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家族政治：秋后算账成常态，腐败泛滥令民主目标遥遥无期 - 安危情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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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曾经是东亚仅次于日本的强国，更是号称亚洲“民主橱窗”，但是发展到今天，不但被亚洲四小龙赶超，更是被以前贫穷的越南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全面超越。

菲律宾自1946年独立后，国家政权经历了民主、独裁再到民主的历程，其间更是发生数次兵变，政坛更迭不断，百姓得到的实惠却微乎其微。

究其原因，与菲律宾不顾社会现实状况，全盘照搬美式民主制度有直接关系。菲律宾政治家族势力庞大，盘根错节，表面实行民主制度，内里却是家族政治，国家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各大家族手中。

透析菲律宾社会发展，政治家族存在一日，其腐败泛滥令民主目标遥遥无期，而现在表面的民主还能走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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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远的家族政治起源

菲律宾是一个由7000多个岛组成的群岛之国，且各岛之间相对孤立。地域的分散性使得菲律宾人极易对地区组织形成强烈的地区认同感。

在16世纪西牙殖民统治前，菲律宾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是一个个以长老为中心的家族集团，他们或者形成以酋长为中心的地域集团，或者因为血缘、贸易交往、共同御敌之需等方面结成巴朗盖联盟。

各个巴朗盖组织散居于菲律宾群岛，在特定的区域内自给自足自治，彼此之间具有强烈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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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明的传播，菲律宾家长的权威性在这两种文化的加持下得到提升。家族关系网更是越织越密，通过血缘和婚姻关系，延伸渗透到菲律宾社会的各个领域。

在西班牙殖民者盘据的三百余年期间，菲律宾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开始盛行，培养出一批拥有政治特权的权贵家族，以及社会不平等的主从依附关系，菲律宾家族政治由此奠基。

美西战争后，美国接替西班牙统治菲律宾近半个世纪，美国在菲律宾推行“美国化”和“菲人治菲”并行的政策。所谓的“美国化”，就是用美式民主政治制度取代西班牙封建专制的殖民体制，进而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全面掌控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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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殖民者没有触动菲律宾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是加大力度吸引菲律宾社会上层亲美人士的合作与支持，在地方及中央行政各部门广泛安排菲籍人士来参与国家的管理，实行菲人治菲。

美国为菲律宾设计的选举模式，选举权仅为少数受过西方教育、拥有财产的特权阶层所享有。菲律宾选举从一开始就被少数地主家族所把持，形成了形式上遵循民主程序，而实质上依靠裙带关系的选举制度。

更可悲的是，广大的普通民众完全被排除在这种“美国化”政治制度之外，连最基本的选举权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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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原有的地主家族同现代资本结成精英同盟，并通过垄断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巩固家族地位，形成近乎世袭的政治家族。

菲律宾目前大约有250个世袭政治家族，为争权夺利，菲律宾政治家族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分别上演各种选举闹剧，并且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在国家中央政权中，这些大家族已经形成寡头政治，家族成员利用拥有的家族资源，旨在总统选举中获选并掌握政权，使得这些家族中的权力人物呈现出代际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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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独立后的15名总统中至少12人沾亲带故，众议院中三分之二席位来自名门望族，马科斯、阿基诺、拉莫斯、阿罗约等都是活跃菲律宾中央的主要政治家族。

马科斯的父亲曾出任过国会议员，1965年起，马科斯连续担任菲律宾总统21年并试图终身任职实行独裁统治。

直至1986年菲律宾第一次“人民力量革命”爆发，马科斯的专制独裁统治才得以终结，目前其家族势力仍盘踞菲律宾北伊罗戈斯省，其统治期间推行一系列保护马科斯家族及其亲密财团的措施，大大发展了家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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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阿基诺夫人借助被杀害丈夫的威望成为“亚洲第一位民选女总统”。2010年阿基诺夫人独子、参议员阿基诺三世以压倒性优势，成为阿基诺家族的第二位总统。

1992年至1998年，拉莫斯当选菲律宾总统。其父祖辈曾在菲律宾担任要职，他的父亲曾任菲律宾驻外大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拉莫斯还是前总统马科斯的姨表弟。

阿罗约夫人的父亲马卡帕加尔曾经担任总统，她自己在2001年出任总统，随后几年又连选、连任、继任做了6年总统，并在期满离任后同儿子和女婿一起进入众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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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地方政权大约被160个家族王朝把持，奥蒂加、辛松、霍森等家族都是把持一方政权的地方政治王朝。他们假借民主选举，通过父子或兄弟等家族内部接替“任期限制”公职的方式，轮转省长、市长、众议员等地方最高行政职位，长期控制着当地政治。

奥蒂加家族是拉尤尼恩省独一无二的政治王朝，从1901年起，省长一职就一直在其家族内轮转，成为百年“望族”。盘踞南伊罗科斯省的辛松家族，垄断当地政治也长达30多年。

纽瓦怡西哈省的霍森家族不但经久不衰，其中最令人称奇的是，1998年因被控谋杀入狱的托马斯三世，在监狱等待法院裁决时竟然当选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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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表象上可以看出，菲律宾在选举形式和程序上已实现民主，然而，这种民主程序却是在菲律宾家族王朝式庇护制度的原始政治生态下运作的。

其在纵向上形成传统庇护依附制度与现代民主制度的整合，构建出“金字塔”式的垂直型政治统治模式。横向上形成以亲缘关系、地域分隔为基础的“块状”群体，形成地方群体间政治局面。

家族政治之恶：腐败泛滥

菲律宾的选举，某种意义上就是政治家族之间的博弈。在政治家族中人看来，选举不过是走走程序的“家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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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命的是，多数菲律宾人对此并不在乎。他们在投票时宁可挑熟悉的姓氏，而不是那些业绩突出、为政清廉的陌生名字，“选举就是回忆人名，而名字就像品牌一样。”。

对于菲律宾人来说，政治是一项主要产业，是一种生活方式。政治是通向权力的主要途径，而权力又是敛财聚富的主要途径，借助政治影响去捞钱比任何其他方法都省时。

菲律宾政治家族控制着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和财富，掌权的家族精英利用代际更替，实现家族政治的再生和循环，腐败的权力和财富的垄断，已将国家带入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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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高层政治腐败丑闻层出不穷，多届总统更是腐败大王。例如“独裁总统”马科斯以腐败的裙带资本主义和严酷的政治打压而长期独揽大权，最后被人民力量革命赶下政治舞台客死他乡。“明星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迷恋权色、收取贿赂和回扣而招致终身软禁。

腐败吞噬菲律宾的大量财富，世界银行估计，贪污行为每年至少吞掉菲律宾1/5以上的国家预算。

腐败还削弱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扭曲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竞争制度，导致经济发展缓慢，政府债台高筑，每年不得不采取举新债还旧债的政策，并不断压缩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福利和减贫的资金，导致贫富悬殊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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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势力巨大的政治家族，他们这些富有阶层虽然只占全国人口的10%，却控制超过80%以上的社会财富，其中最富有的前20人掌握的财富，相当于五千多万普通菲律宾人年收入的总和。

为争夺政治权力和攫取财富，“秋后算账”成为菲律宾政治的常态，不断上演着总统们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毫无疑问，腐败进一步扩大现存的不平等，使菲律宾的民主制度的建构增添几分不确定性。

菲律宾的统治权力为社会上层的政治家族所把持，社会财富也被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族所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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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耗资巨大的民主选举活动，选民投出的选票也不是出于国家发展的考量，而是以金钱、官职等政治承诺为基础，国家政治彻底成为政治家族之间的权力博弈。

可以说，菲律宾的家族政治由来已久，并还可能长期延续，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菲律宾专制主义传统与移植于西方的现代政治制度苟合的结果。菲律宾有着长期王朝专制历史，形成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基础上的金字塔式的政治结构。

位于塔尖的是代表少数统治阶级利益的精英家族，垄断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数千年的“金字塔”式的政治统治为家族政治的延续埋下深厚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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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殖民入侵后，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菲律宾特权阶层才有资格充当殖民者代理人，他们享有大量土地，使得无地农民不得不租种其手中的土地，从而巩固弱势佃农对实力地主的依附、扈从。

美国殖民期间，更是建立起政治精英操控政府，资本家聚敛财富，地主掌握土地，并以与佃农的私有契约关系作为参与政治角逐的选票基础的塔形家族体系。

1946年菲律宾虽然获得独立，实行民主共和体制，但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发生过彻底的或者内生的社会革命，家族社会并未与家族政治剥离开来，长期历史沿袭的种姓制度、宗教性和地方性家族部落社会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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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菲律宾的民主共和制度是由美国全盘移植过来，具有外生性，没有通过社会自身变迁，因而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家族力量便借用政党的外壳和更替来执掌统治权。

这使得菲律宾仅仅在形式上发展出西方移植的民主制，而国家权力依旧掌握在少数家庭手中，新政府的组建不过是家族势力的重新分化组合。

其次，生产力水平落后低下，不具备建立真正自由民主政体的经济基础，反而为家族集权的延续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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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菲律宾的GDP增长率远低于国际经济组织预计的地区GDP增长率的平均值，显示出其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这就导致普通民众的收入非常低。

菲律宾有约9000万贫困人口，其中的1/3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一美元。而菲律宾的民主选举，议员参与竞选的经济投入很大，没有相当的资源是难以参与政治竞争并获得优势地位的。

高昂的竞选经费使得贫困的普通民众无力参与政治，有权势的地方家族便利用恩惠及社会结构中形成的顺从意识来拉拢选民。从上到下，菲律宾人的国家意识很淡薄，对国家关注、效忠程度远远低于对其家族的支持和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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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势力的政治家族为获得长远的利益，一直扮演着国家的角色，甚至承担着国家的作用。他们为获取选票，能够为自己选区内的民众提供免费的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他们还铺路架桥，改善民众生活条件，从而聚集下层民众对他们的强烈认同感。

一旦当选，政客们所在的政治家族便牢牢控制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享有特权，而这些政客本人也会“钱”途无限，举凡特许经营权、垄断经营权、免税、补贴以及工程等，都会立时成为囊中之物，好处可谓没有最多，只有更多。

因而，他们一直十分注重通过传统和刻意培植的主从关系，去赢得选举的胜利，以促成家族权力和利益的永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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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传统的庇护制社会关系为家族政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菲律宾传统社会政治关系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庇护制的存在，这种庇护关系决定人的实力、地位、权威关系和公民在社会中的角色。

有实力的人士就是庇护者，他们控制稀有资源，尽可能地搜罗追随者。追随者有给予庇护者忠诚和支持的义务，而庇护者则有为每个追随者寻求和提供好处的责任，这是一种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的主从交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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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知恩必报的观念把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知恩不报令人感到羞愧和难堪，有来无往更将极大损害庇护关系，从而也损害自己的利益，在庇护网络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担当的角色。

这种家族式的个人关系能够满足菲律宾人的直接需要，所以多数人都不重视制度化的政治体制，对国家关注、效忠程度远远低于对其家族和庇护者的支持和效忠。

庇护--扈从关系在菲律宾的政治领域也大行其道，在政党竞选中，政党领袖并不能依靠纲领来竞选，而是通过依附体制来控制、赢取选票，形成垂直链式的家庭庇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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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菲律宾传统的家族文化制度是形成家族政治现象的主要原因。在菲律宾人的价值体系中，家族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家族成员自出生那天开始就必须忠诚于家族，这样才能从家族中获得保护和支持，家族的地位和势力决定家族成员自己的地位和势力。

数代亲族聚集在一起并通过联姻的方式扩展势力和财富，血缘和婚姻建立起的关系网、家族网，是菲律宾政治活动的起点和核心。

家族主义的另一个发展方式是教父制度，菲律宾是亚洲唯一天主教国家，婴儿在接受洗礼时，常请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士担任孩子的教父，通过教父制度，教父和教子双方的家庭取得相当于血缘和婚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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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父制度在有助于沟通菲律宾等级较为森严的社会各级阶层的同时，也使上层人士尤其是怀有野心的政客得以靠这种宗教仪式的结亲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源。

家族亲属关系和教父制度使得菲律宾家族制根深蒂固。家族成员在遭遇困难时，可以获得家族的支持和帮助，在政治上更能依靠家庭的势力获得选票，增加参与政权的基础保证。

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必须服从家族的安排，为家族荣耀和声望而努力。家族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或者让自己的子女将来在仕途中一帆风顺，经常会依附于某个有威望的政客，并结成同盟团体，形成更大关系网。

这种从菲律宾传统的家族主义社会结构中衍生出来的关系网络以及文化价值导向，影响并制约着菲律宾的政治发展，使得政治成为家族追求的终身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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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不安的民主之路

菲律宾的民主制度是美国民主制度在亚洲的再版，但是尽管制度设计可谓非常美好，然而却因为没有相应的国家能力去践行，民主权力反被大家族所把持，逐渐蜕变为“政治衰朽”，民主之路不但一直动荡，而且随时有走到尽头的可能。

今天，毒品犯罪、政治腐败和恐怖主义已经成为破坏菲律宾社会秩序的三大顽疾，任何一个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

首都马尼拉被称为亚洲“绑架之都”，菲律宾每年被记录的绑架案件高达上百起，可见恐怖主义多么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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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警察的腐败闻名遐迩，本身是维护治安的力量，结果却被称为“穿着制服的流氓”，这是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根本没有职业道德，绑架勒索，无恶不作。

“菲律宾十大杰出青年警察”门多萨，获得过20余枚国家荣誉勋章，就是这样一个榜样级的人杰，却早在2008年就曾强迫普通市民吞下毒品，以吸毒犯罪证据确凿的罪名，勒索赎金。

事发被解职后又铤而走险，于2010年劫持并造成香港游客数十人死伤，这一案件令举世哗然，执法者犯法后果更为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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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是偶然现象，菲律宾历来有军队兵变和警察哗变的事件发生，通常他们失败之后，就会通过劫持人质要挟政府，最终实现官复原职，这甚至形成一项传统。

“优秀警察代表”门多萨操作不当，演砸了戏码，落得一个与肉票偕亡的可恨下场，但谁也不知道菲律宾还有多少个“门多萨式”的人物在以后出现。

另外，菲律宾社会动荡的另一个原因是，其政治家族基本拥有私人武装。2002年以来，每当大选临近，暴力事件便频发，仅2004年总统选举期间，就出现249宗与选举有关的暴力活动，流血死伤事件比比皆是，社会长期动荡不安。

而且菲律宾政府长期债台高筑，导致经济极端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人口一度曾达到总人口数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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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国情”、“社情”，菲律宾要想实现良好的治理，就需要整合国家机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制度。

这则需要改变菲律宾人现有长达数百年的家族认同理念，而要想破解家族认同，最终达到国家认同，那么经济民主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要保障社会资源尽量向底层人民倾斜，使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真正改善，同时要排斥任何国家上层特权的干预和暴力的强制，只有建立在经济民主之上的菲律宾政治上层建筑才有坚实的人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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