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精神病说，我家有个黑暗小屋，关了一个东北女人30年|侠女事务所09

  

前段时间，一位普通医生的一句话被所有人记住：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一个人发出声音，能让许多人早一步戴上口罩，一群人发出声音，则能做许多其他事。

我喜欢讲些与“声音”有关的故事：

一个叫飞飞的小男孩，因为说出了自己被严重家暴的经历，让当地出现了第一起家长被剥夺监护权案，之后几年，当地再没有家长敢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

一场严重的海洋污染发生后，养殖户被威胁不许发声，但第一个人站出来发声后，污染企业不敢再肆无忌惮地生产；

很多时候， “发声”和“听到”都能改变很多。

今天的故事里，改变也在发生。一个女人常年在外奔走，不断找人讲述自己的遭遇，却被当成了精神病。直到一个女律师走进她的世界， “女精神病”的世界有了不一样的颜色。

两个人的相遇让“女精神病”的声音终于被听到，现在，她俩也要给这个世界点颜色瞧瞧。

2016年初春，我在上班路上突然接到律所打来的电话：你赶紧过来，有个精神病来找你了！

我赶到所里，眼前的一幕让我内心崩溃——我的当事人李芳，正把律师前辈堵在办公桌旁边，声嘶力竭地朝人家说着什么。仔细一听，她竟然是在谴责我上班太晚，这时候还没来。

我被气笑了。

“李芳你给我过来，人家也不是你的律师。”听到我一声吼，她停止了无休止的胡闹，跟我去了会客室。

我开始后悔给李芳提供法律援助了，这人实在不正常。

李芳是我昨天刚接的案子，接的过程就很蹊跷——法律援助中心的熟人突然打来电话，让我赶紧过去一趟，问到细节一概不说。

等我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李芳：这个我后来叫她“芳姐”的女人安静地坐着，边啃苹果，边对我眨巴着大眼睛。她的头发好像一个月没洗过，黏在一起，身上弥漫着一股异味。天气已经回暖，她还穿着雪地靴，鞋底被磨得和鞋体分家，咧着一个尴尬的口子。

芳姐丝毫不顾及我打量的目光，吃得很开心，晃荡起双腿，像个小孩一样。

法援中心的熟人要我先答应援助，才给看资料。这只有一种可能——芳姐的情况太棘手，但凡看过资料的律师，都不愿意援助。

我还是新手的时候，这位熟人就经常给我案子，既然他开了口，这案子我是无论如何都会接的。

等把芳姐带回律所，我才知道没有一个同行愿意接手案子的真正原因。

李芳的案子其实很简单，被餐馆老板拖欠了4个月工资，总共也就一万块。但就这么点信息，她一下午都没说明白，反而讲了一堆餐馆经营状况、住宿条件、同事们的生活琐事。刚刚还在说工资，下一句就变成自己受了委屈。

她陷入了表达的怪圈。普通人说话是想好了再说。而她是脑海里只要飘过一个念头，嘴巴就会自动说出来。

我修过心理学，结合芳姐的状态，怀疑她有某种间歇性的精神类疾病。

我不敢去刺激她，只能让她说下去。但这个过程太煎熬了，我全程看着芳姐不停开合的嘴唇。她岁数比我大，还一口一个“大姐”地喊我。每次我只要试图打断，她就马上提高音量把我盖过去。

没有办法，我只能站起身去给芳姐倒了一杯茶。看到面前的茶杯，芳姐却突然安静了，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翻出一个破旧的蓝色塑料杯，晃了晃杯子，又看了看我。

我明白了，直接去把茶壶端过来，把她的杯子灌满。芳姐心满意足，我以为她能停下休息一会儿，没想到芳姐继续开口说：“大姐，是这样的……”

老天！那一下午，除了听芳姐说话，我什么都没干成。

没过多久，有前辈来找我跟他做案子，他说芳姐这种法律援助能不做就不做，挣不了钱还牵扯精力。法律援助绝大多数都会被嫌弃，只有1000块的补助，不够倒贴的，还容易遭到当事人的谩骂。

但还没等我考虑清楚，接下来的事就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不管挣不挣钱，有些案子注定和你有关。

往后几天，芳姐就像认准了我，总上门来逮我。要是她逮不到我，就会挨个骚扰同事，抓住一聊就是一个小时。同事们起初还试着安抚，最后都只能想尽办法躲开。

芳姐就像上班打卡一样，每天准时出现在我们所，套路还是原来的套路，不管对着谁，唠嗑就完了。

芳姐来律所时，我总会烧好一壶茶装进她的蓝色塑料杯，怕她又把自己说渴了。

到了午餐时间，芳姐有时饿了，就直勾勾盯着我早上带的水果。我给她10块钱去楼下买套煎饼果子，她每次都会把剩下的两块钱小心放到我桌子上，再安静地啃上一会儿煎饼。

我发现，只要给芳姐东西吃，她就会停止絮叨。

好不容易解决了芳姐“祥林嫂的难题”，更让我头疼的是芳姐糟糕的个人卫生，离我近的同事几次发来微信，说那股味儿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我决定送芳姐去洗澡，连哄带拽地把她送到附近的洗浴，让她泡满半个小时才能回来。洗完澡的芳姐特别开心，小脸红扑扑的，头发也顺了。

但我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洗澡能让她变得干净，却并不能除掉她衣服上的异味。我找出自己穿过一两次的衣服送给芳姐。

她没跟我客气，收下衣服就问我：“你的衣服怎么这么香？”

我没过多解释，只是再三嘱咐她要把所有衣服都换了，“天天过来打卡可以，但我们小姑娘，可得香喷喷的。”那天，芳姐带着衣服，很早就离开了律所。

隔天，换了新衣服的芳姐板板正正地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我给了她几个苹果，让她安安静静的。这一天她乖得出奇。

同事好奇芳姐的变化，直接问她：“芳姐，你怎么不向我们咨询各种法律问题了？”

芳姐低着头，就是不跟她说话。直到同事走后，她才自己小声嘟囔：“我才不和你们说话呢，我怕刘律师不让我来了。”

我愕然地看着芳姐。大概这段时间相处下来，我对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人了吧。

我告诉芳姐不需要一直等在律所，可以先回家，“有消息我会通知你的，你不用天天在我这。”

“不回家，我爸要拴着我。”芳姐掏出那只蓝色塑料杯，呷了一口茶。

“那，妈妈呢？”介于芳姐的状态，我不太敢确定她说话的真实性。

“妈妈疯了，被老死鬼打疯了，被拴起来了。老死鬼也要拴我。我不回家，过几天悄悄回去照顾妈妈。”芳姐一反常态，在这个问题上，她没有絮絮叨叨地说话。

我突然觉得芳姐说的也许是真的，芳姐经常说别人是坏人，但从不骂人，唯独刚刚，她说“老死鬼”。

后来那几天，芳姐真的不来了。我迎来了难得的清闲，同事都开始不习惯了，打趣我就像孩子终于上了幼儿园，当妈的能休息了。因为芳姐频繁来报道，前段时间，我在律所的外号成了“芳她妈”。

但我心里其实隐隐担忧，芳姐的状态可能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担心自己只看到了冰山一角，还有巨大的黑暗隐藏在身后。

同事的一个问题戳破了我的这份担忧：“芳姐的精神状态那么不好，你援助她这一次真的有用吗？”

同事觉得，即使我帮芳姐拿到了工资也改变不了什么，“只是一万块钱而已，一个精神病人在社会上磕磕碰碰、被人欺负却是常态。”

我一瞬有点揪心，不由得想起芳姐刚见面时跟我说起自己申请仲裁时的经历。

所有的劳动争议案件，都必须要先申请劳动仲裁，实在协商不好才能对簿公堂。那时芳姐没有律师，开庭就说个不停。餐馆老板的律师借机说芳姐患有精神病，说的话不具有法律效力。芳姐就这样输了。

我听完气炸了，在没有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对方律师就认定芳姐不具备行为能力，摆明了是欺负芳姐。

我接着问芳姐有没有劳动合同？走到诉讼这一步，是要拿出证据的。

芳姐说，“我们没有合同的，这种地方谁能跟你签订劳动合同，他们不正规的。我要是有合同的话，我要工资他怎么敢打电话发短信骂我……”芳姐又开始絮叨。

我敏锐地捕捉到了有用信息：“老板发过短信。”

芳姐用的是最早的诺基亚手机，自带贪吃蛇那种。她从短信箱里熟练地翻出老板骂她的短信。这位老板口吻相当霸气，明确告知芳姐她四个月的工资白瞎了，还说：“你这个精神病有多远滚多远。”

他没打电话，估计也是怕听芳姐絮叨。再加上知道芳姐打不起官司，才放心地在短信里谩骂。

但这却成了我如今给芳姐打官司的证据。

我开始认真写起诉状。

“我不敢说保证有用，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我回答同事，也像在给自己打气。

芳姐这些天确实在好转，不会不停地说话了。我去问了心理学的同学，对方说芳姐的这种状况恐怕是狂躁症，受到刺激就不停说话。但如果被安抚下来，情绪不再随便高涨，那就只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状态。

可就在我理好起诉状，要带芳姐去法院时，她又犯毛病了，站在我办公桌旁絮絮叨叨就是不肯挪地方，我有些生气，“你不配合我去立案，怎么开庭？怎么下判决？”

芳姐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咬着手指头说没有钱。我有些诧异，因为劳动仲裁不收费，哪怕后续去要去法院诉讼，一审二审也只要交10块钱诉讼费。芳姐听了我的话却更吃惊，她不敢相信只要这么一点。

去法院的一路上，芳姐屁颠屁颠跟在我后面，不停谴责仲裁立案庭的大妈有多坏。我才知道，那个大妈欺负芳姐状态不正常，说仲裁立案要好多钱。芳姐吓得跑去法院附近的美食城捡剩饭吃，就为了攒钱立案。

那天，我陪着芳姐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把案子立了。芳姐很高兴，但一路都在絮叨：“这个世界都是坏人，欺负我。”

换做以前，我当她是絮叨，这次却沉默了，类似的恶意，她或许已经承受过太多。

十多天后，我和芳姐又见面了。这次她的状态明显不一样，反复问我法官为什么还不开庭？那种着急的样子，就像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着她。

我详细跟芳姐解释了一番，告诉她这是需要时间的。她没再说话，我还以为自己劝住了她。

没想到几天后，我去法院办事，排队安检时看到大厅里吵吵嚷嚷。我这个好热闹的性格，第一时间挤到了最里边。

人群中间，一个女人匍匐在地上，正死死抱住一位女法官的腿，让我心跳加速的是法官还挺着个大肚子。而那个抱腿的女人正是芳姐。

“李芳，你给我起来！”我一声怒吼，恨不得直接把芳姐薅起来。

芳姐看了看我，又仰头看看一脸崩溃的法官，极其不情愿地松开了手，跟着我离开了法院。她像个犯错的孩子，可到最后，也没说清楚自己为什么这么急。

大概一个月左右，终于等来了开庭。安排在芳姐这一庭的法官，果然是当初被芳姐抱住大腿的那个。看来芳姐去法院蹲点，也是做了点功课的。

芳姐刷新了我对开庭的认知。

开庭的时候，芳姐抱着我的包，像个刚入学的小学生，听得很认真，一脸虔诚地看着法官。

但是好景不长，可能是因为过于紧张，在饭馆老板的律师说“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时，芳姐被刺激到了。她没等被告说答辩意见就开始了自己的叙述，还不允许任何人打断。

法官试图打断芳姐，遭到了芳姐的激烈反抗，芳姐用更大的声音说：“法官大姐，我有权表达我的观点……”

“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想让她把包放下。”法官也很无奈，这估计是她职业生涯里最别开生面的一次开庭了。

“我不放下，法官大姐，这是律师大姐的包，我怕被坏人偷了。”说到坏人的时候，芳姐大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前老板。

我和法官、被告进入到了质证环节。我把证据送给被告看的时候，芳姐还不忘提醒我，“你别让坏蛋把我的证据撕了。”

饭馆老板嫌恶地看着芳姐：“你说你们律师援助这样的人，是不是滥用公共资源？真想去投诉你！”

我当时就反驳了回去：“如果只有你能请得起律师，那这场官司就没有公平可言。现在李芳有律师了，那么至少在这场诉讼中，她和你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任何一个你去投诉的机构都会倾听你的投诉意见，但绝对不会因此而处分我。这就是司法公正的一种体现。”

尽管法官和书记员都被芳姐折磨得头大，但都不约而同的看了我一眼。

漫长的庭审结束，只等判决了。

回所的路上，嗓子已经嘶哑的芳姐还在絮叨。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了，症状似乎反复了，而且身上又有了那股味道。

我去便利店给她买了一瓶水，“放松，别紧张，我们开完庭了。你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不要一直这样说。”

到了律所，我给芳姐拿了一摞A4纸，让她把想说的东西写出来。那一天，芳姐一反常态地没等人催，自己主动离开了办公室。，

如果当时的我知道芳姐走后会经历什么，我绝不会让她就这样离开。

接下来的几天里，芳姐都没露面，我觉得很怪，这不符合她的性格。

直到有天早上，我刚到律所，就看同事们一个个表情都有些怪异，保洁大姐悄悄告诉我，会客室有人找。我下意识觉得，肯定是芳姐又出什么事了。

我一推开会议室的门，就被一股异味熏得够呛。芳姐坐在一个六十多岁的光头男子旁边，不敢抬头看我。几天不见，她的脸上挂满淤青。

我一下意识到，这个光头男人就是芳姐口中的“老死鬼”——那个会把老婆和女儿铐起来的男人。

“老死鬼”的衣服已经看不出原色了，眼球浑浊，脸上却一副亢奋的表情，张嘴就是满口酒气，“你就是刘律师吧，那个什么，我是李芳她爸。这丫头和她那个‘死妈’一样，有精神病。”边说边伸出手要和我握，我没搭理，直接坐到李芳身旁。

我让老死鬼有话赶紧说，他却支吾起来，“那个，我听说精神病不能打官司，李芳要回来这钱得给父母。她那个死妈是精神病，也不能拿钱。”说来说去，老死鬼是看上芳姐的钱了。

我告诉老死鬼，李芳有没有精神病不是他或者我说了算的，需要司法鉴定，“你写个鉴定申请书吧，我帮你交给法官。”芳姐脸上还有淤青，我不想刺激老死鬼再迁怒芳姐。

“那你帮我写得了，我也不会写。”老死鬼这话说得面不改色。

“我刚当律师，不会写，没什么事你就回去吧。”我下了逐客令，想让这无赖快点从眼前消失。

老死鬼走后，芳姐给我看了老死鬼打她留下的淤青。伤口触目惊心，我急了，问她，“被打成这样了为什么还要回去！”

芳姐手上攥着那个蓝色塑料杯，“我得回去看我妈，给她换衣服。老死鬼就打我，还要把我拴起来。我告诉他我能要到钱，他才放我出来，让我带他来找你。”

我马上给芳姐所在的社区打电话，我想知道芳姐家的全部真相。

社区负责人告诉我，芳姐父亲很穷，三十多岁找不到媳妇，快四十岁才娶到了芳姐的母亲。李芳的母亲有间歇性精神病，说是娶，其实就是领回来过日子。

李芳的父亲并不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婚姻，经常酗酒，喝多了就抱怨社会不公，抱怨芳姐的母亲只会吃饭不会挣钱，家里穷都是李芳母亲的错，每次抱怨最后都会变成毒打。周围邻居经常能听到李芳母亲的哭嚎。

这种虐待很快让女人彻底疯掉了。李芳的母亲经常神志不清地往外跑，有时还衣衫不整。她的每次逃跑都会换来丈夫的一顿毒打。最后直接被丈夫铐在了房间里。

李芳父亲把所有钱都用来喝酒了，想起来了给妻子一顿饭，忘了就不给。芳姐母亲经常饿得在家哭嚎，而这只会引来丈夫的毒打，更别提个人卫生情况。长期的囚禁导致芳姐母亲的吃喝拉撒都只能在一小块范围内进行，家里常年臭气熏天。

芳姐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她身上有异味，是因为要照料被囚禁的母亲。她吃饭的时候安静，是因为不抓紧机会吃，就会没得吃。

她初中毕业后想去读个不要学费的技校，但酒鬼父亲拒绝给她生活费，逼迫她出去打工。

她每个月按照父亲的要求准时上缴工资，几乎不给自己留什么钱。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送她的衣服上有香味，是因为她没用过洗衣液。

我在电话里要了芳姐家的地址，决定去看看家里现在的情况。

芳姐家在一栋破旧的老楼里，我和带路的街道工作人员刚进到芳姐家所在的走廊里，就听到了一声女人的哭嚎。那凄厉的喊叫不像是人能发出来的，更像某种小动物。不用想，发出声音的就是芳姐的母亲。

我来到芳姐家门口，刚一靠近就能闻到一股让人恶心的味道。门被锁了，我们进不去，不知道芳姐的酒鬼父亲干啥去了。

我看到芳姐家的窗户上，有一小块玻璃是被人拿掉的。

社区工作人员说，那个小口是为了方便邻居们实在受不了哭嚎声，能往房间里投吃的。

有东西吃就会安静一点，除了这个被拘禁的女人，还有芳姐。

我从窗口朝那个小房间里望——因为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只知道，有个可怜的女人被铐在里面好几年，现在可能正饿着肚子。

芳姐的工钱，不仅要讨回来，更不能被这“老死鬼”父亲拿走。

这笔工钱虽然不多，但它是芳姐逃离这种生活的，唯一一点小小的机会。

我回到律所，芳姐还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我给她泡了一壶茶，她却趴在桌子上不动弹，不喝茶，也不看我。

我忍不住问她，“怎么不喝茶了？杯子呢？”我话一出口，芳姐的眼泪顺着脸就滚了下来，“被老死鬼打碎了。”

芳姐这一下子反常的情绪波动让我有些纳闷。

之前芳姐在我面前一直表现得很坚强，无论说起以前被欺负得多惨，都没跟我掉过眼泪，怎么这次摔了个杯子就哭起来了？

过了一会她告诉我，她有家回不去，老在外头流浪，爱说话容易口渴又没钱买矿泉水，以前有杯子还能到处灌自来水，“现在杯子没了，我怕不能好好跟人说出自己的事了。”

我赶紧找了个咖啡店保温杯，刷干净递给她，“别哭别哭……”

芳姐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呆呆地接过去。我往杯子里倒满热茶，耐心地安抚她，“别哭了，你看这个杯子也蛮漂亮的。茶太烫，晾一会儿再喝。”芳姐两只手不住地摩挲着杯子，嘴里念叨着“好看。”

那一刻我特别想告诉她——讲述她不公遭遇的事，之后都交给我吧。

我跟芳姐说，一定要在她爸申请精神鉴定之前，让法官把判决下了。“判决一下，申请就没地方交了，也没法夺走属于你的钱了。”

我还教她该如何一步步反抗，“你要学会自己攒钱，不能把所有的钱都给他。先把钱存到银行卡里，告诉他你就剩几百块钱，他爱要不要，要是打你就一分钱也不给！”

“不行，老死鬼会打破我的头的。”芳姐摇摇头，否定了我的意见。

“他还打破过你的头？”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的酒鬼为什么要生孩子。

一提这事，芳姐情绪又激动起来，我从她颠三倒四的叙述里勉强能听明白：有段时间芳姐被一个老板打破了头，芳姐父亲不知道从哪听说了，说打人构成刑事犯罪，管对方要30万。

为了这30万，父亲不让芳姐包扎伤口，“他怕钱还没要到，我伤口就长上了。”

可是不包扎的伤口一直渗血，吓坏了芳姐，“不包一下我害怕，我觉得我像快死了，头疼得要死了，比老死鬼打我都要疼。”芳姐虽然眼泪不停，但是并没有啜泣，眼泪好像成了她回忆这段往事时的应激反应。

芳姐天天念叨着要去包扎，但父亲在一次醉酒后，直接把酒瓶子砸在了芳姐的伤口上，又划拉开了。

我扒开芳姐的头发，在她头靠右侧的位置，有很大一块头皮上没有头发，应该是当时的伤口。

芳姐遭受了这么多痛苦，可最终并没有要到父亲想象中的30万。最后，父亲把这份怨气撒到了芳姐身上，狠揍了芳姐一顿。

我告诉芳姐，自己一定会争取让法官先下判决。

情况并不像我设想的顺利。负责芳姐案子的法官正赶上产假，判决可能要延后传达。

芳姐急了眼，天天去法院大厅报道。因为法官不在，芳姐去不了法官办公室，她像祥林嫂似的，想要给人讲述自己的不幸，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别人是否愿意听。

可最后，当我看到芳姐在法院大厅里下跪时，我还是过去把她拉了起来。

正因为我是她的援助律师，我不光要保护她表达自己诉求的权利，更要维护她的尊严。

后来想尽办法，通过一些途径，辗转联系上了芳姐的法官，说了芳姐当下的情况，还有她这些年的遭遇。

法官接完电话，挺着大肚子，仍然第一时间给芳姐下了判决。

因为证据确凿，判决过程几乎没有波折，被告承诺，一万块钱直接打到芳姐的账户上。

我带芳姐去办了一张新的银行卡，她不知道把属于自己的这张来之不易的银行卡放到哪里才安心，就一直握在手里。

我送给她一个小钱包，一个背包。芳姐小心翼翼地把银行卡和身份证放进小钱包，我又让她把银行卡的密码也写一个小纸条，放在别的夹层里，以防忘了又要着急。

芳姐把这些珍贵的家当都从自己的破布包里拿出来，一样一样塞进我送的背包里，然后把包挎在身上。“你把包背出售票员的风范了。”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告诉芳姐，以后工资只给家里几百，剩下的存进银行卡里，尽量少回家。

“那我妈妈怎么办？”芳姐最担心的还是母亲。

“你好好存钱，存够钱了就偷偷把妈妈接出来，租一个小房子，让你爸找不到你俩，就不会再有人打你们了。你也不用每天这么担惊受怕了。”

芳姐又认认真真地问我，“我要攒多久的钱才能够？”

“一年吧。”这是一个对她来说还有盼头的数字。我算了一下，芳姐不太花钱，就算做服务员，一年也能存下房租和生活费。

只要她脱离原有的家庭，就可以改变自己糟糕的现状。我真心希望，这样一个遭遇了这么多苦难却依然坚强的人，往后的生活能过得轻松一些。

那一年，法律援助律师的年终总结会上，我讲了芳姐的故事：一个曾经狂躁焦虑、遭受各种不公待遇的女人，因为一次法律援助获得了重启生活的机会。

我相信芳姐会越来越好，因为她身上有那种韧劲。一个能努力挣脱原生家庭泥潭的人，肯定也能努力找到这个鲜活世界里，更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这种满足感不是一千块钱援助费用能媲美的。

那年我做了至少50个法律援助案件，全部结案。因为做了太多法律援助案件，我给律所带来的创收很少，我工作留下的最大证明，就是柜子里那50多封援助的档案，芳姐的也在里面。

但年底的时候，主任居然给了我一份礼物和奖金，老太太不爱讲太多，只说：有些事情总归要有人做。

我一直在想主任说的“有些事情”是什么，是帮助弱者，维护公正？还是依靠冰冷的条例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这些想法或许太狂妄，但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就像上帝在人间遗漏的一些事，而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

我是一个对自己职业有小小骄傲的女律师，我希望被人提起时，第一句不是“这个律师挺能挣的”，而是“这人挺好的”，就像芳姐曾经夸我的那样。

后来，我听说芳姐找了一份在饭店里洗碗的工作。不用过多和人接触，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忙忙碌碌。芳姐干活没问题，不怕苦也不怕脏，这样的工作挺适合她。

我去吃饭的时候见到过芳姐一次——她围着黑色的小围裙，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干干净净的，洗碗的时候还会碎碎念。可能在她的世界里，盘盘碗碗也有它们的生命，也是她可以诉说的对象。

我只希望，她现在诉说的内容和过去无关。

侠女事务所里，总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个没有得到过太多善意的人，终于得到了帮助，一个看起来很难去达成的事儿，有人愿意去挑战。

和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相比，这样的事情太少，也太小。

就像芳姐的声音，迟到了这么久才被听到，而她的母亲，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搬出那间黑暗小屋。

但只要有多一个侠女事务所存在，就会有更多“芳他妈”找到脱离黑暗小屋的钥匙。

刘任侠刚入行那几年，接的都是法律援助，接了上百个。她说现在愿意接法律援助的律师少了，因为 “律师这个职业比较理性。很多年轻人从小生活好，对自己不了解的群体，无法产生共情。”

侠女能做的，就是每次做法律援助时，带着后辈一起去；也把这些法律援助的案子讲出来，让年轻律师理解别人多一点。

可能一个人做不了多少事儿，但总有人在做；可能没什么人夸奖，但还能时不时地听到：你还挺好的。

这样，世界就好挺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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