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机会性”就业：菲律宾的中国离岸博彩工人 - 安危情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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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份，菲律宾媒体上刊登的一张中国博彩公司员工照片。

一、导论：历史与背景

菲律宾是中国移民的传统目的地之一。早在元明时期，即有中国人移民菲律宾群岛。移居菲律宾群岛的中国移民大多来自中国沿海的福建省，少数来自广东，闽南方言也因此成为菲律宾华人社会的官方语言。

菲律宾在1975年与中国建交，之后，自50年代就中断的中国移民潮开始恢复，并且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家庭团聚移民构成了70年代后期中国移民潮的主体，不少中国公民从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移居菲律宾。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移民网络得以扩展，不少中国公民开始在朋友和同乡而非亲戚的帮助下移居菲律宾。不过，整体而言，这一波移民潮仍然以福建移民为主，尽管少数人来自上海、辽宁等非传统的侨乡。到了本世纪初期，这一群体在数量上已经多达20万左右。

由于这一群体以福建籍为主，他们与传统的以福建移民为主的菲律宾华人社会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们除了组建自身的社团——这些社团往往会聘请有影响力的菲律宾华人担任顾问，还大量加入菲律宾华人社团。在商业上，不管是在马尼拉市岷伦洛（Binondo）的中国城，还是在巴西市(Pasay)墨拉兰（Baclaran）商场，或者大马尼拉区域奎松市（Quezon city）、青山市（San Juan city）等中国新移民的新的商业聚集区，中国新移民的商业活动往往与菲律宾华人存在很多交集，比如中国新移民所从事的零售业和批发业，往往也构成了当地华人商品销售网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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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前马尼拉中国城春节时的盛况
在过去十多年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人海外投资的扩展，又有不少中国公民前来菲律宾。这一群体既包括毕业后留在当地发展的原中国留学生，也有中资企业外派任期满之后在当地继续工作的员工。他们可能创建与原业务相关的公司，也可能开办餐馆、旅行社等等，毕竟大型国有项目的前员工合法或不合法的留着当地，寻找更多的商业机会并不罕见。这一群体主要活跃在大马尼拉区域的金融中心马卡蒂（Makati）。在首都马尼拉以外的区域，诸如南部的达沃（Davao），或者类似长滩岛(Boracay)这样的旅游景点，也活跃着不少从事各行各业的中国人。

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全球投资所带动跨境移民现象一直在世界各地持续发生。只不过自2013年以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力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中国企业推动的产能输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公民更密集的全球迁徙。

不过在阿基诺三世时期的菲律宾，受南海冲突的影响，流入菲律宾的中国公民尽管有所增长，但一直保持较为缓慢的态势，菲律宾社会对“一带一路”的关注也较为罕见。直到2016年杜特尔特上台之后，随着中菲双边关系的改善，尤其是菲律宾对网络博彩业的鼓励，刺激了两国之间更大量的跨境人口流动。在此背景下，大量中国人前来菲律宾旅游并投身离岸博彩业。

在大马尼拉区的帕拉尼亚克（Paranaque）、马卡蒂（Makati）和马拉邦（Malabon）等地，聚集着为数众多的赌场和离岸博彩公司（Offshoregambling operator），其投资、运营到管理，都有大量中国公民的参与，人数据说在20万左右。尽管确切的数字无法得到印证，但菲律宾离岸博彩运营商自2016年末以来，陆续雇用了约20万名劳工，其中多数是中国人。在上述博彩业从业人员密集的区域，还衍生出大量中餐馆、超市、理发店以及娱乐场所，也吸纳了不少中国公民。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移民以福建籍为主，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特赦获得菲律宾的永久居留权。此外，由于菲律宾投资移民和退休移民的门槛较低，不少中国公民通过这一途径，获得菲律宾的特别投资居留签证（SIRV）和特别退休居住签证(SRRV)。以上所谈到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中国移民群体，其中不少人通过上述方式取得菲律宾的永久居留权。但是，在过去几年间大量涌入菲律宾的中国博彩从业人员，其跨境流动原因并不同于前两个群体——我们甚至很难称之为“国际移民”，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把菲律宾作为一个临时的、机会性就业的场地，并没有在当地长期居留的计划。但是，这一群体因其庞大的规模，对菲律宾社会产生了较大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影响，因而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

受困庞大的人口以及高失业率，菲律宾本身是个对外输出人口的移民大国。根据海外菲律宾人委员会以及菲律宾统计署2015年的数据，每天都有5000多个菲律宾人背井离乡，到他国就业打工。仅在2018年4-9月期间，海外菲律宾劳工（OverseasFilipino Worker）就多达230万。在这一背景下，为什么反而还有大量中国人前往菲律宾就业工作呢？

基于此，本研究以这一“机会性就业”为目的的中国博彩工人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探讨这一群体的社会结构、移民动因、对当社会的经济社会影响，以及当地社会对这一群体的态度和回应。笔者相信，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国际移民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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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面容俏丽的华人美眉在为赌场宣传拉霸大赛，拉霸机即赌博机器老虎机。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公民的跨境流动

（一）临时移民与机会性就业（Temporary migrantsand opportunistic employment）

很难对国际移民的类别做非常清晰的划分和界定，在欧洲移民委员会1996年的报告中，认为更现实可行的做法是根据经济移民的实质和形式对移民进行分类。因此该报告将国际移民分为教育移民、培训移民、职业或者商业目的移民、合同移民（contract migration）、定居移民、非法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上述类别中经济类移民都可能出现“临时性”的移民。但是，对临时移民和永久移民之间做明确区分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移民和融合的进程中，临时工作许可证可能会延长，短期居留最终可能发展为永久居留。

一般而言，临时工必须始终有一份定期雇用合同，明确规定其职业、开展活动的地理区域和雇主，在合同期结束后预计会回国，不能作为外国工人在东道国永久定居的初步步骤。短期的、临时移民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向特殊类别的移民----如专业人员和商人或具有特殊技能或职业的人发放临时工作许可证；（2）季节性工人；（3）与项目挂钩的合同工；（4）职业受训人员。

有学者用“机遇性移民”（Opportunistic Migration）来描述季节性移民（Seasonal migration），比如季节性迁徙到孟加拉国西南海岸专场打工的移民工人。更有学者指出，在季节性移民的情况下，地理流动通常发生在贫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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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华人博彩公司办公场所
每个国家的临时移民的构成是不一样。在希腊北部地区的伊庇鲁斯地区，劳动力的紧张为阿尔巴尼亚人作为临时移民的进入创造了条件,而海湾国家更成为几个南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主要外汇来源。2011年的数据显示，在中东地区有超过200万菲律宾人、300万孟加拉国人、600万印度人和大约80万斯里兰卡人。

发达国家的临时移民的构成会更加复杂。澳大利亚的临时签证包括四个签证类别，分别是技术工类（skilled work）、学生类（student）、工作假期类(working holiday)和新西兰公民类(New Zealandcitizens)，此外还有另外两个新兴的临时签证类别，即临时毕业生（temporary graduates）和太平洋季节工人（Pacific seasonal workers）。除了一些季节性工人和采矿工人之外，澳大利亚的临时移民并不仅仅只是低收入的代名词，相反，不少临时移民倾向于应聘待遇更高的工作，属于技术性临时移民（temporary skilled migrants）。2017-2018年，澳大利亚临时移民的平均工资是95000美元。半数以上的临时移民集中住宿和食品服务、信息媒体和电信；专业人员、科学和技术服务，以及其他服务行业(例如个人护理和机械维修)。而且，从长期来看，只要符合规定的条件，临时移民可以转为永久签证。澳大利亚内政部的数据显示，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至少超过一半的永久性技术签证被授予以及获得临时签证的外国申请者。

总的来说，临时移民可能会和劳动力紧缺有关，或者从低收入地区/国家向高收入地区/国家的流动更为普遍一些。不过，和不断增长的中国相比，菲律宾显然还是低收入国家，而且如前所述，菲律宾自身也饱受高失业率的痛苦，因此中国公民向菲律宾的临时性移民就更加让人困惑。

不过，大量中国公民涌入菲律宾的离岸博彩业主要发生在2016年之后，他们前往菲律宾主要是寻找当地机会性的就业，因此这一跨境人口流动，不仅仅与菲律宾博彩业政策的变化有关，还与更大范围的政治环境的变化有关系。而这一行业对菲律宾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大量中国人在菲律宾的存在，正在日益发酵为社会和政治问题，在菲律宾的网络上，充斥着菲律宾民众对中国人的各种批评和谩骂。当地民众对这一群体的认识和探讨，不仅仅和现实利益相关，而更多可能和情绪性东西有关。这是在很多国家没有出现过的。即便在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这个据说曾经沦陷于中国离岸博彩业的城市，对中国离岸博彩业的争论，也没有出现类似菲律宾这样情绪化和广泛的层面。

文章在此使用“临时性移民“和“机会性就业”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群体，确实对大多数人中国博彩员工而言，他们并没有“移民”菲律宾的概念，他们更多是把菲律宾作为一个“机会性就业”的场所。他们不谙当地语言，也不懂英语，没有任何“融入”当地的概念。受职业所困，他们过着非常封闭的生活，少于当地社会发生互动和联系，一有风吹草动，随时准备从菲律宾撤离。总之，菲律宾的中国博彩业人员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他们发生在特定的政策与政治的背景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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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5日，菲律宾移民局驱逐294名因涉嫌非法工作而被捕的中国公民。

（二）菲律宾的中国临时移民

1.菲律宾离岸博彩业（Philippineoffshore Gambling Operators-POGO）

POGO是在菲律宾运营的、专门为外国人提供在线博彩服务的公司。POGO禁止菲律宾公民在其博彩平台上赌博，只有居住在其他国家/地区的外国人才有权参与线上博彩活动，菲律宾公民即使在菲律宾国内浏览POGO的游戏网站也是不允许的。这是为了阻止或限制菲律宾人，特别是未成年人沉迷于赌博。

自2016年起，POGO公司必须接受菲律宾娱乐及博彩公司（The Philippine Amusement and gaming Corporation -PAGCOR）的监管，只有获得PAGCOR颁发的许可证方可合法营业。从杜特尔特总统上台以来，截止到2019年底，PAGCOR共颁发了60张POGO执照（相关数据显示，截至现在合法博彩牌照不到20张）。但是，还有大量POGO公司挂靠在合法的POGO公司名下营业，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营业执照。

POGO行业为菲律宾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每个POGO申请者为线上赌场（e-casino）项目缴纳20万美元的许可证费用、5万美元的申请和处理费用，和15万美元的其他费用，而体育博彩（sports betting）项目的许可证费用、申请和处理费用则分别是15万美元和4万美元。此外，每个POGO申请者还必须缴纳30万美元现金作为保证金，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各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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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伴们耳熟能详的这句“性感荷官在线发牌！”就来源于这种线上赌场。
根据PAGCOR的报告，POGO运营商在接受其监管的第一年就贡献了6.57亿比索的收益，2017年则猛增497.26%，达到39.24亿比索。2018年，POGO的创收达到73.65亿比索，比上年增长87.69%。从2019年1月至4月，PAGCOR的总收入达到250.9亿比索，收入增长11.4％，这一数字比2018年前4个月的225.1亿比索增长了25.7亿比索。如果菲律宾政府成功迫使大多数POGO公司的员工缴纳收入税，菲律宾政府将从POGO行业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POGO也推动了菲律宾房地产市场的发展。PAGCOR规定，每个POGO必须拥有至少10000平方米的办公空间。第一太平戴维斯公司（KMC Savills Inc.）预计，POGO占据了80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高力国际（Colliers International）的报告显示，离岸博彩业占2019年1月至9月马尼拉办公楼总交易量的37％，达442,000平方米，高于去年同期的296,000平方米的使用量，是各行业中办公空间需求最大的行业。在未来三年期间，菲律宾离岸博彩运营商的需求还会有所增加。

利基房地产咨询公司(Leechiu Property Consultants)在2019年9月称，菲律宾网络博彩公司每年为菲律宾经济贡献约5510亿比索，其中薪水每年支出5040亿比索，住房租金360亿比索，办公室租金110亿比索，超过传统的信息技术和外包业（IT-BPM）。到2019年底，POGOs将超过BPO，成为菲律宾第一大写字楼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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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来菲律宾房地产市场趋势图，其中红线是马尼拉大都会，蓝线是马尼拉以外，黑线是菲律宾平均值。

2.菲律宾离岸博彩业与中国临时移民

菲律宾离岸博彩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公民的参与休戚相关。不管是离岸博彩公司（POGO）的运营，还是博彩业的客户群体，中国人都是最主要的来源。

自2016年以来，一方面，随着菲律宾对离岸博彩业的放开，另一方面——也许更加重要的是，中菲双边关系的改善为中菲之间大规模的人员往来，大量中国公民前往菲律宾从事离岸博彩业，其中不少人持旅行签证进入菲律宾，然后由菲律宾当地的博彩公司出面办理商务签证。

中国工人全面参与POGO的运营，包括行销、客户服务、产品研发和技术维护等等。行销人员向潜在客户发送电子邮件，或者在QQ或微信等平台上推广游戏产品；客户服务人员关注线上赌博玩家的体验和咨询；研发部门负责创建新的游戏应用程式或改进现有程式；技术维护部门还要负责游戏运行平台的稳定性，防止出现技术上的故障导致平台崩溃等等。

因为在线游戏的主要客户都是中国人，或者来自台湾、马来西亚等其他地区或国家说华语的华人，因此无论是营销还是客服人员，说普通话是必不可少的技能。这也解释了从2016年以来中国公民在菲律宾的大量增长。当然，少数来自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会说华语的华人也构成了这一群体的一个部分。

菲律宾劳工部（DOLE）表示，2015年至2017年期间，该机构共发放115,652份长期工作许可证，其中有51,980份或45％发给了中国人。同样在此期间，菲律宾移民局发放了119,814份临时工签，其中78,185份或65％发给了中国人。

据菲律宾劳工部在2019年5月的数据，菲律宾大约有138,000名外国工人——包括83,760张特别工作许可证（SWP）以及54,240张外国人就业许可证（AEP），这些人大多数是在离岸博彩公司工作的中国人。如果再加上所有为博彩行业服务的中国员工，实际数量可能在15-25万之间。

如图1所示，自2013年以来，受双边关系的影响，来自中国的游客在2014年下滑。但是自2016年以来，因为双边政治关系转暖，尤其是杜特尔特总统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且推出菲律宾的“大建特建”（build, build, build）计划，两国在经贸合作领域的互动加强，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急剧上升，进一步推动了两国人员的往来。就投资方面，2018年，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增长200多倍，达到1790亿比索，占菲律宾全年吸引外资的28.3%，居第一位。在贸易方面，自2016年以来，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2016年以来中国到访菲律宾游客的急剧增加，正反映出中菲关系改善，以及两国加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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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3-2019年期间赴菲中国游客数据来源：Department of Tourism, Philippines,*2019年数据为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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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7-2018年中国对菲投资数据来源：Philippines Statistics Authority
马来亚银行的报告称，菲律宾离岸博彩公司的出现引发“中国游客热潮”。在博彩公司出现之前，中国游客仅占菲律宾入境者的5.9％，在2019年前8个月，进入菲律宾的中国人增长了39％。急剧增加的中国游客并不仅仅只是包括观光客，也包括了大量博彩公司的中国员工，以及其他中资公司的外派高管甚至普通劳工——诸如建筑工人，或者各类想在菲律宾发财致富的中国人。他们往往会持游客签证入境菲律宾，然后在当地再转成工作签证或者商务签证。

博彩业还催生了超市、中餐馆，甚至色情等行业的发展，共同推动了自2016年以大量中国公民的跨境流动。在博彩业聚集的区域，大量中餐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些博彩公司自身也会投资一些中餐馆。

离岸博彩业的繁荣意味着雇佣大量在异国他乡工作的单身男性，从而为色情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土壤。一些中国公民组织来自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女性——其中为数不少女性来自中国，为在博彩业及其相关行业的男性提供性服务。2019年9-10月，大马尼拉地区多个由中国人经营、以水疗中心或者KTV为幌子的卖淫集团被突击检查，包括中国女性在内的100余名性工作者被解救，被捕者则因违反菲律宾2012年《扩展的反人口贩运法》而面临控诉。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人员认为中国卖淫集团的增加与POGO运营商在菲律宾的繁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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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会性”就业

在过去几年之间，柬埔寨和菲律宾几乎成为中国人离岸博彩业的天堂。在2019年8月柬埔寨宣布博彩业为非法之后，菲律宾几乎成为离岸博彩业的圣地。因此，法律空间显然成为中国人前往菲律宾从事离岸博彩业的背景。不过，如果不是2016年以来中菲双边关系的改善，以及人员互动的加强——人员流通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五通之一，我们可能也很难想今日中国博彩工人在菲律宾的兴盛。可见，法律空间和政治协调为中国博彩工人的跨境流动创造了先决条件。

2019年1月，笔者在朋友的帮助下采访了近十位离岸博彩公司员工，27岁的小罗是其中学历最高的一位，来自山西的他在国内一家大学的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因为觉得当地工资太低，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小罗于2018年初来到马尼拉Makati的一家博彩公司上班，主要负责博彩公司员工的日常管理和公司行政事务，他对目前的工作薪酬看到比较满意。32岁的小马是福建人，供职于亚洲购物商城（MOA）附近的一家离岸博彩公司，主要负责博彩公司的计算机服务器的维护，月薪差不多20000人民币。小马是计算机专业专科毕业，毕业十年了，月薪接近1万——这一薪酬尽管在中国并不低，但对一个从业十年的计算机专业人士而言却不高。2018年，冲着菲律宾的高收入，在朋友的介绍下，小马来到菲律宾发展。工作不累，但是小马觉得生活无聊，因为不懂英文，很多地方不敢去，来菲律宾一年多也没有外出旅游，有空的时候就是到亚洲购物商城吃饭和逛街。小马没有在菲律宾长期工作的打算，也许2020年的那个时候就回国了。

以上案例在中国博彩业群体中并不罕见，即相对高收入可能构成了这一群体在菲律宾“机会性就业”的一大动力。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但公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依然不高。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19》的数据，2019 年全国在岗职工合计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5750 元。而据第三方评价机构麦克斯的数据，2019 年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薪资为4376 元。只要有机会，很多中国人还是愿意背井离乡寻求一份更高收入的工作。Jobstreet在菲律宾的一个公开职位招聘显示，一个注册POGO公司的数据分析师的月薪在80,000-130,000披索左右。这份用用中文书写的工作招聘面向中国公民，受聘者将获得免费住宿或租赁津贴、免费用餐或膳食津贴，以及在休假期间往返中国的全额机票。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这样的薪酬待遇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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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9年中国主要城市平均工资（单位：元）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19》

即便是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公民，他们依然能够获得远高于其在中国国内的薪酬——前仆后继的中国赌徒为博彩公司提供的高额利润足以支撑这一待遇。所以，尽管菲律宾国内的工资水平较低——截止到2018年11月，菲律宾首都区的最低日薪为500-536比索，但是离岸博彩业----类似“飞地经济”的特殊产业，其利润并不来源东道国，足以吸引大量机会性就业的中国公民。

为了支撑其业务的快速扩展，博彩公司需要更多的员工。鉴于博彩业在中国国内声名狼藉，一些博彩公司或者其管理人员采取欺骗的方式诱骗中国公民前来菲律宾从事博彩业，相关报道在菲律宾媒体并不少见。

在中国文化里，赌博本身并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大多博彩公司的中国员工很忌讳在公开场合谈论他们的工作，他们主动和当地社会保持着小心翼翼的距离和低调。从事行政或者技术维护的工作人员，在谈到销售人员时，语气里大多充满了不经意的鄙视——后者因为直接面对客户而被视为不择手段或者欺骗。另一方面，为了安全起见，或者不吸引本土社会对他们的过度关注，博彩公司基本上都对其员工实行半封闭的管理，员工少有机会外出。更不用说，由于这一群体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大多数人压根不懂英文，他们既缺乏能力，也缺乏勇气与当地社会互动。

因此，大多数中国博彩员工在菲律宾过着非常封闭的生活，他们唯一的娱乐就是周末购物、在酒吧饮酒或者KTV狂欢。因为对他们而言，菲律宾就是一个他们实现机会性就业的临时场所，他们对本土时候没有任何融入感，迟早有一天他们要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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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某KTV让小编眼晕的佳丽

三、中国新移民对菲律宾当地社会的影响

大量蜂拥而至的博彩业中国人群体，对菲律宾本土社会产生了复杂的经济社会影响。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围绕博彩业展开的讨论充斥着菲律宾各大媒体，从民间到政府，对离岸博彩业之于菲律宾的影响更倾向于从负面的角度去评判，认为这一行业给菲律宾带来的伤害远大于收益。

尽管杜特尔特政府全力拥抱中国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希望中国加大对菲律宾的投资力度——这也意味着中菲之间更密集的人员往来，但受阿基诺三世时期中菲海洋终端的影响，菲律宾民间社会对中国的疑虑并没因双边政治关系的升温而得到显著改善。相反，由于媒体对博彩业及中国博彩员工的广泛报道——其中不乏政治家和反对派为了迎合民众或者出于其他目的对博彩业危害的夸大，菲律宾大众对中国的信任感进一步恶化，从而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及中国投资项目在菲律宾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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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拉斯皮纳斯市几位中国籍博彩公司员工下班

（一）经济影响

如上所言，对于菲律宾这样一个经济相对落后且财政紧张的国家而言，离岸博彩业无异于一只会生蛋的母鸡，来自博彩业的收入改善了菲律宾人的社会福利。但是，大多数普通的菲律宾人未必认识到复杂的财政制度和福利制度，他们更倾向于直观感受博彩业给自身生活带来的冲击，而且可能也受到了媒体报道的影响。

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就业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菲律宾是个人口大国，其15岁以上的劳动力人口在2019年达到7200多万，失业率为5.1%。因此，大多数人菲律宾认为大量外国公民涌入离岸博彩业——尤其是是中国人，剥夺了原本属于菲律宾人的岗位。

在2019年8月柬埔寨政府宣布博彩业为非法，大量离岸博彩公司被迫离开柬埔寨前往菲律宾之后，这种担心显得更加突出。菲律宾工会联合会（TUCP）在2019年9月份敦促政府成立一个离岸博彩业协调机构，原因是担心柬埔寨在全面禁止博彩业务并打击在线赌场后，更多的中国劳工将移民涌入菲律宾。该劳工联盟希望菲律宾政府暂缓颁发新的经营许可证，以此衡量离岸博彩业对菲律宾经济所带来的复杂影响，而显然菲律宾政府已经接纳了这一建议。

而根据POGO管理机构PAGCOR发布的报告，在线博彩公司每10名工人中就有4名是菲律宾人，这些工人包括高薪IT和技术支持人员、经销商、行政人员、司机、厨师、维护人员和其他人员等等。此外，由于离岸博彩业务的主要客户是华人，普通话是必不可少的技能，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员工在该行业的不可能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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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珍珠大厦
POGO行业的繁荣确实造成了大马尼拉市特定区域如马尼拉湾区、马卡蒂和帕西格等地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并且由商业空间蔓延到普通住宅市场，普通菲律宾人因此不得不为此买单。为了便于对公司员工的管理，小一点的POGO公司可能租下大量公寓供员工住宿，大型POGO公司则往往买下整栋公寓，而一些依靠博彩业致富的中国人也可能投资购买公寓。据利基房地产公司的数据，马尼拉海湾地区的租金比三年前猛增了80%，而一些地段的公寓的价格则曾经每平米180,000比索上涨到320,000比索，甚至更高达到500,000比索左右。

（二）社会影响

菲律宾离岸博彩业最受人诟病之处可能在于这一行业总是与洗钱、非法雇佣、绑架、勒索、伤害和谋杀等违法活动脱不了干系，而不幸的是，作为菲律宾最庞大的离岸博彩从业群体，在不少公开报道的案件中，总是不乏中国公民的身影。

中国公民不仅自身成为绑架勒索的受害者，少数人也成为施暴者。根据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反绑架大队的数据，2018年菲律宾共有69人遭遇绑架，其中27名是外国人，42名是菲律宾人。在被绑的外国人中，中国人占了17人，比2017年的8人相比增加了112.5%。大部分被绑架的中国人是赌场放高利贷团伙的受害者。从2019年1月至11月，这个数字已经跃升至58人，增加了47%。

一些中国人涉嫌绑架外国人而被菲律宾警方逮捕。从2017年到2019年9月，一共发生了61宗与赌场有关的绑架案，在被捕者中，119人是中国人。而获救人质中，有57名是中国人。而这些仅仅是警方立案处理的案件数量，尚有数量不明的未报警案件。

菲律宾国家警察将绑架案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勒索赎金绑架案、与赌场有关的案件和与POGO有关的案件。与赌场有关的绑架主要涉及中国公民因高利贷欠下巨额赌债后绑架，而POGO绑架案则主要是一些非法的POGO公司在中国员工试图离开时对他们进行绑架，2019年与POGO相关的绑架案急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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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2-2019年在菲中国公民被绑架人数数据来源：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 - Anti-Kidnapping Group
菲律宾移民局的记录显示，2015年全年，菲律宾逮捕非法外国人507名，其中273人为大陆公民，占54%。在2016-2018年三年期间，被驱逐出境的外国人以中国人为最多，总共有1510名中国人被遣送回国，其次为韩国人，共有216人被遣送回国。2019年1-12月，菲律宾逮捕了2000多名外国人，这些人大多因为非法博彩和网络诈骗被捕。

非法雇佣也是引发菲律宾大众不满的原因。一方面，不少博彩公司的中国公民并没有取得相应的工作许可证，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员工可能中途会放弃他们原有的工作而在菲律宾寻找其他工作机会，甚至在签证期满后在当地非法滞留下来。菲律宾劳工部2019年6月检查了177家网络博彩公司的57288名员工，其中有8371名外国员工没有工作许可证，后来1693名外国员工已经办好证件，三个月之后很多人仍然没有办理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和移民局颁发的特别工作许可证。

一些中国员工还因为他们在公开场合傲慢或者不文明举止而引发菲律宾人的愤恨。有菲律宾众议员表示，菲律宾离岸博彩公司（POGO）雇用的外国员工，在获准进入菲律宾工作之前，应该接受有关在菲律宾如何为人处世的讲习班，要学习如何与菲律宾人和睦相处，以及如何做到不要冒犯他人。

由于菲律宾离岸博彩运营商在菲律宾的一些战略要地建立公司，例如在大马尼拉的三军总部亚银那洛军营（Camp Aguinaldo）、菲律宾海军、空军和陆军总部，以及甲美地省（Cavite）桑格里角（Sangley Point）的海军基地附近，都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离岸博彩公司，这也引发了一些政治家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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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菲律宾警方抓获的中国籍绑匪们

（三）菲律宾社会的应对

大量中国博彩工人在菲律宾的存在，以及菲律宾媒体对涉及这一群体合法或不合法活动的广泛报道，在很大程度引发菲律宾社会对中国劳工的忧虑。根据菲律宾社会气象站2019年9月的一项社会调研，在1800名受访者中，70%的受访者对不断增长的中国工人表示担忧——在中国工人最密集的大马尼拉市，这一比例高达76%，另外有52%的人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是对菲律宾国家整体安全的威胁（27%的人反对这一说法）。2018年11月，菲律宾和中国再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但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密切合作似乎未能有效消除菲律宾大众对中国的不信任，双方之间的海洋争端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大量中国博彩工人在菲律宾的存在无疑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菲律宾社会对中国疑虑。如图3所示，在2016-2019年期间，菲律宾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度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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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3-2019年期间菲律宾人对中国的信任度数据来源:Social Weather Stations
为了回应社会对博彩业的关注，菲律宾政府加强了对博彩业的控制以及对中国人签证的调整，前者诸如加强对博彩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的追缴。菲律宾国家税务局认为，该国离岸博彩公司的员工大多数都是中国人，而且所有这些中国工人都没有在税务局获得个人税号（TIN），这些人可能有130,000之多。为此，菲律宾众议院新通过一项法案，旨在向博彩公司工人征收15％的所得税，并将博彩公司的2％的特许权税提高到5％。2019年11月27日，菲律宾税务局查封了菲律宾最大的离岸博彩公司新东方俱乐团部88公司(New Oriental Club88 Corporation)在巴兰玉计市(Parañaque)的11家分支办事处，后者被指控没有注册及违反税务法。另一方面，自2019年以来，菲律宾缩紧了中国公民赴菲的签证，申请菲律宾旅游签证的时间被延长，而对那些持旅游签证入境，然后在当地转为工作签证的审查也更加严格。

不过，鉴于离岸博彩业对菲律宾经济的巨大贡献，菲律宾政府任何旨在限制离岸博彩运营的政策都必须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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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米地博彩岛（pogo island ）前后对照图

四、讨论

第一个群体以福建新移民为主，虽然不少人同样只是将菲律宾作为发财致富的梦想之地，但是他们与本土菲律宾华人社会维系非常密切的互动，而且商业上的联系将他们与菲律宾本土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很多人通过菲律宾政府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特赦，或者随后的退休移民或投资移民，取得在菲律宾的长期居留权限。第二个群体虽然来源更加多元化，人数更少，但是他们或者在受教育程度（包括语言能力），或者在财力上都更加突出，并且在经济活动上同样与菲律宾本土社会形成密切的互动。一旦拥有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他们倾向于通过投资移民或退休移民的方式获得菲律宾的长期居留签证。

显然，中国博彩人员与上述两个中国新移民群体存在明显的差异，从整体而言，前者所能动员的社会资源更少，他们只是将菲律宾作为其实现“机会性就业”的场所。因此，庞大的、封闭性的中国博彩工人群体在菲律宾形成一种类似“族群飞地”的社会和经济——无论是这一行业的主要利润来源，还是个体的经济和社会活动，都与菲律宾当地社会之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站在菲律宾的角度，除了菲律宾政府和少数利益集团，大多数菲律宾——从民间到官方，不管来自哪个阶层，不管其个人利益是否有因为中国人的流入而受到伤害，都普遍对中国博彩人员的存在持有较为负面的认知。这种负面认知，既因为误解，也因为菲律宾社会长期积累的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因此，当中国想要与菲律宾加强“一带一路”合作，但是作为“一带一路”副产品的中国新移民，可能构成了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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