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走投无路中心”接单，成功救人一单三万 | 侠女事务所18

就在刚刚，女律师刘任侠发了条朋友圈：“人生第二辆迈巴赫，求求你们都别再拿车抵律师费了！”   

我微信她：“你又被谁打动了？这次这车还卖吗？”我嘲笑她人生的第一辆迈巴赫，就是别人抵押给她的律师费，最后又被她卖了用来救当事人。

她无论是接案子，还是收律师费，都是任性妄为。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咱家又不是没有那个条件。”

有人说不差钱是她的资本，但我知道有一段时间，她是真没那个条件。新手律师时期，她每月只能拿到2000块的工资，买杯咖啡都犹豫。

“如果不是因为当年接了这种案子，我今天不可能任性起来。”   

当律师九年，我觉得自己见过世上最绝望的地方。

不会是看守所，即使杀人烹饪头骨的凶手，我也曾听到过她的忏悔；更不会是法庭，受害者被活活气死后，我不眠不休为她还了一个公道。

真正让我感到无能为力的就是这里：法律援助中心。

不是什么人都会来寻求帮助的。他们当中有精神病被拖欠工资的，有缺胳膊断腿得不到工伤赔偿的。他们是最需要赢，也最不可能赢的一群人——因为出不起高昂的律师费，一路碰壁，最后只能找到这里。

说是援助中心，倒不如说是走投无路中心。

我们这些援助律师，是他们最后的稻草，也承担着来自他们最绝望的情绪。因为如果连这儿的律师都无能为力，他们就不可能赢。但这是他们不可能接受的结果。你可能会被他们找到家里，也可能会被围堵在走廊，唯一的出路是跳下楼去。

如果你在那条街上，见到一个提溜着高跟鞋狂奔溃逃的女人，不用猜，就是我。

奔逃中我也总结出了经验。

第一，年关将近时最危险。被破烂事儿缠身，连年都过不了，这种人一定满身戾气。第二，比一个人绝望更可怕的是一群人绝望，那种群体性的法律援助，情绪一个传染一个，干出什么事儿你根本控制不了。

我还没来得及总结第三条：该来的总是躲不掉。

2017年冬，这已经不是第一场雪了，就要过年。

我坐在值班室，端着热咖啡看外边洋洋洒洒的大雪，一行农民工映入眼帘。他们穿着厚重破旧的棉袄，在风雪中略显单薄。脚上是看不出原色的翻皮鞋。每走一步都深深地陷在积雪中。

一个，两个，三个……我一直数到二十九个人。

这群人在这个时节找到法律援助中心，肯定是因为被拖欠了工资。他们的怨气和渴望回家的焦灼，都快要从眼睛里冒出火来了。一大帮人黑压压的来到我面前，为首的那个直勾勾看着我。

“咨询真不收费？”

为首的大哥手支在桌子上问我，雪水在他头上融化，长时间没洗头的味顺着空调暖风扑过来，我的呼吸一瞬间被迫停滞。

法律援助咨询不收费，对于符合规定的人群打官司都不收费。

大哥抹了抹脸上的水，手尴尬得没地方放，我抽出几张纸巾给他，他也不道谢，擦着头上的水转身回去跟他的伙伴们叽叽喳喳商量。这帮人年龄段看起来至少横跨了三十年，有老有少。但相同的是，他们都面色晦暗，头发蓬乱，口音五花八门。

屋里其他人纷纷投去怨怼的目光，他们面露窘色。

他们派出一个代表过来，跟我说要起诉包工头。他们在这个包工头手底下干活，上冻之后包工头宣布停工，工钱迟迟不结，最后人也没影了。

“我们熬不住了，必须得要钱。家里还等着我们拿钱回去过年呢”，后面的人陆陆续续地围拢过来，有的袖着手，有的蹲在人群外围，有的抱着胳膊打量我。但从不与我对视，遇到我的目光总是快速躲闪。

我不是第一次接农民工讨薪的案子。我清楚地知道，距离春节不足两个月，眼下诉讼程序根本走不完，何况就算拿到胜诉判决也还有漫长的执行程序，也许明年的春天或者夏天他们才能拿到钱。

“诉讼会不会有点太慢了？”我这句话就像一颗核弹，瞬间引爆了这二十九个人。“去他妈的免费，咱老百姓还能有这个待遇，都一个X样，话说的好听就是不干实事儿，文化人用话就能摆弄死咱们。”

这些人都换上一副愤怒又带着不屑的表情。

为首的那个人说他们找了各种部门，都没有一个部门愿意管的，好不容易找到我们这里，没想到我们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但是话里话外还是管不了，这社会算是完犊子了。

“这不是在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吗？”我给他们一一做了登记，告诉他们先回去把包工头的真实身份信息搞到，我们就去立案，因为现在案子有户籍证明才能立得上。

我跟他们说这是法院的规定，不是我在难为他们。

他们三三两两地离去，只是气味仍旧在大厅里盘绕，那种长时间不洗澡不换衣服加上汗水的味儿。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们当中的一位瘦弱的老大叔，或许就是这群人里做饭的，棉袄破了，上面贴着一块透明胶带。

他远离人群，不参与讨论，不感到窘迫，他缩在墙角，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保洁大姐不顾寒冷，开门通风五分钟，才让大厅恢复正常。

“这些人不值得别人帮忙，不知好赖。”保洁大姐冻得缩手缩脚的时候还在为我鸣不平。但我知道，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是逼到了份上是不会主动打官司的，他们更多就和这个老大叔一样，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呆坐在那里，让人心疼，也让人欺辱。

我不能盲目地跟这群愤怒大哥去讲道理，更不能让老大叔在天寒地冻中更加绝望。

接下这案子当天，我赶回律所，敲开了主任的办公室门。

这位快70岁的老姐们儿对我没别的要求，但最起码的，我每次闯祸前必须要去跟她报备一下。

她还是那个样，坐在自己的大圆桌上，到处乱扔几万元一支的钢笔，面前摆着一罐糖。她从卷宗堆里抬头扫了我一眼，眉毛一拧，我知道她这表情下的潜台词：这啥玩意儿咋又来了。

我小心翼翼地说：“主任，我这次可能要犯错误。”

因为这是一个群体案件，第一次当事人们就对我展现出不信任的状态。而这二十九个人的情况又很特殊，诉讼了就无法回家过年，我想在不诉讼的情况下，帮他们拿到这笔工资。

主任推了一下眼镜，“小刘啊，不诉讼就没有援助费。”

她清楚法律援助的每一笔收入对我来说都很重要，而且，如果没有援助费用就意味着我铁定要在这个案子里搭钱。但这都不算啥，我向主任表达了真正的担忧——我怕他们来所里闹事。

主任声色不变：“来就来，来咱就给他水果吃给他茶喝，走咱就欢送，你只要保障自身安全就行。”

听她说完，我瞄了眼她手边的糖罐，她特别爱吃糖，也特别不爱分给别人糖。

她从里边拿出一颗，剥好，放进自己的嘴里，打发我走。

只在临别前叮嘱了一句：“别犯法。”

可我仍然心事重重。不走诉讼这事儿，主任能理解，但农民工们肯定不理解，甚至不会相信我跟他们说的一步一步来有什么可能性。我还没来得及请教主任怎么安抚这群人，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刘律师你快来吧，吴国柱要跳楼了！”

吴国柱是谁？他跳楼为什么找我。当对面报了地址之后我恍然大悟，就是那群农民工。我也没时间和主任多说，赶紧往工地跑。

位于半山坡上又残存着积雪的工地是对我穿高跟鞋技术的最大挑战，我五个为抓地作出巨大贡献的脚指头在我狂奔到楼王位置时，甚至有一些痉挛。

警察比我先到一步，正在听大家七嘴八舌的讲吴国柱要跳楼的理由。看我来了，农民工们都同时看向我，似乎我能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把吴国柱从三十层高的楼王屋顶上救下来。

“他为什么要跳楼？”

我时不时瞟向楼顶那个小黑点，虽然我不知道吴国柱是谁，但是几万块钱的工资真的不值得搭上一条命。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我终于明白，吴国柱出来打工的时候孩子刚满月不久，他出来打了九个多月的工，终于等到工地停工了，结果一分工钱没拿到，孩子都会叫爸爸了，他还滞留在异乡回不了家。

29个工人给包工头打电话都打不通，但是警察打的时候，一下就给打通了。

警察让包工头立刻赶过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要他赶紧把吴国柱的问题给解决了。包工头看都不看这些人一眼，只顾着点头哈腰连连给警察赔不是。

“警察同志，辛苦您一下，给这位包工头大人做份笔录，一旦他不兑现承诺我们也好能找得到人啊。”我一眼就看穿了这是个千年狐狸精，包工头白了我一眼，向警察同志保证能解决好。

我给这些农民工使了个眼色。

他们倒是聪明，鼓噪着要求必须做个笔录，这孙子一消失就无影无踪，电话根本不接。

我和一群人浩浩荡荡去了派出所，公安机关也给包工头做了笔录。我注意到在大厅里玩手机的一个年轻人，他是跟着包工头来的。“你是老板的司机啊？”

年轻人头不抬眼不睁，“我是他小舅子。”

有些话我说不太合适，于是我给带头的拉到角落里，嘱咐了一遍。

包工头做完笔录出来像斗败了的公鸡，蔫蔫地往外走，小舅子起来就要跟上，却被农民工们拦下。

“警察同志，俺们还有个要求。”一个中年人拉住警察的胳膊，脸上的褶子挤成一团，“老板得留个亲信在俺们身边，要不俺们信不过，他骗了俺们不止一次两次了，他根本不守法。”

他们的意思是要带走包工头小舅子当人质。

我在旁心有戚戚，要是主任知道我带着农民工们玩这招，她估计能把我头给拧下来。

包工头小舅子当时就不干了，他姐夫说没办法，我得去筹钱。

小舅子崩溃道：“晚上睡觉怎么办？”

“就跟这些人在工棚里住几天，反正老板不也说了三两天就给钱么？这些老实人也不敢欺负他。”我顺势帮腔。包工头瞠目结舌，却无法反驳。

这些人已经在工棚里熬了一个多星期。离地仅二十多厘米的木板和薄薄的被褥不足以在没有空调没有炉子的情况下抵御东北的寒冷，二十九个大男人天天晚上挤挤挨挨地睡在一起。

这些工人在工棚里住了几个月了都没事，小舅子住几天怕什么！

工人们把小舅子稳稳当当安顿在工棚里，等待包工头发工资的日子里，他们没有心思出门，整日在阴暗仄逼的工棚里等消息。

刚开始，小舅子心态还挺好，他礼貌又克制地坐在一个铺位的边角上玩手机。

午饭时分，工人们为了迁就这位贵宾，特意去附近的饭店买了几份炒菜。工地上遗留的所有菜和肉都在这几天消耗完了，工钱没有讨到，他们还要自担伙食费，换做平时他们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盖饭。

小舅子看了看水煮肉片上那厚厚的一层油，摆了摆手，继续玩手机。工人们已经很久没这么破费了，再三邀请均被拒绝之后，他们热火朝天地吃了起来，水煮肉片辣得他们大汗淋漓，头一次在这么冷的工棚里脱下了厚重的棉衣。

廉价饭菜的味道混合着29个农民工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让小舅子因为饥肠辘辘而胃酸分泌过多的胃开始不正常地蠕动，干呕了起来。

工人们并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干呕因为什么，还殷勤地端茶递水让他漱口，然后继续大快朵颐，连盘子底儿的菜汤都拌米饭的拌米饭，泡馒头的泡馒头。

下午，吃太饱的工人有些犯困，纷纷合衣躺在铺上。

他们特意给小舅子腾出一个铺位，让小舅子凑合着先休息休息。玩手机玩到无聊的小舅子却怎么都躺不下，他感觉自己躺下去马上就会被那种污浊的气味腌入味。

“大哥，你们咋不去洗洗澡？”小舅子已经妥协了，半躺在铺位上，胳膊支在一大堆棉被上。

“夏天的时候随便冲，冬天没法洗，太冷。”就算每周去一次澡堂子对这些人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支出，他们习惯了这种气味。

“去澡堂子啊。”小舅子根本就是不食肉糜。

冬天的夜来得早又冷得出奇。

这些人拿出塑料盆倒满热水，脱掉露了脚趾的袜子开始泡脚，这是他们唯一的保暖措施。工棚里没办法生炉子取暖，他们也没条件在这个临时住所里按空调，连几十块钱的电褥子都觉得鸡肋。

泡完脚穿上袜子套好衣服裹紧被子，一个大爷把装满热水的盆子给了小舅子，“泡泡，要不晚上你娃可熬不住。”小舅子在黑灯瞎火中使劲看了看那个不太干净的盆子，摇摇头拒绝了。

“我得回家，我在这没法睡。”小舅子突然从铺位上站起来，他无法想象自己在这个地方怎么睡觉。

几个年轻的从刚刚有了点热乎气的被窝里爬出来，“我们跟你一起吧。”包工头不把钱拿来，谁也别想抛弃谁。小舅子愣住了，带几个臭气哄哄的农民工回家这不闹呢么？

他又坐了下来，开始打电话。

其他的29个人不约而同露出了笑容，看来有人熬不住了，是好事，包工头很快就要拿着钱来了。

门被敲响了，一打开，是来逮捕他们的警察。

这些农民工在这个城市第一次坐上小汽车居然是坐警车。

原来，小舅子顶着寒风在室外上了一次厕所，心态彻底崩了，这特么哪是人过的日子，凭什么姐夫欠债他来遭罪。眼看着自己身边三四个小时换一拨人，根本也跑不掉。

“这样的日子我们可是因为你姐夫过了半个多月了，我们不是人？”小舅子被怼得一言不发，坐在铺上生闷气，无论如何他都要走了，两天下来，已经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味道和这里其他29个人一模一样了。

但是这些人的监视让他根本摆脱不了这里。

他玩了一晚上手机，天大亮之后他就报警了，理由是受到29个农民工的非法拘禁。

他们刚到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吼得中气十足：“赶紧过来吧，就你出的馊主意，我们钱没要回来还可能要被拘留！”

我一直没带着他们去立案，他们并不信任我。

但矛盾的是，也因为只有我真正为他们干了一点事，所以他们一有问题就找我。我一个法律援助律师，倒是会一直帮他们，只不过是有功劳不一定能得到表扬，但出了问题一定会怪在我头上。

在派出所的大厅里，我看到了一群蹲在地上满脸委屈的农民工，坐在派出所里紧张憋屈的似乎只有蹲在墙角才能释放情绪。“这不完犊子了吗小刘律师，你可把我们坑惨了。”这些人看到我马上聚拢过来，用各种方言谴责我。

有几个大哥委屈得都快哭了。

就跟学校里的好学生一样，安分守法半辈子，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进派出所，对他们来说是奇耻大辱。

几个农民工、小舅子和两个警察挤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小舅子态度嚣张地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农民工大哥们就显得有些畏畏缩缩，他们抱着胳膊聚在一起，警察面对这个情况也是有苦难言。

看到我来了，几个大哥仿佛是看到了希望，但有些嗔怒，“小刘这可怎么收场？”

“你被非法拘禁了呀？”我没搭理其他人，只是倚着门框问小舅子。

小舅子上下打量我一遍，点了点头。

“谁不让你走了？”

小舅子气愤地坐直了身体，说全部的人都在看着他。

“他们说不让你走了吗？”听我这么问，农民工们都挺直了腰板保证自己没难为过他。

小舅子愣住了，这些人好像从来不敢跟他来硬的。这些人敢打骂他的话，也不至于为了点工资要跳楼。

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像受了什么刺激，嗷一下站了起来，指着那些农民工就开骂，“你们这些穷逼还不是没本事，别出来打工不就好了吗？老子不欠你们钱，我不想和你们这些臭虫再住在一起了，狗日的。”

那些大哥先是懵住了，继而恼羞成怒，要打死这个嘴上不知道积德的小崽子。我看了一下这个屋里的监控，看来这小舅子这几天玩手机学到了不少知识，就想逼农民工先动手呢。

“你过来，我跟你说个解决的办法。”我招呼了两句，他也将信将疑的看着我。

“过来。”我微笑着鼓励他。

他犹犹豫豫的走到门口。我一把薅住他的胸口，直接拖进女厕所，甭管三七二十一，高跟鞋往身上踹就完了。

“你他妈的就是欠揍，有娘生没娘养的玩意儿，老娘就是要教你怎么做个人”。我说你真是臭不要脸，你看这些人都成什么样了，他真的是在用苦力挣点钱。你可能跟你姐夫要个一万是一万，要个八千是八千，你这个钱流水一样就花出去了。我说你知不知道他们家里有的孩子刚出生，等着这个钱回家过年呢，你说的是人话吗？

女厕地方狭小，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我踹到了角落，想反抗又没有施展的地方。

他挣脱我就跑，大喊律师打人了律师打人了。当警察闻声赶过来时我已经把他踹出了女厕所。

警察赶了过来，我和他各执一词。这时候本可以调监控，偏偏女厕所没有监控。

“把你姐夫叫来吧，要不你就跟着这些人回工棚去。”小舅子一脸沮丧地给他姐夫打电话，竟然无人接听，他把手机一摔，“这孙子坑我。”

我说你让你姐来吧，你姐夫不要你了，把你当棋子，他自己不当人质把你留下来。你看看你，身上那股臭味跟这帮农民工一样一样的。不用我再提示，他自动给他姐打了电话。

不到半个小时，他姐开着路虎，嗷的一下就来了。这个包工头做戏做的真全面，自己开个二十来万的旧车，看着像真没什么钱，豪车留着给老婆开。

大姐听完弟弟的诉苦也不废话，一个电话给包工头打过去，“来派出所领我弟。”

我说大姐你看你看老公做的这个事儿你看你弟身上都啥味儿了，他弟说你就别在那儿装好人了，姐她刚刚给我拽厕所里揍了一顿。

她姐说公安局怎么还能打人呢？我说我可没打啊，没有监控能证明我打了啊，别净瞎说。  

这帮农民工就抱着胳膊站在那看戏，给我加油助威。

大姐去后备箱取钱，车里有三十万备用现金，但肯定不够这些人的全部工钱。

我给这些人聚集起来开会，大家按照比例来分这些钱，千万不要闹情绪，大家都急着拿钱回家过年，别因为工钱分得不均匀再窝里反。这时他们反倒不着急了，聚在一起小声的商量着什么。

他们一致同意把吴国柱和一个老爷子的钱空出来，这俩人必须先回家。“那什么，吴国柱的钱先拿齐了，让他回家抱孩子。”说话的大哥大家都管他叫老李，挺有威信。“记得给俺们发孩子的视频。”

吴国柱站出来，眼眶亮晶晶的：“我不能这么干，给呼大叔拿全了，我要和你们一起。”我第一次打量这个曾经要跳楼的年轻爸爸，他说我不可以先回去，如果最后没拿到钱，每个人都拿一部分钱，要一起回去。

不知道谁把呼大叔推到了人群前面。

我一看，这不是第一次在援助中心见面时，缩在墙角，四目茫然的老大叔么？

我一直以为他六十多岁的人，只是在工地上煮饭，没想到他真的是来干体力活儿的。当其他人告诉我时，我还不信，他能干得动吗？

但他不仅要干，还得拼命地干来证明自己。

老板看他年纪大，给他定的工资比别人少30块钱。农民工挣的都是血汗钱，用年龄卡工资算什么事儿？其他二十八个人用集体罢工和辞职威胁，老板才把他的工资涨到跟别人一样高。

因为太多事儿他都不懂，所以选择忍受。没表达过不满，也没有什么抗议，就像那次在援助中心，他就闹腾不起来，在任何地方都想把自己缩进墙角里。

我其实最受不了这样的老头，委屈都在心里，表达不了自己的诉求。

也就是这样一个老头，大家要他拿钱先回去和老伴过年时，他却没吱声。我注视着他，脸上的褶子层层叠叠，有些佝偻的背部，还有裂开一张大口子的布鞋。他怕被我笑话，有意识把那只脚往后缩，又转头，坚定地对其他二十八个照顾过自己的工友说：“他妈的我怎么能拿钱先走。”

我有些心酸，我低估了这些人的善良和美好。

但大家也很坚定，平均分配了这些钱，但剩下的那一笔，就是呼大叔足额的工资，还逼着他收下。当时是腊月初，已经过腊八了。大叔拿完钱，包工头来了，之后被老婆拎着进了大厅，还是那副赖皮的样子，说手里没有现钱，得回家拿。

我自告奋勇跟他回家去拿。跟着路虎，我见识到了包工头家里的别墅。一百多万都拿不出来的人开着一百多万的车，住着一千多万的房子。他去银行取了四十多万，承诺年前把钱都给了。

这七十来万，只是这二十九个人一年辛苦钱的一半。

这些拿了钱的人完全抛弃了对我的怨念，热情洋溢地邀请我一起去送呼大叔。

老李把工棚里所有的灯都点亮了，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儿唠嗑一边儿看呼大叔收拾行李。呼大叔的夏装已经洗不出原来的颜色了，还带着几个小洞洞，但他也不舍得扔，仔细的叠好，用透明胶修补的棉袄也叠好。

最后，呼大叔坐下来仔仔细细地数钱，不时蘸一下唾沫，总共是64500元，他干了293天活儿，日工资220元，我帮着说情给他凑了个整数。

呼大叔没有银行卡，所以他先是把小件衣服卷好，然后把大件裹在外边，最后裹上去的是被褥，把钱包得严严实实。浩浩荡荡三十个人一起送呼大叔去火车站，大叔的小行李卷这个背一会那个背一会，我上公交车的时候直接投了三十块钱。

他们有的坐在我边上，其他人围着我们站着。我听到有人念叨：“把大叔送走了要把钱寄回家里去，让老婆买点年货。”

给呼大叔买票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叫呼日查，大家以为呼是他的姓，就管他叫呼大叔，他已经实打实的63周岁了。

呼大叔在等车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开始解铺盖卷一边儿解一边儿嘟囔：“我咋老糊涂了，我得给姑娘拿点钱啊。”我说你快别露富了，我努力保持微笑，不让自己哭出来。

“也不知道这老头以后还会不会遇到那么好的工友，下次再被欺负怎么办，到时候没人帮他怎么办。”不仅是因为心疼他，更是担心他。

年越来越近，主干道路上已经挂上了各种彩灯，商场里也开始摆上了卖年货的摊位。没有人理会这些农民工的归乡心切。

冷飕飕的工棚里，五六天都等不来包工头的消息，他们买不了车票，回家遥遥无期。

寒风呼啸的早上，这群人早早地等在法律援助中心门口，他们聚成一堆用以抵御寒风，空调吹了很久都没吹散他们身上的寒气。

“刘律师，那瘪犊子又不接电话了，咱们不能等了，告他吧。”老李大叔冻得满脸通红，不停地搓着双手。

这些人剩余的工资如果去起诉的话，诉讼费就将近两万块钱，我劝他们再等等，老李大叔马上不乐意了。

“等啥啊？再等我们就要在工棚里过年了，谁家没有老婆孩子等着？”老李率先嚷嚷，大家马上鼓噪起来。

“刘律师，你为啥总不让我们起诉？是不是有啥不能说的原因？”不知道谁在人群中喊了这么句，哄闹的人群突然间安静了下来。

“我这就给你们写起诉书，等我会儿。”按照我的经验，现在他们情绪比较逆反，这个时候并不是讲道理的好时机。我与其去安抚情绪，还不如按照他们的要求来，虽然我知道立案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28个人的起诉书，总共是84份，交给法院56份。他们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我第一次看清楚他们的手：手上全都是一道一道的口子，没有露肉，那是因为他们的角质层特别厚，指甲缝里嵌着水泥，根本洗不干净。

我给主任打了个电话，事态越发展越危险，我必须得让老太太知道我在干什么事情。

从情理上，我一直觉得起诉这条路太漫长了，对于他们的实际情况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想只能是互相配合，想办法从包工头那把钱抠出来。

但是，这些人动辄恶意揣测我的用心，我不仅出力不讨好，还得提心吊胆。怕他们去所里闹，我只能请主任多多包涵。

“不挣钱的活儿你干了不要紧，还容易引起纠纷，图啥？”老姐们儿在电话那端等我回答。不经过诉讼程序我就拿不到法律援助的补贴，也就是说我是在白玩，但偏偏他们还不买账。

“可能是图个心安吧，谁家还没个这样的亲戚。”

“那就放手去干。”

我还没接上话，她就直接挂断了。

立案时，我还是带着这些人去了调解的窗口，因为调解不用先交诉讼费。

这些人也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在这个时候刘律师说什么都是对的，他们的态度出奇温顺。

年底的法院格外地忙碌，诉讼服务中心大厅里人头攒动。安保人员看到这黑压压的一群人，要求他们十个十个的进来。

他们当时就不同意，一个个大嗓门地跟安保人员争论：“为啥不能一起进去？俺们就那么一个律师，分开咋整？”

这些人嗓音洪亮，几个人一起喊起来的时候，耳朵都会随着一起嗡鸣。

安保小伙可怜兮兮地看着我。“都让他们跟我进来吧，我让他们小点声，我们快。”

无论我走到哪个窗口，他们哗啦啦地就跟过来了，一个不落。材料交完了也不走，就站在旁边围观其他人交材料，小声交流，我眼神扫过的地方马上就变得安静，就像一群害怕老师的小学生。

我告诉法官我们先不交诉讼费，辛苦一年挣到的几万块钱，我不想他们转手就交几千块钱的诉讼费。

材料交了之后，缴诉讼费的期限是一周。一周之后，如果还讨不到工资，就得开启漫长的诉讼程序。

“刘律师，俺们请你吃饭吧。”我就欣赏这些人的能屈能伸，没立案之前刘律师就是个吃完原告吃被告的坏蛋，立了案刘律师就是人美心善。

我没时间搭理他们，我把这些起诉书的照片都发给了我认识的一个律师，他是包工头承包工程的开发商的法律顾问，他的顾问单位被我列到了被告的位置。

“你说这要是有个人从楼王的位置跳下去，你们这楼盘还卖不卖了？”我不得不拿吴国柱曾经的行为来引起这位律师的注意。上次吴国柱跳楼，也是开发商第一时间勒令包工头赶紧妥善地把问题解决了。

这位律师拼命稳住我：“你等着啊，你先等着啊！”

“我等不了了，这帮人根本就不听我指挥。”

挂了电话，我干劲十足。

我要了包工头的电话号码，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我曾经在电视台参加过一个法制类的节目，主要调解各种社会矛盾。经常有人在节目上因为一垄地打得不可开交。

我礼貌地吓唬包工头，“我已经跟电视台联系好了，这几天我们准备去你家采访下你，为什么住着豪宅开着豪车，偏偏不给农民工发工资。”

包工头没什么回应，他的这种反应，让我不得不做打官司的心理准备。

我给老李打电话，让他再给我签一个授权委托书。上次跟他回家拿钱，我记下了包工头的车牌号和家庭住址，我要去车管所和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查询一下具体信息，实在不行做个财产保全。

这需要有农民工的授权。

在公交车上他们看着车窗外的风景交头接耳，在跟着我要工资的时候，他们才真正领略这个城市的风景。

我在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查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在外面等着我，我们这个城市冬天风大，外边又没个避风的场所。

他们在寒风中努力缩成一团，不让寒风从领口、袖口钻到衣服里，有时候不得不把揣在兜里的手亮出来捂住耳朵，每个人的脸都是黑红黑红的。

去车管所距离比较远，需要坐地铁，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坐地铁。

地铁车厢温暖整洁，我习惯性地在靠门的位置坐下来，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坐着的，都远离其他乘客站着，只是偶尔小声交流地铁真的是一直在地下的。

他们似乎并不觉得坐地铁，坐公交车，就一定要坐着。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大厅也是，要不就抱着胳膊在那站一排，要不就往墙角那一蹲，好像椅子烫屁股似的。

“坐一下嘛。”我小声邀请他们，老李摆摆手，他的声音也很小，“我们衣服不干净。”其他人不约而同低下了头。

我突然想起了我小叔，他在工地上干了十几年，我刚买车那一年他恰好在这个城市打工，我开车去请他吃饭，小叔洗了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我能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香皂味儿。

他在上车之前从兜里掏出两个塑料袋往脚上套，工地的土路有些泥泞，他怕把我的车弄脏了，“我们坐公交的时候人家其他乘客也怕我把他们衣服弄脏了。”小叔边说边笑。

我却难过得想哭，小叔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我知道他工作条件让他没法干净，我知道他有多爱干净，家里干净成什么样我都清楚。

在我的强迫下，他只跺了跺脚，一路上他的脚都没踩实，就那么微微举着。

也是在办理讨薪案那阵子，回到律所，大家都开玩笑说我身上有农民工的味儿，问我这案子有完没完。然后主任听到农民工这个词儿就回过头来了，“他们来没来过咱所里闹？最近有没难为你？”

我说还没来，但琢磨了一会儿改口，暂时还没来。

主任说了声行，然后就走了，也不知道她是满意或不满意。

查完车，我觉得还是不能走诉讼程序。看着他们殷切的目光，“你们回家等着开庭吧”，这句话我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给熟悉的记者朋友打了个电话，求他帮个忙。

在包工头的豪宅门口，我的记者朋友按照我的要求摆拍了一张照片，我又把这张照片给包工头发过去：哥们儿，我们就在你家门口等着你了，除非你是土行孙。

然后又去开发商楼下摆拍了一张，发给我的同行：“电视台介入进来了，可能要带农民工去你们那做个采访，你们的办公楼我们能进去不？”

我默默地等着，这是我能想出来的最后一招了。

十分钟后，我的电话响了，“我他妈的是服了你这个老娘们儿了，我上哪给你们钱？”

在法律援助大厅里，我迎来了骂骂咧咧的包工头，农民工们稳稳地站在我旁边，那架势就好像包工头再骂我一句他们就要上去撕了他一样。

大家算完自己的账后就报给包工头卡号跟数额。我凑上去，好心劝包工头的老婆：“有那零头的你就给人家凑个整呗，家大业大的差这一百块钱啊。你看他们熬了这么多天，你多给点，明年招人的时候你也好招是不是。”

包工头抬头白我一眼，后槽牙咬了几下。

转完最后一笔钱，包工头一秒都不愿意多呆，转身就走。

“刘律师，跟俺们去工棚收拾行李啊！”虽然我明确表示拒绝，但是他们依然簇拥着我出了门，老李大叔财大气粗地带着我打了辆出租车先行出发。

我在阴冷的工棚里看着这些人欢快地收拾着行李，同时几个人开着手机免提给家里打电话，报告自己即将启程回家过年，已经拿到了全部的工钱，而我都快冻透了。

他们边收拾边关心我，帮他们忙活了一回能挣多少钱。

按照我们这里的法律援助中心补贴标准，如果立了案的话，一个案子二十九个人，第一个人一千，剩下的每个人头算一百，满打满算能拿到两千八。

我之前带他们去法院立案，也只是起个安抚作用，连诉讼费都没付。在火车站附近，他们硬是要请我吃饭。我觉得大家这么热情高涨的我就去吧，一群人然后去了拉面馆，场面极其神奇。

二十八个大汉在拉面馆里围着一个小女生，这个人要给我剥蒜，那个人要给我点个小菜，还有人给我点大骨棒。

汉子们极尽宠溺：“你尽管吃，别客气，就要给你最豪华的！”

最后是我结的账。

因为我不希望他们花钱请我吃饭。他们在饭桌上总说，多亏有我帮忙，才拿回了工钱。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真正被帮忙的人，反而是我。

刚进这行业时，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律师，每天只能审合同，月薪只有三千块钱。

我活得也很狼狈。

好死不死，我又爱喝咖啡，记得有天中午喝20元一壶的手冲，我发现打包带走，能省4块钱。我拎着那袋咖啡就走，我一路喝着，突然就哭了。那段日子里，我被许许多多类似的4块钱困住，一度想要放弃这个职业。

我甚至告诉主任，我不要再当一个审合同的律师了，这样是没有出路的。她老人家给了两条路，要么乖乖当助理，要么去吃苦，去做最乱的法律援助。

我选了法律援助。

因为只有极少律师来做，我一年接了快一百个案子，一千块一千块地攒，收入超过十万。这里的当事人确实情况糟糕，情绪极端，但也正是在帮他们解决这些破事儿的过程里，我累积到大量的经验，不知不觉中，就比别人更快地接到大案子。

没他们，就没有我。

到了接下这起讨薪案的第四年，我每月的收入到了3万，但我还是常常去法律援助中心接案子。很多人说这是自找苦吃，问我为什么，我也不回答，说了答案那就太矫情了。

只有在没人时，我才会提醒自己，做人，要知恩图报。

当我办完这起案子后，终于可以安心在所里坐着喝喝茶侃大山了。主任问我：“这个案子你挣多少钱？”我当着众人直说，一毛钱没挣到，还倒搭了一点。

无所谓，我知道我已经得到了很多很多。

只是让我没想到，那年年会上，酒足饭饱之际，主任把我拽到台上，给我单独发了一个红包。要知道，这老姐们儿平时不仅不给糖，还绝不给年终奖。她总说，律师应该凭自己本事赢下案子挣钱。

但这一次，她让大家学着点：小刘放弃了法律援助给补贴的机会，让二十九个农民工及时返乡过年，这种行为值得一个大红包。

我受宠若惊，偷偷捏了一下红包的厚度。

主任眼睛特别尖：“不用捏了，我按照法律援助的标准给你的，并且给你多加了一千元，因为你往里搭钱了。”末了她又说，你和我年轻的时候有一点像。

像哪一点她没说，我只知道，她年轻的时候不愿当家庭主妇，背着丈夫偷偷出去当律师。直到七十岁了，她还在做公益案件，为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找一条生路。

我记了她的这句夸奖好多年。

后来我成为了一名刑辩律师，离开了主任的律所，很多次匆匆路过法律援助中心，发现门口排队的人一次比一次多。就算有时真的不敢踏进去面对最残酷的现实，但我想起这句话，也总会鼓起勇气。

主任，谢谢你给我的糖。

在这个事件里，高频出现的关键词是“钱”。但越是这样，钱越是显出了不同的意义。

在包工头那儿，钱就是只是一串数字，却可以为了它藐视所有；在农民工那儿，钱是维持家人生活的物料，但还有相互扶持的爱；在律师那儿，钱是劳动所得，也是一份良心和脊梁。

追求金钱无可厚非，但任何时候，别让钱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

其实只有一个人的授权就可以了，但这28个人在一点钟全部准时到达。他们要求陪着我一起去查信息。

我们一起坐公交车去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他们觉得我穿高跟鞋不适合站着，要我坐着，然后紧紧站在我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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