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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8岁时,父亲带我去县城拍的照片。
我这人不算勤快,小时候尤其贪玩,但由于父亲常年不在家,我只能像个小大人一样跟着母亲去生产队干农活。冬天到大田里翻地、整平;春天到山坡上挖坑、种树;夏秋农忙季节帮着收庄稼、打场,上学路上我都背着个筐,沿路捡粪作肥料。
记得小学四年级参加麦收,我因为干活积极被生产队记了4工分,那会儿一个成年男劳力也才8工分。因为农活干得好经常被夸,我在种地这件事上找到了一种特别的价值感。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农村还在搞人民公社,学大寨,整天热热闹闹,乱乱哄哄的。学校对学习也不是特别重视,三天两头组织我们去参加劳动。有次劳动回来,班主任看着我满头大汗,就夸我“姜铭涛,你真是生产队长的好料子啊!”
后来我在美国农场里开着拖拉机干活的时候,一想到这儿就乐。我这不就是如老师当年所愿,当上生产队长了么?
1977年,国家开始恢复高考,有一天我正在生产队的地里劳动,忽然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在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恍惚记得说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农、兵等都可以自愿报名,择优录取”什么的。同年冬天,乳山县要组建一个冲刺高考的重点班,我因为成绩好被选上了。
班里都是全县各个中学选拔上来的尖子生,第一次上英语课,有个县城的女同学上来就用英语来了个自我介绍,说“My name is XXX, I love 北京天安门!”什么的,说实话我根本不懂,但听着朗朗上口,羡慕得不得了。那时候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乡下孩子就是想学也没那条件。