飙的个性。

这时有一名女子指名要找“桶川命案的负责记者”，来见我的，真的会是女人吗？

傍晚的池袋街道呈现出十二月底的热闹，车窗外是过着幸福普通生活的人们，到处都是大批走动的购物人潮。

我害怕人潮。人多成这样，即使有人意图攻击我，也完全看不出来。

“如果我现在死掉，一定就是小松杀的。”现在的我，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更接近诗织当时的心情。

下一瞬间，我的眼睛在杂沓人群中发现了一个人影。我的眼睛盯在那个人身上，惊讶得腿都快软了。

来人不是小松也不是持刀的肥胖男子，怎么看，那人都是诗织。

当然她不是，只是长得太像了。女子自称佳织，是小松现任女友，读了报道后，联络了搜查本部。但警方高高在上的回应让她觉得无法信任。

他们不问案情，专门问她和小松交往的事情，最后还打发佳织去警署。

佳织对我说，她想要见小松，想要找到他，劝他自首。

佳织说的内容，证实了诗织一直以来遭受到小松跟踪骚扰。不仅如此，她表示，小松曾在她面前表示过要杀了诗织，让她活不到2000年。

在找到小松之前，我决定，先把警方办案不力进行报道，以促使他们追缉小松。

但我需要先解决一个问题：小松和人为什么至今都没有被通缉？

搜查本部自己说是从小松和人开始查起，才能逮捕到久保田，然后久保田供称“是武史委托我的”，所以把哥哥也给逮捕。

每一个环节的侦办过程根本刻意绕过了小松和人。我甚至怀疑，警方已经写好了一个哥哥是主犯的剧本。

我开车去了上尾警署，想要验证一下我的想法。

又是熟悉的踢皮球，甚至还质疑我的线索从哪里来的。再问为什么不通缉小松和人，副署长说：“没那个必要。”

我们决定毫不留情、直截了当地全写出来，警方7次拒绝了诗织的求助，标题是《不愿逮捕桶川女大学生命案的“主犯”，埼玉县警的“消极办案”》。

刊登前，我和总编请示，在文末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接受线报。

一周后，警方逮捕了大批涉案人员，并发布了小松的通缉令。

我没有去冲绳，因为自打上篇报道发布后，冲绳挤满了警察和记者，去了也没用。

为了讨吉利，我把手机铃声换成了冲绳民谣。1月19日，唱起冲绳民谣的手机另一头传来的声音，指示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个方向。

“小松和人在北海道。”

打电话来的是北海道的黑帮人士。

“小松出一个亿拜托北海道某个帮派安排他逃走”，黑帮人士说，“被通缉后打算逃亡到俄罗斯，但帮派怕是会直接做掉他”。

从线人提供的信息，我得知了小松进出札幌的几家店名、可能居住的屋子和公寓。我决定跑一趟，这次我带上了佳织，毕竟有她在更容易引出小松。

虽然我们扑了空，北海道之行一无所获——但我还是觉得需要写一篇报道。

回到东京，我在报道中揭露小松人在札幌，而且处境相当危险。目前应该没有任何媒体掌握到这个消息。

没想到，刊发不久，同行给我打来了电话：“疑似小松的遗体被发现了。”

瞬间我哑然失声。这种结果，岂不是让一切都无法真相大白了吗？

我发了疯似的四处走访询问，最后得知小松是自杀。

他体内验出酒精和类似安眠药的药物，脖子上缠绕着浴衣的带子，应是试图上吊，手臂上也有疑似试图割腕的痕迹，最后跳进屈斜路湖自尽。

屈斜路湖畔

我也知道有传闻说，小松有可能是被人杀害的，但佳织的一通电话，打消了我最后的怀疑。

“小松他哭了。他说既然事情都演变成这样了，他也不用活了……”

原来她收到了小松的“遗言”，两人断断续续地一直有联络。

佳织说，小松哥哥被逮捕的时候，他还说可以拿钱解决。但在他自杀不久前，他突然告诉佳织，他后悔了，他已经不行了，他要去死。

我紧握着手机，想起小松死去的那个地点。他到底是不断逃离什么？后悔着什么？他到底是怎么看待诗织的？

再也没有方法可以确认了。

案子到这里落下了帷幕，但对于我来说，案子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后来，这件事捅到了议员手里，国会着手推动“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立法。

假刑警的事情也有了眉目，据说是警署接受了小松家属的贿赂，还任意篡改了笔录，追责了不少人。

长达19页的宣判书中，只有一句话才是我最初，也是最后的目的：“毫无过失的年轻女被害人”。

走到这一步，经历了太多，我终于还了诗织一个清白。但我仍不知道，为什么警方要在公布受害人的时候，用那样诱导性的词汇。奢侈品，穿着暴露，包括用轻佻的语气告诉记者，是一桩酒家女受害的三流案件。

“酒家女”、“迷恋名牌”等形容，在警方的推波助澜下，塑造出一个甚至让人觉得充满恶意的虚像。

讽刺的是，小松和人一直想要毁掉诗织的清白，而警方和媒体联手达成了他的心愿。

一年后，我再次访问诗织的父亲时，他是这么说的：“我的女儿被杀了三次，一次是被凶手杀死的，一次是被不受理报案的警方杀死的，一次是被媒体杀死的。”

2001年，我所在的周刊停刊了。同年，我的女儿去世。这两件事情加起来，更加坚定了我要继续做和生命有关的报道。

在找新的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当时抹黑诗织最起劲的日本电视台邀请我去工作，就是他们一个劲儿地渲染，诗织曾经在性风俗店打工。

既然这样，我就从内部给他们来个大改造吧！2001年年底，我加入了日本电视台，那年我44岁，负责记者的培训工作。

入台半年之后，我多少有了点发言权，就搞了一个报道伦理的学习会。

那天会场里来了两百多记者，我把诗织父母也请来了，跟他们说“今天你们就把日本电视台干过的坏事都说个遍！”

他们说完之后，当年参与报道的记者、摄影师们都哭了，一直跟猪野夫妻道歉。

时至今日，“记者俱乐部”也在互联网浪潮中逐渐衰弱，现在日本媒体已经不会对警方的发表照单全收了，也会质疑，也会批评。

当年在俱乐部里瞧不起我的人，出来当了管理后，又教育手下的记者，要以我为榜样。

直到现在，我每月还在给新记者上课。

我会告诉那些想要成为记者的人，如果你不清楚媒体行业是个什么状况，那就快逃吧，记者又苦又累。

但如果你知道行业内部的混杂不堪，仍然告诉我“想成为一名记者”——

那就埋头干吧，把一切推翻重来。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些表演，是演员们轮番以代表太阳、水、风、云、木、花、黑暗、雷电寓意的道具服，用身体表达自然万物。

日本与中国是邻国，文化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很多时候就像这个节目，他们会以我们不理解的方式做一件事。

再举个例子，日本几乎所有新闻媒体都在“互相模仿”，并且以此为荣。据调查，日本全国性报纸新闻内容雷同的将近七成，报道风格一样的也将近七成。

这是因为日本新闻圈里有一个叫做“记者俱乐部”的东西，只有精英媒体才可以加入，加入后才可以采访政府，而最后用什么口径发什么新闻，都由俱乐部（实际就是日本政府）做主，敢有违抗的就会被开除。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报道偏差，将会出现可怕的后果，甚至可能会“杀人”。

当年的报道：喜爱名牌的女大学生

2002年，日本著名调查记者清水洁在进入日本电视台半年之后，给同事们准备了一次报道伦理的学习会。

那天，会场里来了两百多名记者，但是被请上台发言的，却是一对毫无媒体从业经验的中年夫妻。

清水洁对这对夫妻说：“今天，你们就把日本电视台干过的坏事都说个遍。”

（以下主要来自清水洁叙述）

对于社会记者来说，手机一响，假期泡汤。

“清水，有消息称埼玉县桶川站附近有个女人被杀了”，电话那头传来了老搭档的声音，“似乎是随机杀人”。

1999年，日本陆续发生多起杀害事件，遇害的都是与凶手非亲非故的一般民众，甚至有报纸提到，今年的关键词可以是“连环随机杀人”。

我顾不上抱怨难得的假期就这样没了。我知道案子迟早会落在我的头上，因为不久前我就报道了两起同类案件，隔了才不到三周，这又发生一起。

我任职的《FOCUS》周刊是媒体鄙视链最底端的八卦周刊，没有资格加入“记者俱乐部”，就算去采访警方也不会理睬。

“记者俱乐部”本来是媒体为了采访便利而建立的团体，但现在只是方便政府筛选媒体，进行舆论管控的道具罢了——日本政府通过俱乐部指定报道方针、统一口径；如违背其中的规则，则会被取消参加该俱乐部的资格。

我花了两天从街头和其他媒体报道中得知，1999年10月27日中午12点50分，21岁的女大学生猪野诗织，穿着“黑色迷你裙”、“厚底长靴”、“普拉达的背包”、“古驰的手表”等奢侈品，从桶川站出发上学。

诗织的古驰手表

在停放自行车时，她被凶手从背后刺中腰部，又在胸口补了一刀。凶手笑着逃离了现场，警方不排除随机杀人的可能。

媒体对此争相报道背后是有原因的：年轻的女大学生穿着暴露，爱用奢侈品说明还很拜金。

但我捕捉到的信息却是另一副样子：“年轻女子”、“受害者只有一人”、“凶手笑着离场”。

随机杀人是犯人会发了疯似的不分对象进行砍杀，受害者大多是行动能力弱势的老人孩子，而在大白天闹事杀害一名年轻人，不太符合这类犯罪的特征。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同行给我带来了更加劲爆的消息。

在采访死者家属的时候，弟弟得知姐姐身亡的消息后，说出了让所有人都僵住的话：

“姐姐果真被杀了？”

若非早有预期，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这真的是一场随机杀人案吗？

隔日的报道证实了我的猜测，报道说，诗织死前曾向警方求助称被前男友跟踪骚扰。

联系到诗织弟弟的反应，这起案子绝对和前男友脱不开干系。

我想要线索，但身在记者俱乐部的高墙之外，让我无法直接访问警方。我想到了专门跑警察线的死党同行，他应该会知道些什么。

我打电话请教他，短暂的沉默后，他说，跟踪狂也就是前男友名叫小松和人，27岁，职业住址不详。

眼看着截稿日逼近，我等不下去了，只能采取最笨的方法——寻找诗织身边的人，看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前男友的事情。

我去到了案发现场和每一个献花的人攀谈，接着联系到了诗织的高中同学，甚至要到了同学录。

但电话越打我越发觉得不对劲：所有人都对关于小松的事情三缄其口，越是和诗织亲近的人，表现越敏感。

当时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如今回想，那是恐惧，和后来包围我的恐惧一样。

人们在诗织的出事的现场献花

隔天，我终于找到两位愿意接受访谈的诗织朋友。

“不能用电话讲吗？”诗织朋友不断要求，但是对记者来说，面对面与透过电话采访，得到的成果是天差地远。

到底是什么让诗织的朋友警戒成这样？如果说真的像其他媒体报道的那样，是一个拜金女被跟踪情杀的猎奇案子，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戒心才对。

如果说招摇的外形是被杀的原因的话，我会把它如实写下来告诫女孩子，小心那些别用心的人；但如果不是，我应该还她清白。

我不断加码条件，不写出姓名、不拍照，写成报道的时候，绝对会尽可能细心留意，让文章内容看不出是谁说的。

对方总算答应了我的请求，“不晓得会被谁看到还是听到，太危险了。”

我内心有些傻眼。吓成这样，到底是在担心什么？

最后我们约在了一家KTV的包间。采访那天，我还没完全坐下，就看见诗织朋友的双拳握得死紧，在膝上微微颤抖着，劈头便说：

“诗织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诗织与小松认识的那一天，是还沉浸在新年气氛的1月6日。诗织正在街上和女性朋友拍大头贴，可是正巧机器坏了。就在这时，小松出现了。

小松对诗织一见钟情。他自我介绍说，是从事汽车销售的23岁青年实业家。诗织没有怀疑，就这样相信了，几个人一起去了KTV唱歌。

之后，两人的感情进展得很快，还一起去冲绳旅行。诗织记得，小松最喜欢冲绳。

小松还喜欢用奢侈品给诗织打扮，可诗织从不喜欢名贵物品，只有在和小松约会的时候才会穿上这些。她有些不安，说“我已经收了你将近十年的生日和圣诞礼物，不用再送了。”

小松突然暴怒，说这就是自己的爱情表现。诗织不知所措。在另一次经历后，两人的关系变质了。

那天，诗织去小松的公寓玩，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房间里放了一台摄影机。

诗织随口问道：“怎么会有摄影机？”结果小松当场抓住诗织的手，把她拖到隔壁房间去了。

“啰唆什么！”小松瞪着惊吓到一动也不敢动的诗织，拳头“砰砰砰”地重捶在墙上。

这番言行，难以相信是出自于刚交往时斯文体贴的小松。小松威胁她，如果不听话就去她家里闹。家人恰恰是诗织的软肋。

“你只要照着我说的，乖乖听话就是了。”从这天开始，诗织的生活完全被小松控制了。

小松开始逐一检查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隔三十分钟就打她的手机，如果她没接，甚至会打到她家或朋友那里，所以诗织不敢关掉手机。

诗织的身边开始出现奇怪的男人，有疑似征信社（日本的非法私家侦探）的人一整天监视着她的行动。

小松则若无其事地在诗织面前细数每一天她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并电话骚扰威胁诗织的每一个朋友。

诗织一直默默忍耐，可小松越发变本加厉。

他先是用人脉威胁诗织说，要裁掉她的父亲，又是逼迫诗织下跪。“我想杀你，甚至都不用亲自动手。”

多次死亡威胁后，诗织濒临极限了，就和家里人坦白自己和小松的关系。在家里人的鼓励下，诗织决定报警。

其实，在最开始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朋友就建议过诗织录下每一次会面的声音。可没想到，即使这些录音也无法拯救她。

6月16日，诗织一家拿着录音带前往上尾警察署报案。然而警方的反应十分冷漠，甚至还对诗织一家人说出难以置信的话：“收了那么多礼物，才说要分手，这种男女问题，警察是不能插手的。”

而这些录音带里，不乏小松的威胁：“我要把你逼到家破人亡，你等着去卖身吧。”

听到这些录音，上尾警署的那名刑警仍说：“跟这次的事无关。”

在日本，警方处理案子目的是“解决案子”，立案了一定是有罪的，所以只有符合标准才立案，小松没有犯罪，只嫌疑还不够。

男女关系到底能不能立案，全凭办案人员的主观意愿。

报警无果，诗织把那些礼物全部寄回小松的公寓。之后的一个月，表面上风平浪静地过去了。

7月13日，诗织家附近的招牌、电线杆、石墙，都贴满了以她的照片制作的招嫖传单。与此同时还发现了印着诗织照片和电话的卡片，写着“等你来援交”。

诗织越来越害怕，和朋友提起会被小松杀掉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家人和朋友都鼓励她，只要她能刑事告诉，警方就不得不行动起来。

“绝对不会屈服，我要努力活下去”——诗织这样对朋友说。

7月29日，警方总算是受理报案了。可好景不长，一名刑警来到诗织家要求撤销报案，理由不明。

诗织听到这件事，立刻想起小松说过好几次的话：“我在警界高层跟政治圈有一堆朋友。”

就这样在骚扰和报警中过了三个月，她以死亡结束了她惊弓之鸟般的日子，就像她一再反复向朋友诉说的那样。

听完诗织朋友的讲述，难怪说诗织是被警察杀死的。

我有些坐立难安，开始理解为什么诗织的朋友会那么恐惧了。

因为我也感受到一股仿佛怎么样都无法撤底抹去，若有似无地黏附在皮肤上的，被监视的感觉。

对警方彻底绝望的诗织，却试图让别人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而我能做的，就是书写，将知道的事实传达给世人。

我想要写，活在“我会被杀”的恐惧中，留下遗言死去的被害人，重点展示诗织遭到的跟踪骚扰。

我还有着一些小小的私心，我写下副标“死者托付给好友的凶手姓名”，以传达出我的讯息，“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为什么要逃。”

当然，还有两个关键信息需要追查：

第一，逃离现场的男子，也就是刀捅诗织的人，是身高约170厘米，三十岁左右的胖子，而诗织朋友形容，小松身高180厘米，偏瘦，显然是不同的两个人。

第二，那个来到诗织家里的，要求撤案的刑警是谁？

在一连串跟踪骚扰行为里，自从六月以后，完全没人看见小松。不管怎么看，表面上他都与这些事情毫无瓜葛。

我把这些情报告诉了死党，他说，警方搜查本部已经盯上小松了，但还没有查到踪迹。

他还告诉我，小松其实是色情按摩店老板，池袋就有6家店铺。言下之意就是，别白费力气了，店铺有警察在监视。

我只得作罢，安心回去写稿子。这是我对诗织的第一篇稿子，详细写出了诗织遭受的跟踪和骚扰，以及诗织与K（小松化名）的真实关系。

很遗憾，稿子发出之后，并没有引起多大反馈，只有同行问了几句，也没有人继续跟踪下去。

直到稿子发布一周后，编辑部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那个可怕的前男友K，是小松吧？”电话那边的人自称是小松按摩店的相关人士。和诗织的朋友一样，这个人也认为小松是个危险人物，他愿意当线人提供情报。

从他口中得知，小松的店铺主打人妻特色服务，在当地还是很有名气的。

既然小松的店铺进不去，我决定从周边入手，扮成嫖客向其他业内人士打听小松的情况。

我来到了线人提供的小松店铺所在的街道，逢人就问，我喜欢人妻，有没有地方介绍。

奇妙的是，不管我去哪里、怎样采访，都不曾碰到警察的搜查员，甚至没有人提到“有警察上门”。那些据说多达一百名的刑警到底在做什么？

在一步步暗访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不少业内人士，但小松的行踪仍然成谜。无奈之中，我捅破了记者身份，让那些业内人士有消息就通知我。

与此同时，死党带来了那个撤案刑警的消息。

警方称，据调查，该男子应是假刑警，警察不可能说这种话。当时我也觉得假冒警察这个解释是合理的，便接受了这个说法。

第二次报道，我仍然详细写了诗织的遭遇，并用在走访中得知的小松经营非法色情产业、雇佣假刑警等细节，来衬托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

但我没想到，这篇报道发出来才一个月，其他同行像是约好了一样，开始抹黑诗织是一个拜金女。

我看到媒体上，满眼都是“曾经堕入酒家的女大学生”、“迷恋名牌”，这些与命案毫无关联、大书特书被害人隐私的内容，深深刺痛着我的眼睛。

虽然报道的内容都是事实——诗织确实曾在提供酒类的店家工作过，她有普拉达和古驰等名牌用品，但这些事实却被过度放大。

诗织是在朋友拜托下才去打工，想辞也辞不掉，但那地方却被写得好像什么色情场所，甚至有媒体说她就是在那里和小松认识的。

服装也是，听到警方在记者会上描述的诗织服装时，我确实也觉得以学生来说，似乎有些招摇。但穿什么衣服，能构成一个人被杀的理由吗？

这些仿佛在说“被害人自己也有责任”的报道，令我气愤极了。

毫无疑问，写这些的媒体都是记者俱乐部的成员。由记者俱乐部控制的集团化模式，使得不同报纸新闻内容的重复率较高。

一份调查显示，日本全国性报纸新闻内容雷同的占67%；报道风格呈现“一个面孔”的占69.7%。但即便如此也没人敢不听俱乐部的，搞独家新闻，因为那会被取消参加俱乐部的资格，从而失去对政府的所有采访，比如我们杂志。

在诗织的新闻里，记者俱乐部也统一了口径和内容，将重点放在了受害者的私生活和污名化上。

我不是俱乐部成员，也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但比起这些同行，警方在记者会上的作为，更令我作呕。

记者会弥漫着一股奇妙的亲昵气氛，两名警察干部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这是一个酒家女遇害的三流案件啦”。

就在有记者询问诗织被刺伤的部位时，代理一课长缓缓站了起来，翘起屁股，手掌开始拍打自己的腰部：“用埼玉方言来说，应该就是‘腰子’这里吧，哈哈哈……”  

警察甚至批判诗织“性观念自由开放，索讨昂贵的礼物，厌恶束缚，任意行动”。

记者会上的警察嬉皮笑脸地问：“请不要提出严肃的问题哦”

如果说，被害人的特征是引发命案的原因，我会认真的报道分析，以起到警示作用。但这起案件，显然诗织被害与她的特征毫无关系。

更别说认识小松之前打工的经历了。受害者没有任何过错，跟踪狂才应该是焦点。

但我也明白，查不到加害人的案件，报道的中心经常就会偏向被害人。

我必须找到凶手。

在最开始给案件定性“随机杀人”的时候，我就怀疑过那个三十岁左右170厘米的凶手目的性太明确了，就是为了杀死诗织的。如果说凶手是在小松手下工作，很可能我的线人会有印象。

线人听了我对犯人的外貌描述，说道，杀人的胖子不出意外是久保田，小松的手下，常穿着蓝色上衣，早年是黑帮成员，11月2日前后就消失了。

时间吻合。我赶紧通知了我的死党，让他试试看警方那边能不能查到些什么。

不久后他激动地告诉我，搜查员拿着久保田的照片火速和目击者确认，下手行凶的果然是久保田，而久保田的上司就是小松。

命案完全连成一线了。

问题是，他们到底在哪儿？

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之前的某位色情业内人士给我带来了好消息。

“清水先生，小松还有一家在西川口的店正在营业。”

如果消息属实，那么小松和久保田很可能在那里藏身。我连忙动身前往，根据线报找到了那家藏在公寓里的店。

编辑部调来了搭档和另外两个同事协助我取证，我反复告诫他们，小松或久保田现身时，千万只拍照就好，绝对不追人——不能被他们察觉我们在行动，是这场监视的首要条件。

况且，这家店警方都还没有查到。被疑犯跑了是小，万一狗急跳墙，难保不会对我们下手。

监视开始了，随时放马过来吧，让跟踪狂对决跟踪狂！

监视小组日复一日盯着铁门，拍摄进出公寓的每一个人，但拍摄难度却很大。

因为看过小松照片，所以我们认得他，但久保田我们只知道他的身体特征。不仅如此，为了拍到正脸，按快门的机会只有开门的那一刹那。

监视过了一星期的时候，我决定对拍下来的照片进行“面确”，也就是把照片拿给别人看，问出身份。

我让暗房将一套照片洗成两份，逐一编号，相同的照片号码一致，把它们拿给我的线人辨认。

我们约定好，将装好照片的文件袋放在池袋西口公园的一个灌木丛里，他会在我走了之后拿回家仔细辨认，再通过编号和我在电话中核对。

交付完成后，没过多久，线人告诉我，里面没有他认识的人。

追查再一次陷入了瓶颈，我有些怀疑是不是侦查方向错了。毕竟完全没看到警方在这里有任何动作，他们真的在办案吗？

但一想到被媒体乱写成酒家女，穿戴名牌爱慕虚荣的诗织，我又觉得必须还她一个清白。

只要案件有进展，就可以拉回来媒体报道的风向。

这时，我又收到了新消息。小松的手下在池袋开了一家新店，并且有人看到了久保田最好的朋友出入。

我马上安排搭档回来和我一起监视这家店，但附近唯一能清晰拍到开门的地方，只有周围的大楼。这可让我有些泄气。

我掏出笔记本，看着里面记录的诗织的遗言、甘冒危险协助我的人们，我不能就此放弃，这个地方是久保田出没最有可能的地点。

我四处拜托大楼管理员，可在完全不透露理由的情况下，请对方提供场所怎么想都不太现实。

就在我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后，终于有一位管理员接受了我的请求，“看在你这么拼命的份上，就借给你吧。”

又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12月6日，凌晨4点，搭档的声音难得有些激动。

我有了预感。

“我们拍到了一个男人，肥胖、短发，西装底下穿蓝衬衫，这个人……” 后半我听不见了。

久保田被警察逮捕的一瞬间

我赶忙洗出照片，联系了线人，用和上次一样的方法请他辨认。

不知过了多久，我等来了扭转战局的电话：“是久保田，拍得真好。”

我们比警方更快逮到凶手了。

“我们拍到久保田了，还有他的同伙。”说完，我听到电话那边的死党倒抽了一口凉气。我告诉了他拍摄的详细地址，让他告之信任的警察，接下来就只等警方发动逮捕。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行动前，我还不能刊发照片。

在这段时间里，我打算再次拜访诗织家。先前诗织的家人完全拒绝媒体采访，因为媒体的采访及报道方式深深伤害了他们。

我无论如何都想听听诗织家的说法，最重要的是，我想告诉他们，已经锁定凶手了。

我在信箱里留下了名片和联系方式，我认定他们不会联系我，这个行为只是我的心理安慰罢了。

哪知这天晚上，手机响了，“我是诗织的父亲……”

在电话里，我告诉他我是如何追查到犯人，如何详尽地还原诗织的受害，拼命恳求如果可以，能够跟我谈一谈吗，可以接受采访吗？

我告诉他，对于逝者来说，无论我写了什么，逝者都不会再回到我们身边了。媒体所能做的，归根结底就是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如果觉得，虽然经历可能会对别人有帮助，但就是不愿意接受采访，那我也尊重这个选择。

他们答应了。几天后，我来到了诗织家里，也许是想要保留诗织生前的原状，玄关依然摆着她的鞋子。

“谢谢你没有丑化诗织，诗织朋友说你是一名值得信赖的记者。”

老实说，作为一名40多岁的大叔，我有些没忍住眼泪。我尽可能照顺序慢慢说明，把至今为止的采访过程，以及透过采访得知的事实告诉两位。

诗织的父母对小松一伙人的身分无知得令人惊讶。这个时候我才了解到，这起案件警方完全没有把任何进展告知诗织的家人。

我和他们确认了之前发生的尾随和威胁事件，全部细节都属实。从他们口里，我也知道了那段时间的诗织，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恐惧之中。

每当有陌生的车子停在家门前，她就会从窗帘缝偷看外面；也经常接到无声电话，一接起来就立刻挂断；只要有一些大的声响，全家都草木皆兵。

由于每天都是这样，她才会去向警方求救，警察却说这案子不会成立。

不过她还是努力留下种种线索。为了不给家人添麻烦，她告诉可以信赖的朋友，也留下了字条。

我不经意地提起，是否有个假警察，要你们撤销报案？

诗织的父母回答说：“不，是真的刑警，也我们报案的时候做笔录的人。”

一瞬间，我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我之前还专门想死党确认过，警方内部调查的结果，就是假刑警。那篇报道发出后，也有不少记者去和上尾警署确认，也得到的是相同的结果。

现在看来，警方撒了谎。

此前一直专注于揪出跟踪狂的我，忽略了一个事实：诗织为什么会对警方感到绝望？

带着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情，我又一次来到了上尾警察署。

路上，我想起诗织朋友在KTV包厢红着眼眶说的话：“靠警方没办法破案吗？”

没办法，这是我的结论。

长年以来，我采访过无数社会案件、事故、灾害等所谓的警察现场。每个星期都跑遍日本各地，复杂的案子也不晓得看过多少了。我曾经与凶嫌争论，也曾经证明案件被告是遭到冤枉，是无辜的。

但我从来没经历过像这样推诿案件的警署，并且最重要的“逮捕”却丝毫没有进展。据说搜查员开始监视池袋以后，久保田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公寓了。

然而我的线人却告诉我完全不同的消息。池袋的那栋公寓一楼是拉面店，据说同一天傍晚，久保田和好友悠哉地在那家面店前面站着聊天。

警察真的有逮捕凶嫌的打算吗？

到了上尾警署后，果不其然，仍在踢我皮球：“没参加记者俱乐部的，不接受采访。”

谁要采访你这种人啊？搞不好我比你还清楚这个案子。

“我是来通知你们的，下周我会公布嫌犯的信息。”

隔天我在编辑部翻看报纸，发现了一则令我脑血管爆裂的报道，“跟踪狂经营的按摩店里有一名可疑男子”。

消息来源是“侦办人员”，代表是从搜查本部泄漏出去的。他们不怕久保田跑了吗？

我有些泄气。但我还是想知道究竟是谁泄露了消息。

我立刻联络死党，他告诉我每到傍晚，上尾警察署前就会停下好几辆东京车牌的租车。

这么看警察不是不抓人，而是根本抓不到人。这不奇怪，搜查员居然特地使用东京的租车，他们的行动怎么可能不被暴露？

煮熟的鸭子都替你摆在眼前了！我连日——甚至是一天好几次和死党交换讯息，“是不是去我们的大楼上面监看比较好？”这些讯息应该也都传给搜查本部了才对。

但搜查本部根本当成耳边风。意思好像是“我们自有我们的做法”。泄露消息，就是你们的做法吗？

但事已至此，从周刊的角度出发，之前的稿子也得上了。

“桶川跟踪狂命案，本刊独家掌握实行犯”。

但是这次的情况，由于凶嫌尚未落网，也不可能刊登出真名。

基于同样的理由，照片也不能使用。搭档拍到的独家照片，久保田的脸被打上了大大的灰色马赛克，内容也不得不修改得更委婉。

刊发前，我再次打开诗织的照片，忍不住在心中呢喃：对不起，结果我无能为力。

进入深夜了，我和死党来到池袋的现场，搜查员还是一样晃来晃去。

但我发现自打告诉他们我要刊发细节之后，截稿时间逼近，搜查员的行动也开始有了变化。包围网愈来愈小，起初监视一到傍晚就收工，现在也持续到夜晚。

12月19日，今天是截稿日，我再一次来到了现场。状况和平常有些不同，熟面孔的搜查员都聚集在那栋公寓附近。

我赶忙打电话给死党告诉他现场有些不一样，但我还是在心里怀疑：星期日，久保田怎么可能在这种假日特地跑来？

回到编辑部，我削好两支铅笔，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时间刚好是一点。我把尖锐的笔尖抵在第一行，视线朝那里望去。就在这一瞬间，我的手机响了。

“就在刚才，久保田被拘提了。”

我高兴得对着电话叫了起来，一次又一次，不停叫。

现在首要任务是更换报道，我不能让那篇对不起诗织的，全是马赛克的报道刊发。

稿子交由资深记者重新写过。我打电话给已经解除待机的搭档，请他立刻赶到上尾。接着我打给诗织的父亲，他才刚从女儿的命案现场回来。

2000年的《FOCUS》第一期，封面头条是《桶川“美女大学生命案”，本刊独家掌握“实行犯”落网前全纪录——走投无路的跟踪狂》，过去累积的一切信息全都塞进里面了。

一旦知道久保田落网，小松的选项就只剩下自首或逃亡。与其让警方像这次一样拖拖拉拉，不如公开他的姓名，以征求更多的信息。

《FOCUS》决定登出小松的姓名与照片。

小松和人

意外的是，搜查本部迟迟没有公布逮捕凶嫌的消息。“久保田是谁？不是小松吗？”其他记者就像无头苍蝇似的。

隶属记者俱乐部意味着，只要警方不发表讯息，你们就只能那样手足无措。

逮捕的共犯有三名，其中一人叫小松武史。已经有电视台开始报道，“跟踪狂小松落网”。

等一下，小松武史？犯人不是小松和人吗？

我在脑海里搜寻这个名字，最后发现，他是小松的哥哥。

但据实行犯供称，小松和人在7月5日左右逃到冲绳去了，那是杀人事件之前三个月，命案当天他好像也在冲绳。

感觉好像可以听见小松和人在高声大笑：“我才不会自己动手。只要有钱，自然有人愿意替我效劳。”

既然知道逃逸地点，为什么不发布通缉令？联系到之前警方的办案效率，我只能猜测，他们是故意不抓小松的，因为久保田是持刀杀人的人，抓到他就可以结案了。

虽然杀人实行犯落网了，但不直接找到小松本人采访，还是无法进入命案深层。不过命案前3个月小松就消失了，况且我追查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小松的下落。

一通意外来电，让案件发生了转机。

“小松从五月就开始追求我”，电话里的女人自称是小松的朋友，“我想要知道小松的下落”。

事实上，目前应该只有我做过详尽的报道，她打来电话倒是没有让我意外。从口气听来，她对小松的行踪似乎也握有某些线索。

我必须要见她一面。

我们约在池袋碰面，而且是人潮汹涌的三越百货前，对面也有派出所。老实说，其实我很害怕。

我们查出实行犯，拍到他们的照片，甚至把他们逼到落网。而且，我上过电视，长相已经曝光，对于现在还在暗处的小松来说，杀掉我太容易了。

“我绝对不会放过瞧不起我的人，我要彻底把你搞垮。”他是会这样激动发飙的个性。

这时有一名女子指名要找“桶川命案的负责记者”，来见我的，真的会是女人吗？

傍晚的池袋街道呈现出十二月底的热闹，车窗外是过着幸福普通生活的人们，到处都是大批走动的购物人潮。

我害怕人潮。人多成这样，即使有人意图攻击我，也完全看不出来。

“如果我现在死掉，一定就是小松杀的。”现在的我，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更接近诗织当时的心情。

下一瞬间，我的眼睛在杂沓人群中发现了一个人影。我的眼睛盯在那个人身上，惊讶得腿都快软了。

来人不是小松也不是持刀的肥胖男子，怎么看，那人都是诗织。

当然她不是，只是长得太像了。女子自称佳织，是小松现任女友，读了报道后，联络了搜查本部。但警方高高在上的回应让她觉得无法信任。

他们不问案情，专门问她和小松交往的事情，最后还打发佳织去警署。

佳织对我说，她想要见小松，想要找到他，劝他自首。

佳织说的内容，证实了诗织一直以来遭受到小松跟踪骚扰。不仅如此，她表示，小松曾在她面前表示过要杀了诗织，让她活不到2000年。

在找到小松之前，我决定，先把警方办案不力进行报道，以促使他们追缉小松。

但我需要先解决一个问题：小松和人为什么至今都没有被通缉？

搜查本部自己说是从小松和人开始查起，才能逮捕到久保田，然后久保田供称“是武史委托我的”，所以把哥哥也给逮捕。

每一个环节的侦办过程根本刻意绕过了小松和人。我甚至怀疑，警方已经写好了一个哥哥是主犯的剧本。

我开车去了上尾警署，想要验证一下我的想法。

又是熟悉的踢皮球，甚至还质疑我的线索从哪里来的。再问为什么不通缉小松和人，副署长说：“没那个必要。”

我们决定毫不留情、直截了当地全写出来，警方7次拒绝了诗织的求助，标题是《不愿逮捕桶川女大学生命案的“主犯”，埼玉县警的“消极办案”》。

刊登前，我和总编请示，在文末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接受线报。

一周后，警方逮捕了大批涉案人员，并发布了小松的通缉令。

我没有去冲绳，因为自打上篇报道发布后，冲绳挤满了警察和记者，去了也没用。

为了讨吉利，我把手机铃声换成了冲绳民谣。1月19日，唱起冲绳民谣的手机另一头传来的声音，指示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个方向。

“小松和人在北海道。”

打电话来的是北海道的黑帮人士。

“小松出一个亿拜托北海道某个帮派安排他逃走”，黑帮人士说，“被通缉后打算逃亡到俄罗斯，但帮派怕是会直接做掉他”。

从线人提供的信息，我得知了小松进出札幌的几家店名、可能居住的屋子和公寓。我决定跑一趟，这次我带上了佳织，毕竟有她在更容易引出小松。

虽然我们扑了空，北海道之行一无所获——但我还是觉得需要写一篇报道。

回到东京，我在报道中揭露小松人在札幌，而且处境相当危险。目前应该没有任何媒体掌握到这个消息。

没想到，刊发不久，同行给我打来了电话：“疑似小松的遗体被发现了。”

瞬间我哑然失声。这种结果，岂不是让一切都无法真相大白了吗？

我发了疯似的四处走访询问，最后得知小松是自杀。

他体内验出酒精和类似安眠药的药物，脖子上缠绕着浴衣的带子，应是试图上吊，手臂上也有疑似试图割腕的痕迹，最后跳进屈斜路湖自尽。

屈斜路湖畔

我也知道有传闻说，小松有可能是被人杀害的，但佳织的一通电话，打消了我最后的怀疑。

“小松他哭了。他说既然事情都演变成这样了，他也不用活了……”

原来她收到了小松的“遗言”，两人断断续续地一直有联络。

佳织说，小松哥哥被逮捕的时候，他还说可以拿钱解决。但在他自杀不久前，他突然告诉佳织，他后悔了，他已经不行了，他要去死。

我紧握着手机，想起小松死去的那个地点。他到底是不断逃离什么？后悔着什么？他到底是怎么看待诗织的？

再也没有方法可以确认了。

案子到这里落下了帷幕，但对于我来说，案子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后来，这件事捅到了议员手里，国会着手推动“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立法。

假刑警的事情也有了眉目，据说是警署接受了小松家属的贿赂，还任意篡改了笔录，追责了不少人。

长达19页的宣判书中，只有一句话才是我最初，也是最后的目的：“毫无过失的年轻女被害人”。

走到这一步，经历了太多，我终于还了诗织一个清白。但我仍不知道，为什么警方要在公布受害人的时候，用那样诱导性的词汇。奢侈品，穿着暴露，包括用轻佻的语气告诉记者，是一桩酒家女受害的三流案件。

“酒家女”、“迷恋名牌”等形容，在警方的推波助澜下，塑造出一个甚至让人觉得充满恶意的虚像。

讽刺的是，小松和人一直想要毁掉诗织的清白，而警方和媒体联手达成了他的心愿。

一年后，我再次访问诗织的父亲时，他是这么说的：“我的女儿被杀了三次，一次是被凶手杀死的，一次是被不受理报案的警方杀死的，一次是被媒体杀死的。”

2001年，我所在的周刊停刊了。同年，我的女儿去世。这两件事情加起来，更加坚定了我要继续做和生命有关的报道。

在找新的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当时抹黑诗织最起劲的日本电视台邀请我去工作，就是他们一个劲儿地渲染，诗织曾经在性风俗店打工。

既然这样，我就从内部给他们来个大改造吧！2001年年底，我加入了日本电视台，那年我44岁，负责记者的培训工作。

入台半年之后，我多少有了点发言权，就搞了一个报道伦理的学习会。

那天会场里来了两百多记者，我把诗织父母也请来了，跟他们说“今天你们就把日本电视台干过的坏事都说个遍！”

他们说完之后，当年参与报道的记者、摄影师们都哭了，一直跟猪野夫妻道歉。

时至今日，“记者俱乐部”也在互联网浪潮中逐渐衰弱，现在日本媒体已经不会对警方的发表照单全收了，也会质疑，也会批评。

当年在俱乐部里瞧不起我的人，出来当了管理后，又教育手下的记者，要以我为榜样。

直到现在，我每月还在给新记者上课。

我会告诉那些想要成为记者的人，如果你不清楚媒体行业是个什么状况，那就快逃吧，记者又苦又累。

但如果你知道行业内部的混杂不堪，仍然告诉我“想成为一名记者”——

那就埋头干吧，把一切推翻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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